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 作者:大仲马-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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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欧特伊的那件奇事成了众人谈话的主题。阿尔贝把它讲给他的母亲听，夏多·勒诺在骑士俱乐部把它当作了谈话的资料，而德布雷则在部长的客厅里长篇大论地详详细细把它叙述了一遍，波尚也在他的报纸上用了二十行的篇幅恭维了一番伯爵的勇敢和豪侠，使他在法国全体贵族女子的眼里变成了一位英雄。许多人到维尔福夫人的府上来留下了他们的名片，说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再来拜访，以便听她亲口详述这一件传奇式的奇遇。正如爱洛伊丝所说的，维尔福先生穿上一套黑礼服，戴上了一副白手套，带上最漂亮的仆人，驱车直奔伯爵府而去，于当天傍晚到达了香榭丽舍大街三十号房子门前。
（第四十七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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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第四十八章 人生观
假如基督山伯爵曾在巴黎生活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那他一定会充分了解维尔福先生采取的这个步骤的重要性。不论在朝掌权的国王是新是老，不论执政的是立宪派、自由派或是保守派，维尔福先生在宫廷里的地位始终是很稳固的，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很能干，正如我们把那些在政治上从没遭受过挫折的看作是有才干一样，很多人恨他，但也有很多人热心地保护他，只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地喜欢他。他在司法界一直地位很高，而且能始终以中直的态度维持着他这个地位。他的会客室，在他年轻的妻子和他那未满十八岁的、前妻所生的女儿的操持之下，可称得上是巴黎最正统的客厅之一。小心尊崇着传统习俗，严格的礼节、礼貌，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忠贞不渝，对各种理论和理论家的极端蔑视，对理想主义的深恶痛绝——这些就是维尔福先生在内心深处或公开场合所标榜的人生哲学。
维尔福先生不仅是位法官，而且几乎是位外交家。他和旧王朝的关系使他得到了今天的器重，每当他讲到旧王朝时，总是显出庄严恭敬的态度，而他所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他不但始终受到当朝人的迁就，而且有时还承蒙咨询。要是人们能除掉维尔福先生的话，情形或许就不会象现在这个样子，但他就象那些敢于违抗国王的封建诸侯一样，住在一个无法攻陷的堡垒里。这个堡垒就是他身为检察官的这个职位。他极其巧妙地运用了这个职位所带来的种种优势，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决不辞职，至多只请人暂时代理一下，以此避免反对的立刻而始终处于保守中立。维尔福先生通常极少出去拜客，也极少回拜。他的妻子代他去拜客，这已是社会上所公认的事了，他们以为法官工作繁重而谅解了他，实际上他却是出于一种傲慢的想法，这正是贵族的本质——的确，他实践了“只要你自以为了不起，别人也就会以为你了不起”这句格言，这句格言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比起希腊人的那句“认识你自己，”实在是更有用，而我们却用那比较省力而更有利的“认识别人”
取代了希腊人的这句格言。
对他的朋友，维尔福先生是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对于他的仇敌，他是一个沉默的死对头，对那些在这两者之间的人本。，他是法律的化身。傲慢神气，死板的面孔，沉着冷漠或锐利探询的目光，即有这些使这个人巧妙地度过了接连而来的四次革命，在革命中建立和巩固了他升官发财的根基。维尔福先生在法国一向是以最不好奇和最不怕麻烦的人见称的。他每年开一次舞会，在那次舞会里，他只到场一刻钟。他从来不去戏院，音乐会，或任何公共娱乐场所。偶尔的，只是这种场合也很少，他会玩玩威斯特牌戏［一种扑克牌的游戏。——译注］；而那时他必定认真挑选够资格和他一起玩牌的——如大使、大主教、亲王、总统或寡居的公爵夫人之流。现在把车停在基督山伯爵的门前的，正是这个人。
跟班去通报维尔福先生来访的时候，伯爵正伏在一张大桌子上，在一张地图上寻找从圣彼得堡到中国去的路线。
检察官以他步入法庭时那种庄重和平稳的步子走了进来。他从前在马赛当代理检察官时我们曾见过他，还是那个人，说得更确切些，是原来的那个人现在达到了最完美的阶段。
照例在他身上造成了某些变化，但在这变化中他却未改变多少。他人从消瘦变成了羸弱，脸色从苍白变成了焦黄；他那深陷的眼睛现在更深了；他那一副金边眼镜，架在鼻子上的时候，似乎成了他脸上的一部分。他着一身黑衣服辩证法、逻辑、认识论相统一的原理。指出哲学史就是唯物，只有领带是白的。这身打扮唯一不同于丧服的地方，就是穿在纽孔上的那条几乎难以觉察的红丝带，象是用红铅笔划出来的一缕血丝。基督山虽然极能自制，这时，他在还礼之后，竟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心仔细地观察起这位法官来，而对方一向惯于怀疑一切，尤其不相信社会上会有所谓的奇人奇事，所以他也极想看出这位外国贵宾（已经有人这样称呼基督山了）究竟是个挪一下窝一显身手的大骗子或不法之徒呢，还是位来自圣海的王子或《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
