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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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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良的山妹子这时意识到是自己闯了祸,连累了大伙。加上连日的劳累,双腿发软,被老板在肩上一压,下面踢腿的情况下,“扑通”一声跪倒在坚硬的水泥地板上。
  很快,虽然都不情愿,但一见老板那不可触犯的淫威,一个接一个都跪了下来,所有现场的120多位工人,就这样陆陆续续地跪地,那场面,叫人压抑得透不过气来。
  然而,在这片跪倒的人群之中,有一个人像鹤立鸡群那样还是站立着。他,中高个头,体魄健壮,眉毛拧成了麻花,双眼里流露着不屈和愤怒。
  “你为什么不下跪?”
  女老板用手指着这个惟一不肯下跪的人。
  “你没有什么理由叫下跪!”他冷冷地说道。
  这个不肯下跪的年轻人叫孙天帅,当时24岁,高中文化,是河南南阳邓州市的一个农民工。他从勤杂工、装配工、浸锡工干起,再到技术修理,恰好在今天老板正式提拔他为拉长之职。而他的工资,也从370元、400元、510元、800元、900元,一直上升到1300元,如果当上了拉长,那就是1750元了。说实在的,老板对他不薄。不仅去年批准他回家探家,而且今年又让他住进了公司的单间,享受人事部长一级的待遇。他曾暗下决心,要好好为公司效力,报答这位女老板的知遇之恩。
  这个韩国的女老板叫金珍仙,30出头年纪,她脚登高跟鞋,上穿红衬衣,下着黑短裙,后脑勺绾一个拳头大的发髻,本来还是个风度绰约的丽人,当时却难看得很,因为鼻子和眼睛都错位了。
  第一个下跪的女工叫阿柳,只有16岁,来自广东韶关偏僻的山村。因父亲患肝病去世,母亲受不了孤寡和贫穷远走他乡。她只得从即将毕业的初中退学,回到家中务农,并照看奶奶、弟弟、妹妹。来珠海,就是想挣点钱,供弟妹上学。谁又料到,这里干活不是8个小时,而是10个、12个小时,她年幼,觉不够睡,如此强度的劳动下怎能吃得消呢?
  她懵懵懂懂地跪下了,其他工人也都照样跪下了,惟独这个孙天帅同女老板唱开了反调。在这种时候,女老板的矛头全集中到了孙天帅身上。
  眼见得这场较量一触即发,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人事部长连忙站出来调停,他拉着孙天帅小声央求道:“天帅,老板对你这样好,你给她一点面子吧!”
  “给她面子?她为啥不给咱们面子?你是不是中国人?”
  孙天帅的话,像一根鞭子,不仅抽在人事部长的脸上,也抽在全体下跪的职工的脸上,跪下的职工表情各异,有的羞愧,有的不安,有的在为孙天帅的倔犟担心。
  在游船上的孙天帅孙天帅这时挥动手臂,对下跪的工友们高喊道:
  “你们跪什么?她不就是炒我们的鱿鱼吗?”
  “我是中国人,死都不跪!”
  金珍仙更加暴怒了,她也歇斯底里地吼道:
  “不跪给我滚蛋!”
