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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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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篇批语,另在卷首和书后有序、读法和总录,摹仿金圣叹批《水浒》的格式甚为明显。他认为《红楼梦》的写作,“是因忠臣义士身受仁主恩泽,唯遇奸逆当道—,谗佞夺位,上不能事主尽忠,下不能济民行义,无奈之余写下这部书”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2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诚然不得要领,但批语中探微入妙,会心独得处比比皆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领悟,常常高出其他评点家之上。下面让我们看几段批语的原文:    
    这部书写宝钗、袭人,全用暗中抨击之法。粗略看去,她们都像极好忠实的人,仔细想来却是恶极残极。这同当今一些深奸细诈之徒,嘴上说好话,见人和颜悦色,但行为特别险恶而又不被觉察,是一样的。作者对此深恶痛绝,特地以宝钗、袭人为例写出,指斥为妇人之举。    
    文章中的褒贬不在话多,有时仅有一两字就可以交代清楚。薛宝钗是在林黛玉之后来的,见宝、黛二人情意深厚,便千方百计僭夺宝、黛之盟。上对贾母、王夫人谄谀备至,下对仆妇丫鬟笼络讨好。因为妒嫉宝玉对黛玉的爱情,她费尽心机,故意要赏鉴那块玉,笑脸看着婢女,让婢女说出同自己金锁上的话是一对儿。写这等情节,令人不觉出她的奸诈狡猾,回目上也只写“巧合”二字,就这样却淋漓尽致地揭出了她是何等奸狡。如不仔细读,人又怎能得知。有人说,说宝钗的心地行为如此,总该是冤枉的。我说,如果那样,宝钗之来是等待宫选的,这时为何一字不提此事了?凭宝钗这等才德容貌,难道还不能入选么?这是何人捣鬼?读者为何不察?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37页。    
    这是第五回的一段批悟,集中评论的是宝钗和袭人。从今天的观点看,也许会认为哈斯宝对宝钗评得太苛刻,不够雍容大度,但不能不承认,他的评是从作品实际出发的,还是捕捉到了宝钗性格的某一方面的特征。他在探究人物的写法时,进一步阐述道:    
    全书那许多人写起来都容易,唯独宝钗写起来最难。因而读此书,看那许多人的故事都容易,唯独看宝钗的故事最难。大体上,写那许多人都用直笔,好的真好,坏的真坏。只有宝钗,不是那样写的。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反复看去,全是坏,压根儿没有什么好。一再反复,看出她全坏,一无好处,这不容易。但我又说,看出全好的宝钗全坏还算容易,把全坏的宝钗写得全好便最难。读她的话语,看她行径,真是句句步步都像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却终究逃不脱被人指为最奸最诈的人,这又因什么?史臣执法,《纲目》臧否全在笔墨之外,便是如此。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129页。    
    还有《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之后,宝钗和黛玉突然和好,红学家们对此有各种解释。哈斯宝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宝钗和黛玉并没有和好,理由是:    
    不明内情的人以为本回里钗黛已经和好,  岂知在这一回里钗黛已经走到裂痕难缝的地步。何以见得?若没有本回钗黛和好,黛犹往日之黛,钗犹往日之钗。黛若是往日之黛,宝钗的狡计就无从施起;钗若是往日之钗,在黛玉面前便施展不开狠毒骗术。读了这回就应知道,黛玉之衰已经很快,而宝钗之兴更为加速了。此又何以见得?若不是钗黛和好,宝钗怎能在黛玉面前说:“又不老,又不少,成什么,也不是个常法?”黛玉之病加重是因何故?她的心渐渐死去又因何故?宝钗这几句话便是投向黛玉的一把穿心断肠的匕首。后文第二十七回中又用了一把利剑,可怜黛玉便经不住了。所以我说到本回已是裂痕难缝,请高明之士鉴察。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71页第72页。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评点派与小说批评(3)

    哈氏看来是彻头彻尾的抑钗派无疑矣。不过他的抑钗,是建立在剖解作品的具体描写基础上的,抑得偏而有中,自成其说。我尝认为,钗黛的和解缘自各人爱情纠葛的解决——宝钗因第二十八回元妃赐礼物独她与宝玉的一样,事实上获得解决;黛玉由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宝玉告诉她“放心”,心灵上获得解决参见拙著《红楼梦新论》第109至第1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并不是两个人的矛盾由此便不存在了。哈斯宝的看法与拙见情似而理不同,自有他的会心处,未可全然抹煞。老一辈红学家如吴组缃先生,至今对宝钗仍是这样看法,他的许多分析和哈斯宝不谋而合。哈氏对书中明文交代的进京待选一事后来竟置而不提表示怀疑,吴组缃先生则认为宝钗的金锁来路不明,揣想有可能是薛姨妈临上京前现打制的,所以才宣传要配给有玉的。《新译红楼梦》的序言标明,系“道光二十七年孟秋朔日撰起”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21页。,即公元1847年8月11日,相当于王希廉评点本问世不久,在当时的红学评点派中,哈氏不愧为独树一帜之作。    
    红学评点派在红学史上自有其地位,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进行梳理和评估。我想说明的是,评点派和小说批评是有分别的。不管怎么说,小说评点更多的是抒写评者的比较零碎的感受、心得、体会,主要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感受,不是依据一种成型的美学理论,用适合特定对象的方法进行批评。钱锺书先生说得好:“评点、批改侧重成章之词句,而忽略造艺之本原,常以‘小结裹’为务。”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21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小说批评则要求有美学理论和一定的小说观作为参照物。这是两者最主要的不同。当然也可以说小说评点是中国式的小说批评,但即使这样,就红学而言,仍可以把小说批评派红学和评点派红学区别开来。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创始人不是别个,应是1927年6月2日自沉于昆明湖的赫赫有名的大学者王国维。