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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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集刊》第8辑。，但周氏兄弟认为“红粉佳人”一词不是写幼女少女所用，一般只指“闺中少妇”，所以还是指宝钗吻合诗意。
朱淡文在《吟红后笺——读明义题红楼梦组诗札记》中，全面支持周汝昌的观点，并发挥说：“从总体看来，组诗所反映的旧稿后半部内容虽不很具体，但大致轮廓却已显现。透过明义组诗探视后半部的情节，似宝钗先嫁宝玉，黛玉因之抑郁夭亡。不久贾府因政治原因被抄没，宝玉落魄，群芳飘零，宝钗被迫改嫁，金玉姻缘彻底离散。‘惭愧当年石季伦’至组诗结束方才咏及，可见旧稿以贾府被抄为最后高潮，黛玉病逝及二宝成婚均在贾府抄没之前，金玉结褵更在黛玉病逝之前。”朱淡文：《吟红后笺》，载《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1辑。吴世昌的看法更为明确，他认为明义看到的是《红楼梦》初稿，故事情节的安排与今本有很大不同吴世昌：《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如这些推断不误，那末早在程、高补作问世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全壁”，并不如后人所慨叹的“神龙无尾”，而且前八十回的情节与现在我们见到的在大同中也有大异。组诗不涉及王熙凤，只字不提史湘云，也是大可诧异之处。但这个“初稿”或“旧稿”后来哪里去了？明义在组诗的小序里说“其书未传”：谁“未传”？雪芹不想传，还是传而“迷失”了？情节方面的不同，是后人误改还是雪芹自己的改笔？如前所说，研究者中也有人认为组诗的最后四首未越出前八十回的内容。那么，到底如何解释明义这二十首诗？确实是红学中的一谜。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公案—三个死结
红学研究中有三个死结：一是脂砚何人；二是芹系谁子；三为续书作者。
脂砚斋这个人，对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意义、价值、重要性，治红学的人莫不深知。他的名字直接写入甲戌本，早期抄本一律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曹雪芹写，他评，而且一评再评，三评四评；甲戌、靖本第一回批语中，将他与雪芹并提，称“一芹一脂”和“一脂一芹”。但脂砚何人？无论说是叔父也好，舅父也好，曹也好，棠村也好，曹雪芹自己也好，史湘云也好，都不过是一种猜测，而且是证据并不充分的猜测，不仅在研究者中间达不成一致，更主要的是每一种立说本身就没有实证的支持。畸笏叟也是这样。因为脂砚斋找不到归属，畸笏也相应探考无从，两位批者是连带的。
曹雪芹是谁的儿子问题，自胡适提出系曹之子以后，一度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但后来动摇了，因为胡适立此说完全建立在无证枉说的基础上，依凭的是逻辑推论——既然继曹寅织造位的曹颙短命早夭，由过继的曹接替，自然雪芹就是曹之子了。认为雪芹是曹颙遗腹子的说法，在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中也颇流行，但同样缺乏实证。而且需要解决一个矛盾，即必须证明曹天祐和曹雪芹是一个人。雪芹名曹霑，与曹天祐在名字上不无关合之处，王利器即举出《诗经·小雅·谷风·信南山》“上天同云，雨雪雾雾，益之以霡霖，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然我百谷……曾孙寿考，受天之祐”，证明两者“义取相应”。但大部分诗经版本此诗的“祐”字都作“祜”字，郑玄笺也说：“祜，福也。”只有“明监本”、“毛本”、“闽本”的“祜”误作“祐”。因此还须证明曹家人看到的《诗经》只能是作“祐”的本子，真是麻烦之至。而且《五庆堂曹氏宗谱》列曹天祐为十五世，注明“颙子，官州同”。如果曹雪芹即曹天祐，能够“官州同”，他何必“举家食粥”呢？显然此说的障碍也不少。
总之曹雪芹是谁的儿子，是一个根本未获解决的问题。
续书作者也类似，原来认为是高鹗，后来梦稿本出世，高续说土崩瓦解。其实，程伟元和高鹗在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序言中说的话原很明确，他们只是在搜罗到的“漶漫不可收拾”的后四十回的基础上，“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在撒谎。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六《赠高兰墅鹗同年》诗的题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也只是说“补”而已，完全可以理解为是“补”齐的意思。所谓高鹗续作《红楼梦》后四十回，实在没有多少根据。但究竟是谁作的？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还不知道；或者说，这个问题的解决，现在条件尚未成熟。
所以我说这是三个死结。从已经知道的材料来看，无论从哪个角度立说，对材料做怎样的分析，都无法对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这三个问题，做出确切的答案。除非发现新的材料，否则这三个死结就将继续结下去，谁都休想解开。“解”《红楼梦》之“味”，自非易事，作者已叹“解味”无人；解红学之谜、红学之结，难度也很大，至少不亚于“蜀道之难”——也许这正是红学的魔力和魅力之所在？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食尽鸟投林”（1）
我在本书第二章谈到《红楼梦》研究已成为当代显学的时候，曾提到研究《红楼梦》的专刊《红楼梦学刊》是我参加创办的一本刊物，现在已经出版五十辑了，这可是当初我们创办时不曾想到的。当时只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本刊物，因此想到就做，有各方面的支持，居然办成了。至于能出多久，可以说毫无奢望，心里想如果坚持五年，就蛮不错了。谁知道一出就是十二年，而且看样子，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出下去。
这要归功于《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的编辑同志和海内外广大的作者和读者。但还必须有作者撰稿，读者阅读，这三方面统一起来，才能办好刊物。学刊开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期印行八万五千册。后来虽有所减少，有好几年也大都在万册左右摆动。直到最近，稳定订户仍不少于七千。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一本纯学术的专学刊物，十几年来一直保持这么多读者，说是奇迹，也不为过。当然由此可以看出红学的魔力。我在当时撰写的创刊词里曾说：“创办本刊的目的，就是为专业的和业余的《红楼梦》研究者提供一个园地，通过彼此交流，互相切磋，共同探讨，提高《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水平。”事过十二年，出版五十期，发表了一千二百多万字的各类红学文章，创刊词阐述的学术目标，应该说大体上已经达到了。创刊词中还提出：“提倡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的民主学风，提倡不同学派观点相互争鸣”，以及“反对说空话，提倡朴实、生动的文风”，这些切合当时情况的学术旨趣，在刊物中也得到了体现。八十年代前半期红学的繁荣和发展，《红楼梦学刊》实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应是不争之事实。
