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利益-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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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而对这样的所谓“公证书”，该公证处主任李某竟大笔一挥，就以公文的名义，交给了李将。
李将有了这份“公证书”便回头找到法院某领导，原先曾出面帮助维护过史英俊家那窑苹果的法院法警队负责人后来悄悄对史英俊说他再“无能为力”了，原因就在此处。李将为了“合法”地把史英俊家的６万斤苹果从土窑里拿走的目的，又通过精心策划，找出了一个可以将史英俊“逮”起来的“理由”：史英俊不是贷了信用社的钱吗？好，那就让他马上还！还不出就拘留他。在一切“计划”安排妥当后，李将找到法院政工科，亮出了包括那份强制执行”的假公证书等材料，法院政工科的人一看“手续齐全”，便出具了一份以“拒不还贷”为由将史英俊“逮”起来的拘留执行书。
李将抖着两份执行书，得意忘形地对同伙说：“在夏县这块地盘上，还没有我李将办不成的事。那个姓史的他太不自量力了。几车烂果子他都不愿脱手。好，现在看我李爷怎么治他！“
这就有了后来史英俊被拘留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地方。他在被拘留的第二天，即２月８上午约９点半左右，李将和杨东海叫上两名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挎着冲锋枪，开着两辆大卡车，导演了一场惨无人道的“鬼子进村”般的惊天丑剧。
据当地村民和史英俊妻子史龙麦描述：那天杨东海和李将可是大出了风头——其实在杨东海和李将眼里，这样的阵势是“小菜一碟”，他们到哪儿不是警车开道，武警压阵！可史英俊所在村的老乡们都是安分守己的普通庶民百姓，谁也没有想过或者见过自己的政府执法机关竟然会用如此的阵势冲着史英俊这样靠双手致富的“大户”而来：
“让开让开，谁挡道我就铐谁！快让开！”身着公安制服的李将半个身子坐在车内，半个身子探出车门，手里高高地举着亮铮铮的铁铐，直着脖子，朝站在道路两边的村民威胁着。
警车到了史英俊家的土窑前，杨东海拿出一副执法者神气劲儿，对守护在土窑前的史英俊妻子史龙麦宣读了那份所谓的“强制执行书”，然后命令道：“把果库的钥匙交出来！”
“这果库是我家的，凭什么要把钥匙交给你们？”史妻反问。
“你找死啊？我今天既然来了，就是要腾空你家这个窑洞的。少嗦，快把钥匙交出来！”
“我干嘛要把自己家的钥匙给你们？再说钥匙也不在我的手上。”史妻说。
“在哪儿？”
“在我家掌柜那儿。”史妻说的是在她家男人手上。
“胡说，你家男人史英俊我问过，他说钥匙在你手里。快拿出来！”杨东海使了个套。
史英俊老婆也不傻，就是不给。“我没有钥匙。有也不给你们。凭什么给你们？”
李将已经从村上叫了不少前来帮他们的群众。而杨东海觉得自己堂堂一个法院执行庭长，竟然在那么多人面前不能制服一个乡下婆姨，便从身边的武警手中抢过冲锋枪，对着史妻老羞成怒地吼道：“你到底交不交钥匙？再不交我就用枪打死你！”
史妻嚎哭起来，用身子顶着杨东海的枪口，作着最后的选择：“你开枪吧！打呀！打死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吧！打呀……”
杨东海先是一愣，继而更加变本加厉地挥动手中的枪托，猛地朝史妻的头上击去。
“啊——”史妻一声尖叫后，应声倒下。那额上鲜血直淌……
“妈！妈——！”站在一旁的史英俊的大儿子史红科再也无法忍受这等惨状，一头冲杨东海撞去。
失去人性的杨东海一面用枪口对着史红科，一面向李将等人高喊。
这时，早已看不下去的村民们见此情景，群起相助，他们挡着李将等人，拉起史红科逃到了村里。
“没有钥匙怕什么？给我把门砸了！砸！”杨东海走到史英俊家的土窑口，亲自动手砸起了那道铁门，然后让两名武警在窑洞门口持着枪左右把守在那儿。
李将便指挥雇来的村民们进窑搬果子。可转头一看，发现人都跑了。