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初发表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版的《教育世界》杂志,第二年收入《静安文集》,比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早12年,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13年,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早17年。关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必要性,就是王国维在此文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若夫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又说,“《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惟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惟一考证之题目。”一再致意,有望于来者之情甚殷。可见胡适的考证,是为响应王国维的号召而作,即使讲考证派红学,也应追溯一下对考证作者和时代两致其意的王静安先生。    
    对索隐派红学,《红楼梦评论》也有明确态度,指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比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这是依据艺术须塑造典型的理论,批评索隐之不可靠。但王国维并不以简单的方法对待红学索隐,在持批评态度的同时,又不否认纳兰性德的《饮水集》与《红楼梦》有文字之间存在的关系,即索隐派之一所力主的纳兰性德家世说,“非无所本”,只是觉得如寻找诗文和小说家用语之偶合,当不止容若一人,所以其科学性毕竟值得怀疑。笔舌恣肆,简而能备,读之令人心服。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最大贡献在美学方面。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念,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衡定《红楼梦》艺术价值的人。这不仅在红学史上,在整个学术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我们说王国维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开创者,就是指这一点而言的。《红楼梦评论》共分五章,即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  《红楼梦》之精神;第三章,  《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余论。全文一万四千余言,理论层次清晰,文章结构严谨,真正是既不同于评点又不同于索隐和考证的小说批评之作,在王国维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带有现代意味的红学研究文章。    
    王国维所援用的哲学和美学观念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理论。《红楼梦评论》第一章论生活的本质一段写道:“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此段文字对叔本华观点的表述相当准确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25至第43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石冲白译。。要而言之,在叔本华看来,生活就是欲望,而欲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得到满足,因而必然陷入痛苦,这就是人的全部本质。    
    如此悲观地看待人生,当然是消极的,无论如何我们不敢苟同。但作为一种哲学观点,把他所捕捉的看做人生的一个侧面,叔氏的观点亦未尝没有可理解之处。特别对艺术而言,认为人生是不幸的,比陶醉在幸运之中,更能成就伟大的艺术家。叔本华并不否认生活中也有喜剧,他说:    
    任何个别人的生活,如果是整个的一般的去看,并且只注重一些最重要的轮廓,那当然总是一个悲剧;但是细察个别情况则又有喜剧的性质。这是因为一日之间的营营苟苟和辛苦劳顿,一刻之间不停的别扭淘气,一周之间的愿望和忧惧,每小时的岔子,借助于经常准备着戏弄人的偶然巧合,那就是一些喜剧镜头。可是那些从未实现的愿望,虚掷了的挣扎,为命运毫不容情的践踏了的希望,整个一辈子那些倒楣的错误,加上愈益增高的痛苦和最后的死亡,就经常演出了悲剧。这样,命运就好像是在我们一生的痛苦之上还要加以嘲笑似的;我们的生命已必然含有悲剧的一切创痛,可是我们同时还不能以悲剧人物的尊严自许,而不得不在生活的广泛细节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些委琐的喜剧角色。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41至第442页。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2)

    如果我们不抱偏见——不预先用叔本华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反理性、不可信这类想法障蔽自己,一定会认为他上述的论断是隽永而近情理的,而且流露出对普通人命运的理解和同情。正不必因观点不同而疏远作者,更无须因作者而废其言论。    
    叔本华的美学观点和他的哲学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美感的来源在于摆脱生活的欲求,在于逃离痛苦之后的怡悦和恬静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96页。,而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是使人类摆脱生活意欲而进入审美直观的最佳津梁。这也就是康德的审美超功利的观点。王国维接触西方哲学和美学,是从阅读康德的著作入手,因在理解上发生困难,于是又“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反过来加深了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因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阐述的审美超功利的观点,虽直接来自叔本华,与康德也有渊源关系。他说:“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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