  金老板话音刚落,孙天帅一手撕掉衣服上的厂牌,一脚踢开凳子,昂着头离开了车间。
  后来,不少下跪的工友深感于孙天帅的民族气节,他们也纷纷离开了瑞进公司,这其中就有阿柳。
  在孙天帅的带头下,他们写了一份《投诉书》,递交给珠海市劳动监察大队,没有引起重视。他接着又向珠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投书。
  他的《投诉书》,引起了珠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的高度重视,有关领导还将这个事件定名为“3?7罚跪事件”。该台殷副台长立即到瑞进公司进行采访核实。编辑关玉婷、吴彤等人,连夜写出了《金老板罚一百二十多名中国工人下跪》的新闻稿件。当“市民热线”节目播出后,立即像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一样,全珠海市震动了。
  关玉婷是电台第一个接待孙天帅的人,据她说:“第一次见到孙天帅,他很憔悴,头发发黄,可能是营养不良的原因吧。临走时,眼里充满了期待的目光。他棱角分明,说话恳切,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有骨气的汉子。”
  驻守在珠海东南伶洋岛上的一位解放军班长,在听了广播后给珠海市电台写了一封信:
  当听到金珍仙凶神恶煞般冲到一名女工面前,强迫她“跪下”的广播后,我真的想哭,想骂娘,想用脚踢这个女人。我心里真的很苦涩!这使我想起了在高中书上读的《包身工》。惨淡灰暗的旧中国,我们在洋人眼里究竟算个什么?而60年后的今天,外国人竟然如此在中国工人面前又演出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在洋人的眼里到底算个什么?谁敢设想,我们中国老板能罚韩国、日本或美国工人下跪吗?敢侮辱他们的人格和国格吗?120多人下跪已成事实,这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太不相称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名中国人直直地站着。同时,他一面大声地质问:“我为什么要下跪?”一面愤怒地喊:“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我素不相识的中国打工仔,一个站立的中国人,一个敢于说不的中国人,一个威武不屈的中国人。我们为你而感到骄傲!然而,中国千年文明铸就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
  随后,《珠海劳动报》经过自己的采访,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报道。这个罚跪事件,愈加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气愤。
  4月2日上午9时,《中国劳动报》记者刘渊源,随4名劳动监察员驱车到瑞进公司,责令金老板向中国工人道歉。
  不知是她的头脑与其他人的头脑生得不一样,还是有其他精神问题,这个信基督教的金老板竟然说她这是一种爱工人的行为:“罚孩子下跪,纯粹是爱的表现。” “两年多来,我对工人们那么好,没想到他们竟那样对待我,我真的很伤心。”在上午10时召集的200多名工人大会上,金珍仙把自己比成了基督,满口说的是“爱”的语言:“罚做错事的孩子下跪,在中国和韩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在韩国打做错事孩子的手板、屁股或罚跪,纯粹是爱的表现,因为出于爱心,我才罚你们下跪的。”工人们从她的全部话语里没有听到“道歉”两个字。工人们不干了,他们向她面对面地进行了责问。
 金珍仙的最后做法更加不光彩,她坚决不肯说出“道歉”二字,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又无法下台,只能一逃了之。临走之时,她不仅拖欠了100多万的员工工资,而且欠下了中国厂商2000多万的贷款。甚至她连工厂里除了流水线皮带之外的所有机器,都一运而空。
  对于金珍仙的所作所为,连其他韩国企业家都看不下去,认为她玷污了韩国人的人格,便自掏腰包,凑钱给瑞进公司的工人发了路费,才算稀里糊涂解决了该公司的“后事”。
  而孙天帅的后来呢?
  河南少康集团总经理寇万斌及其全体员工,用极为隆重的方式接纳了孙天帅,继后,他又将他送入了河南郑州大学。寇总说:“我一生办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接纳了一个不肯向外国人下跪的孙天帅。”
  孙天帅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报社,成为一名记者,他的念头就是要为这个世界打抱不平。
  孙天帅是河南邓州市十林镇王河村人,在他这个轰动事件刚刚平寂下来,王河村又放了一个“二踢脚”,这回引起反响的是北京的老百姓。
  2001年底,中央电视台在“东方时空”栏目中,以《良心》为题,分上、下两期播出了一个河南来京打工仔的事迹。
  该年10月12日晚,北京一位77岁的退休老人王松滨在北京民航总医院附近被一辆出租车撞伤。没有良心的司机抱起老人塞进车里,假称送往医院,将老太太拉到一条僻静的小路上,不顾老人的哀求,将她抱下车扔弃在了路旁,随即开车跑掉了。黑暗寒冷的冬夜里,老太太连声呼喊着救命。这时,正好有一个民工骑车路过这里,他急忙扔掉自行车,拦住一辆面包车亲自将老太太送到了医院。
  到医院后,小伙子又抱着老人进放射科拍片子。检查确诊,老人右腿粉粹性骨折。医生说:“如果不是送得及时,老人的腿可能就保不住了。”经询问,得知他是一名河南来京打工的民工,叫孙天丛。但是,当老人的家人到来,大家手忙脚乱询问和照料老人的时候,他悄悄地离开了医院。
  不久,《北京晚报》刊登了《我想见见救命恩人》的报道,引述被救老人渴望找到冬夜里救她的青年,但老人只知道他是个“河南娃”,姓甚名谁全不知道,所以老人十分内疚。许多媒体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后来,《京华时报》、《大河报》、河南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他,被找到了的孙天丛说道:“我明白,人是我救定了,但是《离开雷锋的日子里》的电影中,不是有乔安山救人被误解的情节吗?”唔,他是怕救了人反被当成那个出租车司机。
  看来,孙天丛是善良的,但也不失有一丝狡猾,既救了人,还不想别人对他有所误会。
  十分巧合的是,这个孙天丛正是那个不肯向韩国女老板下跪的孙天帅的堂弟。
  谁说河南没有英雄好汉?