“妈的，这是怎么回事？”李将气急败坏道。
“我们不干了，你们这是抢东西！丧天良的事我们不干——！”那些离他们而去的村民回头冲他高喊。
“笨蛋！到外村去雇人！”杨东海出主意道。
就这样，在杨东海和李将一手指挥下，经过长达３个多小时的武装抢夺，史英俊家果库里的全部果子被洗劫一空。
１１日晚，被非法拘留了７天７夜的史英俊终于回到了家。他落脚村头的第一件事便是直奔窑洞想看看自己的果子还在不在，这是他史英俊的命根子，也是他全家的命根子。
可是当他走到土窑前，双腿再也挪动不了一下：那扇他花了６００多元钱装制的防盗门，已扭曲不堪的掉落在一边，六七十米长的窑洞内空荡荡一眼可见底，只有几个残留的塑料袋在地面上懒洋洋地飘拂着……
“老天爷呀——！这是什么世道？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呀？”蒙耻多日的史英俊再也无法克制心头的悲愤，忍不住老泪纵横地对天长嚎。
“娃儿他妈？你怎么啦？是我呀，我回来啦！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啊，你说话呀！”回到家，史英俊更觉得天旋地转。妻子满头绑着白纱布，躺在那儿两眼痴呆呆地看着他就是不说话，连这个他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老伴都认不出了。
“爸，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呀？你倒给我们说明白……”孩子们见了遍体鳞伤的父亲，一齐扑到他身边，哭诉着，追问着。
史英俊双手将孩子们揽到怀里，悲忿交加地发誓道：“我要告他们！就是告一辈子也要告！”
于是，后来便有了他的那卷让多少人看了忍不住凄然落泪的状子——一封洋洋万言的“我靠政策辛劳致富何罪之有”的激扬文字。
几年后，当我来到夏县重新从纪委的档案室找出这份滴满血泪的状纸时，读着仍难以抑制心头的悲愤。更使我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像李将、杨东海这样已经完全变成欺压人民群众黑势力的人，竟然在史英俊长达３年多的上访中，地、省各级领导划了无数圈圈，指示“一定要严惩不贷”的一次次查处中，依然能够依仗“关系网”和以恶压善的手段，使自己平安无事。不仅如此，还因为每一次查处都是这样的结果，李将、杨东海等人事后丝毫没有收敛，相反更变本加厉地向那些主持正义的县人大、县纪委的查案人员发难。在梁雨润接手处理此案之前，县人大、县政法委等单位也曾两次专门召开县公、检、法三长联席会议，要求“专题研究，限时查处”，然而由于李将、杨东海等黑势力的猖獗极甚，查来查去，最后还是没了下文。县上的人都知道“史英俊苹果案”是个“马蜂窝”，谁碰谁就会撞一身霉灰。
史英俊是一介平民百姓，他的本领便是靠双手勤劳致富，养活全家老小，面对这样的恶势力，他所能做的便是一次次明知没有结果的上访和告状。从１９９６年初到１９９８年梁雨润出任夏县委书记后接手他的案子，近３年时间里，他数不清跑了多少次运城地委和山西省委，光打印的申诉和告状材料就花费数千元。为了打赢这场官司，找回一个依靠党的致富政策富起来的农民的尊严，他不惜卖掉了家中的吉普车、四轮车和摩托车。妻子的神经病他顾不上帮助治疗，女儿因为没钱交学费而失学，大儿子送不起彩礼娶不到媳妇，面对出事前与出事后差别如天上地下的两重家境，史英俊无时不是以泪洗面。特别是上访和告状的经历，几度使这位年过半百的农民有过一死了事的念头。然而每当他坚持不下去想要一了百了的时候，他总是告诉自己，要相信自己是在听邓小平的话、是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教导下靠勤劳致富的农民，不该受到如此不公，终有一天笼罩在自己头顶的乌云会消散。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他才一步又一步地走下去。
人祸使这个原本远近闻名的致富大户濒临家破人亡之境，信念又使这位庄稼汉日日夜夜在期待党的阳光与温暖重新照耀到他的身上。所以，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８日这一天，史英俊听村里人说如今县里新来了一位能够为百姓撑腰的梁书记，便顾不上吃午饭，跌跌撞撞地赶到县城，找到了县纪委，找到了梁雨润。