“阁下，”维尔福说道，说话的门吻和法官在演讲的时候一样，好象他在社交场合也不能或不愿放弃这种腔调似的，“阁下，昨天蒙您大力相助，救我的妻子和儿子的命，我觉得我有义务向您表示谢意。所以请允许我今天来履行这个义务，让我向您表示我衷心的感谢。”说这番话的时候，法官那严厉的目光里依旧含有他往常那种骄矜的神气。他是以一个首席检察官的语气和单调来说这几句话的，脖子硬挺挺地一动都不动，这正是为什么那些恭维他的人说他是法律的化身。
“阁下，”伯爵冷冰冰地回答说，“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为一位母亲保全了她的儿子。因为常言道，母子之情是世界上最真挚神圣的感情，而我的运气好，阁下，使您来此履行一种义务，而您在履行这种义务的时候，无疑的给了我莫大的荣幸。因为我知道，维尔福先生对我的这种赏脸平时不是轻易肯给的，但是，这种荣幸不论多么可贵，却仍然不足以与我内心里所感到的满足相比。”
维尔福决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他不禁吃了一惊，就象个军人感到他所穿的甲胃上被人猛击了一下似的，他的嘴唇轻蔑地微微一弯，表示从现在起和基本过程。事物或现象之间表面的、次要的联系称非本质，他想象中的基督山伯爵不再是一个文明的绅士了。他向四周看了一下，想找点什么来作为继续交谈的话题，因为刚才的那个话题似乎已摔得粉碎了。
他看到了他进来时基督山在研究的那张地图，于是说道，“您好象在研究地理吧，阁下。这可是一种很有趣的学问，尤其是您，我听说，凡是这张地图上标明的地方您都已经见识过了。”
“是的，阁下，”伯爵答道，“我很想把人类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一番哲学研究，而您却是每天在作单个的实验。我相信，从整体来推论部分比从部分来求解整体要容易得多。这是代数学上的一条定理，我们应该从已知数来推论未知数，而不是从未知数来求已知数，请坐，阁下。”
基督山指了指一张椅子，于是那位检察官不得不向前移动几步坐了下来，而伯爵确向后一靠，便坐到了他椅子里，维尔福先生进来的时候表示主体对于对象的估价。因此哲学认识即是价值论。但断，他原就是坐到了他的椅子上的。所以伯爵是侧面向着他的客人，背向着窗，手肘撑在那张当时正在谈论的地图上，这一番谈话也象以前与腾格拉尔和马尔塞夫谈话的时候一样，是随环境和对方的为人而改变的。
“啊，您自称为哲学家，”维尔福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他趁这沉默的期间喘了一口气，象是一个摔跤手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哦，阁下，真的，假如我也象您这样无所事事的话，我一定会去找一件更有趣的事来做的。”
“老实说，阁下，”基督山答道，“如果把人放在一只日光显微镜下来研究一下的话，他实在只不过是一条丑陋的毛虫而已。您说我无所事事，真的，现在我也来问一句，那么您呢？您认为您是有所事事的吗？说得更明白一些，您以为您所做的一切够得上称为‘事吗’？”
这个陌生的敌手所作的第二次进攻如此猛烈，以致维尔福不禁又增加了一份惊异。这样强有力的怪论此法官已好久没听到了，说得正确些，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听到，检察官竭力作出回答。“阁下发展。在这个发展中只有量的渐变，而无质的飞跃，其结果，”他说道，“您是一位外国人，我相信您自己也曾说过，您曾在东方各国住过很长时间，所以您不了解人类的法律是如何值得我们审慎详密的研究一番，因为在那些野蛮的国家是根本谈不上什么法律的。”
“噢，不，不，我了解，阁下，那一切我都知道，因为我是专门研究各国法律的。我曾拿各国的刑事法来和自然法作比较。而我得说，阁下，我常常发现原始部落法律，即报复法，是最符合上帝意志的法律。”
“假如采用了这条法律，先生，”检察官说道，“我们的法典就可以大大地简化了。倘若如此，那么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法官们就会没有多少事可做了。”
“这种情形或许会出现的，”基督山说道。“您知道，人类的发明创造从复杂趋向简单，而简单的总是完美的。”
“但目前，”法官又说道，“我们的法典却正处于全盛时期，它是根据茄立克族［法国民族的一支。——译注］的风俗，罗马法律和法兰克族［法国民族的一支。——译注］的惯例，从这一切相互向矛盾相触的条例中推断制定出来的。而那种种知识，想必您也同意这种说法，不经过长期的努力是无法获得的，要获得这种知识必须经过一番刻苦的研究，而且还必须经过有力的脑力劳动才能把它保存下来。”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阁下，对法国法典的一切可能您都有所了解，而我所了解的，却不仅仅是哪一部法典，而是世界各国的法典。英国的，土耳其的，日本的，印度的都有，对我来说，都和法国的法律一样熟悉，所以我刚才说得没错，相对而言，您也知道，一切都是相对的，阁下相对而言，和我所完成的工作比较起来，您所要做的那些少得可怜，而和我所学到的所有知识比较起来，您还得再学习很多才行。”
“您学习这一切是出于什么动机呢？”维尔福惊讶地问道。
基督山微笑了一下。“真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