10三国风云人物正解-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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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意识下的悲剧(1)
无视本分亡于“超前意识”——中国传统意识下的悲剧
魏延人格的悲剧所在。魏延武艺高强、作战勇猛又富有谋略,他是三国时期难得的人才。一员大将未死于敌人的刀枪下,却屈死于已故上司的残害,实在是一种悲剧。魏延的悲剧既属于他个人,又属于他的民族。
这个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祖先曾经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圈子中制定了尽善尽美的规章法典,每一层人都有与自己的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规范。这样的社会风平浪静,一派和谐,未来的千秋子孙要想保持这种美好和谐的秩序,只要去在已严密成型的规范系统中找寻适于自己身份的部分,努力循规蹈矩就足够了。那些想凭自己的思考去行动的人,必然是对规范系统的挑战,是对他人身份利益的侵害,因而是对和谐秩序的破坏。这是极端的大逆不道,必然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在这个民族里,人们少想问题、少思考、安守本分,就能保证过上太平、舒服的日子,那些爱提意见、喜欢吵吵嚷嚷的人,实在是人心难测!
社会存在不同的集团,但人们要参加哪一集团,应该只作一次性选择,否则,今天属这家,明天投那家,这岂不反复无常吗?“忠臣不事二主”,由此推来,事二主的不是忠臣。比如魏延,昨天从蔡瑁手下投了韩玄,今天杀了韩玄来投刘备,敢保你明天不杀了我孔明去投曹操?本来,人们应该办事稳妥,“事需三思而后行”,但魏延办事无所顾忌,他雷厉风行,想到做到,这种风格实在有悖民族精神,包含有危险的因素。一个勇猛的武将,不能有独立人格,不能雷厉风行,否则,他就是没准的“定时炸弹”,将其迅速排除,是领导人保证自身安全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保险、稳妥是干事业和做人的首要准则,也是衡量人才是否可用的首位准则。
社会集团内部分为为君的人和为臣的人,他们之间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其关系的核心是“君为臣纲”,为君的可以对为臣的随心所欲,掌握其生杀予夺之权;而为臣的人在领导的意志面前,不能存有自己的人格独立性,他应该按照领导人的所想去行动,甚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一种君臣关系的规范保证了双方关系的永恒和谐,避免了双方有可能发生的一切矛盾冲突和是非纠纷,解决了社会关系的一大难题,足显民族意识的独到之处。根据这一独到的意识观念,孔明可以嘲笑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建议说: “汝欺中原无好人物!”可以对身边的人没有根据地散布魏延“久后必反”、“素有反相”等坏话,甚至可以当着魏延的面说他“脑后有反骨”,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尽管这样,但孔明的言辞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因为这是领导应该享有的权力。魏延是为臣的人,他本应该尊重领导人的上述权力,平时就在孔明面前抱恭敬卑谦之心,示俯首听令之意。但他对孔明的指挥不是怏怏不乐,就是满腹狐疑,似乎自己比领导人还要高明。他越出为臣的本分,对上司提意见、消极对抗,这不是一种反叛情绪么?炎黄子孙的血管中不能有一滴反叛的热血!维护祖宗血脉的纯洁性是每一位民族志士的责任。
中国传统意识下的悲剧(2)
魏延在前线听知孔明已死、大军将由杨仪率领撤退回国的安排后,对尚书费祎说: “丞相虽亡,吾今现在……我自率大军攻司马懿,务要成功,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第一百四回)他认为应当由杨仪扶孔明灵柩回川安葬,大军由他率领继续伐魏。魏延竟想把丞相和国家分开看待,似乎丞相死了,国家的事业还要继续发展。他毛遂自荐,情愿自掌兵权,大概想改弦更张,大显身手,完成领导人的未竟事业。他的观念非但没有古老的民族精神为基础,反倒与这种精神相抵触。两种观念的碰撞,胜利的一方必然要求对方付出人身代价,以此向社会和历史昭示自己神圣不可侵犯。
孔明要公开杀掉魏延,魏延应该伸首就刃才皆大欢喜。魏延即使不是一个俯首就命的人,那也无碍于事。尽管魏延智勇兼备,以一个死孔明对付一个活魏延还是绰绰有余的,因为孔明是领导人,在他们生存的这片古老的山河上,身后影响深远。
第一,是非判定的权威性。比如,当魏延从前线表奏杨仪造反时,朝中吴太后就断言: “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杨仪等造反,未可轻信。”领导人的是非观念已造成了众人的思维定势,孔明常向众人说魏延的坏话,到危急关头,谁还能相信魏延呢?