“简直是一帮土匪！哪还有点人民的公务员和我们共产党的执法者的形象！”梁雨润听完史英俊的诉述，拍案大怒。
这位同是农民出身的年轻的共产党干部，对农民具有特殊的感情。在运城采访结束时，我特意提出希望追追他的“根”。梁雨润当时很快答应了。那天是星期天，他正在上大学的女儿也在家，还有在当地学校当老师的梁雨润夫人，我们一行几人来到离运城市七八十公里之外的梁雨润的家乡芮城去参观。
恕我过去对祖国的“母亲河”——黄河了解太少，或者真心地说我这个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人因为十几年来一直听媒体在说每年“母亲河”时不时要断流的消息，以致怎么也提不起对黄河的那种特殊感情。因为我的家就在长江岸边，从小看到的长江宽达十几里路的滔滔江面，望不到对岸。历史上的文人墨客为黄河写了那么多壮美的诗词歌赋，并将这么一条常常断流的、在我看来与长江相比只能是条小河沟的河誉为“母亲河”，我心底不服——为我的母亲河长江而不服。
但从运城出发越过巍峨的中条山，来到梁雨润的出生地，我才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黄河，从此也对黄河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认识。
梁雨润与我同岁，只比我大几个月。但我不曾想到我的这位同龄人与我童年环境却有着天壤之别。我出生在长江边的一座历史名城，虽然城市不大，但却在三千年前就有了漂亮的城郭，孔夫子时代，我的出生地就有了“江南第一才子”言子先生，此人也是孔子惟一的江南弟子。我还知道在两千多年前我们那儿就是吴国都城了，从此姑苏名扬天下。我还知道就是我那个在长江边的祖籍宅居，在两百年前被“长毛”——太平天国的义士们烧过，之后还曾被军阀土匪和日本侵略者烧过。但三次大火之后我们的何氏宅居从未断过炊烟，相反越烧越兴旺。我从小看到的是“晨听茶馆声，夜闻江水拍”的江南之景。我企图追索过祖先的足迹，但后来发现他们都太皇族化和洋化了——有在唐明两朝为皇亲国戚的，有上世纪初就在美利坚和日本国当了议员、教授的……这就是我小时候所听到和看到的。
但作为本文主人公的这位同龄人在与我相同年龄段时则是另一番天地了。
那天我们到他老家去时，梁雨润的老父亲和老母亲都在家，二老身体还挺硬朗，听说我要了解他儿子的“身世”，便愉快地带我到了梁雨润的“生身地”。
这不是黄河么！大约在梁雨润父母现住所的两三百米之外，我忽然被脚下的一条弯曲的大河所惊骇。
是。梁雨润给我介绍，说他从小就在这黄河边长大。因为那时人们都很穷，尤其是像他这样属于“库区”的农民们，没有好地，只能靠河维持生存。在高高的黄土坡上俯瞰弯曲蜿蜒的黄河，会看到河的两边是宽宽的滩床，这些滩床现在已经绿荫成行，田地成方。梁雨润的母亲告诉我，他们那一辈就是从紧靠河床的土窑里出生的。到了梁雨润他们这一代，他们的“家”就从紧靠河岸的土窑往上搬了二三百米，但还是属于黄河的滩岸，还是清一色的土窑。从高坡下到十几米的岸滩上，在这里我看到了参差不齐地挖掘在岸崖上的一排土窑洞。从残留的油灯及墙上的张贴画可以看出，这里的主人离开这儿的时间并不长久。
“润儿是在这个窑洞里出生的。”梁雨润的母亲指着那三个窑洞之中的一个，颇为自豪地给我介绍。
“润儿应该在这儿生活了十几年吧？是我带乡亲们破除旧观念，首先从河滩的窑洞里搬到了岸头的平原。”曾是村长的老父亲情不自禁地抚摸起那条土炕，久久没有缩回手，似乎还在感受土炕上的那丝微温。
这时我的同龄人也走进了这个给予他生命的土窑。梁雨润在里面端详着每一块黄土，仿佛要寻找昨天刻在土墙上的计算每年交学费的小账。他告诉我，当年为了从这个土窑走出去上学，他每天放学后背着竹筐，下到河滩，然后用嫩弱的肩膀，一筐一筐地将黄沙背到２００米高的半岸处——自己家窑洞口，等背到可以装几车时，再将沙背到岸头，然后用小拉车拉到十多里远的县城，卖给那些需要黄沙的建筑单位。每拉１０００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