  还有一点称奇的是,另有一位人物,叫孙天训。和孙天帅、孙天丛都是一辈的本家兄弟。这个孙天训入伍后曾任班长、文书、营部代理书记等职,是一个在部队培养的小秀才。他退伍后曾任十林镇柳堰村的党支部书记。1988年调到邓州市民政局工作至今。
  他看到了孙天帅的事迹后,忽生想法,忽下决心,要为他本家兄弟写一本书。在到珠海及有关地方采访数月,又写作了数月之后,这本《不跪的中国人》终于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还十分庄重地送了我一本,称我是军队文学界的老前辈,以求雅正。
  岂敢!
边缘人的感觉 

  在广东、福建、江西等地,我们经常听到“客家人”这个称呼,所谓的客家人,最早产生于西晋末永嘉年间(四世纪初),黄河流域一部分汉人因战乱而渡过大江南徙。至唐末(九世纪末)以及南宋末(十三世纪末),又有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区别本地的土著居民,以后成为这部分汉民的自称。以粤东梅县、兴宁、大埔、五华、惠阳等县最为集中。尚有部分分布广西、四川、湖南、台湾、海南岛部分地区和侨居南洋一带。领导太平天国起义的洪秀全就是居住在广西的客家人,而叶剑英元帅也是出身于梅县的客家人。今天有许许多多在世界各国和南洋发展有成的亿万富翁和侨界领袖,都是客家人。客家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聪明的经商头脑,得益于他们南北民族文化的融合和迁徙的苦难经历。


●  甘苦自知的行吟诗人们
  在东莞采访时,我认识了《东莞文艺》的副主编詹谷丰,因为是同行,他相当热情,并给我介绍了活跃于东莞文坛的年轻作家们,他们人人都会写诗,还办了一份诗刊,叫《行吟诗人》,所以我称他们为“行吟诗人”们。
  他们分别是:
  黎启天——东莞市《厚街》报主编
  方舟——国家二级作家、东莞市作协副秘书长
  陶青林——东莞市《长安报》记者、编辑
  王德山——在三和精密香港有限公司任职,诗人
  刘大程——《行吟诗人》编委、自由撰稿人
  李福登——永晋集团《永晋》报主编(壮族)
  陶天财——《行吟诗人》执行编辑、港资企业内刊《光明》执行编辑
  东莞市的“行吟诗人”们与本书作者合影。(左起)黎启天、王德山、方舟、陶青林、李福登、刘大程、陶天财。这帮子“行吟诗人”们,其实都是像贾岛和孟郊那样,是“苦吟诗人”。他们来到东莞打工,都有一段辛酸的经历。而今,在东莞已小有所成,他们应当有着成功的喜悦感、幸福感,但在话语之间,我听到了他们那行吟诗人的胸腔里吐出的一丝丝苦涩。我真想一下子钻到他们的心里去,了解他们此刻的所思所想。
  结果在见面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我的“老土”——还在吭哧吭哧用手写笔记,便都说道:“王老师,算了吧,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经历写给你,不是省你记了吗!”
  这当然更好,那么,让我随意地翻开他们的自述,请他们自己来说说自己吧!
  刘大程:《在凄风苦雨中踽踽前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于湘西凤凰县一个偏僻山村,在贫困和祖母的歧视下度过了童年。我在高中即将毕业时退学,原因是四兄妹上学,家里供不起。
  回到全县最偏远的乡下,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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