第二,“临终嘱咐”的神圣性。杨仪在向后主的奏表中写道: “丞相临终,将大事委于臣,依照旧制,不敢变更”,“今魏延不尊丞相遗语,……”杨仪的表奏在朝廷赢得了更多的人心,因为他声明自己是在谨守丞相的“临终嘱咐”去行事。同时,马岱已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假装支持魏延,潜伏于其身旁,准备等待时机,斩杀魏延。在与杨仪的较量中,魏延在客观形势上已处于明显的下风。
第三,指定接班人的正统性。杨仪表奏一到,蒋琬就认为,杨仪“为丞相办事多时,今丞相临终,委以大事,绝非背反之人”。董允亦认为,杨仪“为丞相所任用,必不背反”。(均见第一百五回)魏延在前线曾向费祎提出要替代杨仪掌握兵权,率军继续伐魏,这公开违背领导人生前的人事安排。费祎一回朝廷就向后主面奏了魏延的反情,因为凡是不是领导人生前指定的人,绝非正统接班人;凡是这种人掌权,就是在造反作乱。正是由于这“两个凡是”,魏延的军队被煽动逃散,他的行为无人支持,他被马岱斩杀后人们心安理得。
魏延死了,一个争取个性独立的人格被绞杀了。历史在敬告后代: 每一位炎黄子孙都应该安守本分,老老实实地做人。
中国传统意识下的悲剧(3)
附: 《给魏延的一封劝告信》
笔者早年看到过一册手抄本的《读史札记》,为作者近年所作,不知什么原因,他竟不愿发表。《札记》有一小节是《给魏延的一封劝告信》。谨将内容摘引如下:
魏延老兄:
看了《三国演义》,我知道了三国有你这样一个特别的人物,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觉得孔明安排人杀掉你是正确的。如此直言请你不要过分计较。其实,看了《三国演义》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我只不过像老兄一样直爽罢了。
我非常敬佩你的才干,掩卷一想,你终被死人杀掉,不免有些遗憾之处,惆怅之心,一吐为快。你若当初能按我的劝告去办,虽不敢保证高官厚禄,飞黄腾达,总不至于被自己的领导人所杀。
为什么经常要给领导提意见呢?你不该有那么多的意见。人家分配任务时,你去时只需带上耳朵,洗耳恭听,听时最好把头略低一下,表示俯首听命,但也不要低得太多,以防人家认为你没有注意或打瞌睡怎么的,听完之后就努力去办,以你的才能,我想没有拿不下的任务。干完工作后,就去睡觉、喝酒,这样消磨时间还不好吗?汇报工作时,你千万不要说自己如何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任务,要有意把困难说大一些,这样,人们就会认为你善于克服困难,工作认真。
你为什么那么爱出风头?其实,风尾比风头好,处个中间位置最好。也许你争风头是为了逞能,人的能力算个啥?最主要的是要拍马屁,这方面你有能力么?有能就逞,没有也就别逞能。也许你出风头是要争功劳,常见你不被安排到头功的位置而怨恨,但要功劳有啥用?有功的还不如无功的。你不看人家杨仪,平时不打仗,只在领导面前工作,一夜之间,成三军总帅。
你有时有一些自觉高明的作战计划,不提出来总感内疚,我完全能理解这种心情。但我想,你最好不要自己去提,领导对你的印象并不好,你提出来必然受不到重视,反而让人对你增加误会,你最好让马谡、姜维等人去提,领导器重他们,必然重视他们提出的方案。这些意见即使被采纳以后,你也不能说它们是由你提出来的,你该对人说领导是如何英明等等,以争取领导对你逐渐产生好感。
当看到你对费祎说要让杨仪扶回孔明灵柩,你要自掌兵权继续伐魏的情节时,我吃了一大惊。这是为臣的本分吗?丞相死了,那么聪明一世的人自然不会临死糊涂误事,一切大事无疑会安排就绪,用得着你去参与干扰吗?而且,你要接掌丞相兵权,这不是把自己摆在丞相之上作安排吗?太妄自尊大了!你的身份是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你当时应该说,领导的安排是如何合理,你要誓死捍卫等等。你认为你可以作三军统帅,但我总觉得你不太成熟。噢,成熟是什么,你恐怕不清楚,我也一时说不清,一句话,就是要搞好和同事的关系,尤其是和领导的关系。你扪心想想,自己这方面到底如何?