但八十年代后，特别是近两年，红学热已开始冷却；不独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的红学研究，也大大降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红学的学科特点有关。红学之所以成为红学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红学索隐和红学考证两大派别有不可没之功。但索隐也好，考证也好，受客观材料的限制，到一定时期就会到达一个极限。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本来米就是《红楼梦》这部著作本身，随各路厨子去烧饭好了。红学小说批评就是这样做的。只要《红楼梦》在，小说批评就不会断炊。红学索隐和红学考证不然，它需要到作品之外去找米，这便有了局限。因为买米下锅总是不可靠的。临时买有个买到买不到的问题，即使买到能否放在《红楼梦》研究的锅里煮成可吃的熟饭，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看近百年来有多少索隐和考证煮成的红学饭，只能看看，而不能下咽充饥。可是没有红学索隐和红学考证，只小说批评一家独占鳌头，“红楼宴”虽然可以摆成，肯赏光的宾客则大为减少。
蔡元培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尤对出仕清朝的汉族诸名士寓痛惜之意。这说得不一定正确，但发人深思，使我们感到有趣。何况细按书中情节，有些描写的确有反满思想的流露。这说明至少蔡元培的研究思路值得重视。胡适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家世史，贾政就是曹，贾宝玉就是曹雪芹，只能用考证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索隐无疑于猜笨谜。这说得也有偏颇，但他发掘出一大堆关于曹家的材料，又有带脂批的乾隆抄本为佐证，求之《红楼梦》本文，也不无暗合之处。考证打开的红学思路，其意义更不能小视。红学三派，每一个派别都从作品中打开一个世界。只不过小说批评所打开的世界是文学的，不一定引起人文学界的普遍关注。索隐和考证所打开的世界，则包括文献的和历史的、政治的因素，方法学的意义也更普遍，因此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献学等各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都想在红学领域一试身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提出红学具有超学科的特点，同时也是小小一红学自本世纪初以来何以吸引那么多我国第一流的文史学者跻身其中的缘故。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食尽鸟投林”（2）
俞平伯先生说：“红学之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性质之认识。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之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②《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又说：“既关于史迹，探之索之考辨之也宜，即称之为学亦无忝焉。所谓中含实义是也。”②俞平伯先生这两段话见于他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1978年初稿，1986年改定，是晚年之作，经过沉淀的思想，文短而分量甚重。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怎样评价索隐和考证在红学成为红学并获得真实含义的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至于对这两个红学派别本身如何评价又是另一回事。
如今红学自王、蔡、胡以师儒身份大谈红楼，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秦可卿给凤姐托梦，说“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差堪比拟。红学的地位曾经很显赫过，有几次竟成为学术界注目的中心，甚至引起全国性的波澜。但现在最能体现红学特殊树义的两个红学派别，索隐派终结了，考证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都变成了死结。曹雪芹是谁的儿子？不知道。胡适说是曹，但没有证据。我们说不是，也没有证据。只能严守圣人遗训，说不知道。脂砚斋是谁？不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是谁写的？不知道。而这三个问题，对考证派红学来说，实在至关重要，都是最起码需要解决的问题。连起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都索解无从，未免太让研究者泄气。索隐的出发点往往很庄严，以《红楼梦》寄托家国之思，令人肃然起敬。但具体分解起来，又收获甚微。说来说去逃不出尽人皆知的那几条例证。偶然有人提出新说，但一查，不对了，原来是前人已经说过的旧说。时至今日，无论索隐还是考证，要想前进一步，有所突破，已经难上加难。当然不排除还会有新材料的发现。但在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的困局难以改变。敦煌学也由于已发现的材料处理到一定程度，再前进，感到步履维艰。而随着汉简的大批面世，一门新的学科——简牍之学，已在悄然兴起。
梁启超论学术思潮的演变，把学术思潮区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阶段，并用佛家生、住、异、灭四分流转相作比照。他说启蒙期是“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其特点是：“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梁启超论清学吏二种》（朱维铮校注），第2页至第3页。下引任公先生语同此．不复注。比之红学，本世纪初胡适向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宣战，实与之相仿佛。因此当时的红学可看做是处于启蒙期的红学。
学术思潮处于全盛期的特点，梁启超做了如下概括：“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伏熠，不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