上面的劝告不知是否能办到?其实,你还有另外两种解脱办法: 第一,大胆地去投靠曹魏,若曹操的用人风格尚存,魏国必能对你重用,使你施展平生之抱负,何必要在孔明手下受那些窝囊气!人家给你穿小鞋,散布流言蜚语,还不准你有怨言。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韩信不是从项羽手下跑到刘邦手下才功成名就吗?第二,如果你对刘备的感情犹存,或者对自己参与开创的蜀国事业忠贞不二,那你在立了大功之后可以急流勇退。你当然不到告老还乡的年龄,但你可以说你的脚趾有毛病,或胃里不舒服怎么的,然后告病离职,交出兵权后就去游山玩水。你可能认为这样屈了你的才气,其实,这没什么了不得,有才气的人自古很多,受屈受害的情况多的是,即使没有你们这样有才气的人,社会也照样存在,地球照样转动。
忠言逆耳 ,老兄自当鉴察。
《札记》的作者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为魏延设计了适应外部环境的理想人格。按照这样的设计,魏延无疑会成为一个上下相得、平步青云的人物,然而,魏延却失去了他性格直率、敢说敢干、敢于作为的个性,成了一个唯唯诺诺、逢迎上司和看风使舵的人物。果真如此,魏延就不会是一个大刀阔斧、成长迅速、战功卓著的战将了。而且,从他一生的成长过程看,没有他特有的个性和意识,他早会在襄阳殉命于蔡瑁,或者后来老死韩玄麾下,终不会大作为于天下,故而不会有历史上的魏延。
避免这种二难悲剧的要害在于,一世精明的孔明应该胸心开阔,以全新的眼光看待魏延。应该有容才之量。有个性的人难于驾驭,但往往大有作为,领导者用人艺术的高超之处正在于能够统驭有棱角的人才。在政治与领导活动中,“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默默以亡。(见《史记·商君列传》)领导者应该识辨人才,爱护和珍惜人才,这于人、于己、于国都是弊少利多的大好事。
大象逐中的制胜秘笈
《三国演义》描绘了各政治集团间的相互斗争,展现了各集团领导人对各种复杂情况的思考、判断、分析和处理,通过军事斗争的胜败得失向人们提供了许多合理而恰当的领导方法。我们这里暂且探讨其中的若干方面。
全局观与决策法
在天下大乱的社会环境中,如何能使自己的政治集团生存下来,并保证消灭敌人、迅速发展,这需要有正确的战略决策。吕布集团没有战略决策,军事目标不定,到处树敌,结果在短时间内被剿灭;袁术、袁绍集团战略决策错误,结果均使强大的军事集团迅速崩溃。
曹操有三次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第一次,十八路诸侯联盟解体后,他在山东一带养成势力,遂接受了荀彧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出兵洛阳“保驾”。在许多集团都有“保驾”可能性的情况下,曹操捷足先登,抢先占有了这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其决策的战略意图甚为高远。第二次,操入洛阳保驾天子后,他接受了董昭关于移驾许都的建议,这样,既占有了北方的战略要地,获得了向北发展的有利条件,又摆脱了古都的政治羁绊,把皇帝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加强了第一条决策的有效性。第三次,当曹操击败袁术后,他面临张绣、吕布、袁绍的威胁,而袁绍势力尤其强大,这时,谋士郭嘉向操提出“十胜十败”之说,曹操于是决定以袁绍为主要敌人,决定除掉吕布后北克袁绍,这一军事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