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在，邓立翠的“三缘养殖实业有限公司”年产“无为大白鹅”苗鹅２００万羽，销往全国十几个省市，产值１０００多万元，社会效益６０００多万元，带动了３万户农民从事白鹅的养殖，扶持贫困户和下岗职工近千人。并迅速成为巢湖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
一只丑小鸭，一旦离开了那个贫穷的故乡之后，转眼间就变成了白天鹅，她飞回来不是寻找王子，而是为故乡产下金蛋，孵化富裕。邓立翠，向我们诉说的是一个现代的“童话”。
人类的行为学家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形成了某种思维类型和文化类型之后，也便形成了一条固有的“行为轨道”，“赤脚医生”出身的陈立钻要图发展，首先想到的是中草药的种植和研制；邓立翠要创建自己的事业，也自然而然地会利用她学到的养殖技术。但是，一切的发展都不会是空中楼阁、水上浮萍，你的前期准备有多少，你成功的概率也便会有多少，你获得的回报也就会有多少。
● 父母在，要远游
我的故乡浙江省湖州市，下属三个县，分别为长兴、安吉、德清。这个德清县，就是当年的武康，也是唐朝中期诗人孟郊的家乡。
孟郊留传下来的诗有４００多首，惟独那首《游子吟》，老少咸宜、人人会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读了真让人有些戚戚然。料想这位苦吟诗人当年也是个家境贫寒的饱学少年，要到长安那么远的地方去赶考，又见慈母在夜晚的灯下为他赶制新衣，才有感而发，写得如此真挚动人。今天，在德清县，就有一个“春晖广场”，让大家去回味母爱与家乡的爱。不过今人的观念早已改变，那种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已经涤荡无存。湖州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富饶地区，他们一般不会到浙江的其他地方去打工，要去，就到能够挣到大钱的国外去。
长兴县民工输出的方向是日本，不过它不叫民工，而称为研修生，比一般的劳务输出要高一个层次。这是得到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认可，由日方社团、企业组织，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回国后可以学以致用的一种合作方式。长兴县１９９３年开始起步，至今已历１１年的时间，全县输出约有８００余人，形成了一个远去东瀛的小气候。
周健琴，是个腼腆、善良、勤奋而聪敏的长兴姑娘，在村里开一家服装店，生意清淡，过着清贫的生活。１９９８年，他的舅舅“先斩后奏”，替她在县外贸局报名赴日研修。她是被动地走上这一条道路的。
说实在的，这些农村姑娘出这样的远门，要不是政府性的行为，她们想都不敢想，怕受骗上当的戒备心理，是中国农民最传统的心理负担之一。
１９９８年，周健琴、李惠鹤、丁金妹等一行６人来到了日本的四国香川县Ｙ．Ｋ．Ｓ株式会社研修服装加工，由于周健琴以前就掌握了一定的服装加工技术，加上她的刻苦努力，很快得到了该会社社长的器重。
在与楠井芳社长的一次闲谈中，社长问周健琴：“你回家后打算干什么？是继续搞服装还是改行？”周健琴顺口说道：“还想做服装，但我本钱不够，如果楠社长到我们长兴去办厂，我就继续帮你干。”
赴日研修生报名站对周健琴而言，讲过了也就算了，要一个日本老板到她的家乡去办厂，哪能像她说话这般随意。岂知，这个楠井芳女士还真的听进去了。
２０００年下半年，楠井芳趁着到苏州分公司出差的机会，走访了长兴６位研修生的家。集天目山余脉的雄峻和太湖碧波之柔和于一身的长兴，引起了日本客人极大的兴趣。楠井芳决定在长兴开办她的分厂，她看中的当然还不仅仅是这里的投资政策、投资环境和这里天生就是丝绸的产地，还有那６个她培养考察过的研修生，这些人不仅学习了日本的技术、日本的管理，还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是她信得过的。
于是，２００２年６月，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人民币、占地１６亩的日商独资企业长兴惠凯丝服装有限公司在长兴白岘乡动工了。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该公司投入试生产。而周健琴，也实践诺言，成了该厂的生产课长，那个随同周健琴去日本的李惠鹤，成了该厂的总务课长。
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招收了１００多个民工，还准备再上两条生产线，到时候还会增招８０个工人，其时，年出口创汇就可达到２００万美元。
在日本车间工作的浙江省长兴县的研修生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外经贸科的科长刘桂英，由于她把这盘“蛋糕”做大，功不可没；也由于政府与企业脱离，她开始着手成立一家经贸公司。刘经理告诉笔者：“开始这项工作做得很艰难，人们不相信也不愿离开家，东动员西动员，好歹凑了１０个人，临了有一个女孩子被她妈拉下了车，只去了９人。现在了不得了。除了周健琴，还有罗叶平，他已经成了湖州市政协委员。陶爱辉，１９９９年到日本研修服装，２００１年回来后与姐妹们共同创业，在五山岗村塘互坪和邻近的长桥租用了２７０亩水面，投资近３０万元，开发了优质珍珠养殖。目前第一批珍珠已出售，获净利１２万元。富了生活也富了头脑的陶爱辉尝到了甜头，现在把她丈夫也闹出去了……”刘桂英愈说愈兴奋，她还告诉笔者：“他（她）们不仅带回了钱，有了创业的资本，主要是各个方面的修炼成熟了。那个叫张莉的小姑娘，出去前什么都不会干，从小娇生惯养。研修３年，回来后非常老练能干，在日本交了一个同是中国研修生的男朋友，两人一起创业，在宜兴搞了一个股份制公司，是一个高科技公司，她是研发部经理，这种产品能够出口日本。还有曾庆伟和王锦春在日本茨城县农协研修了１年，学习了日本的温室暖棚栽培技术和农业管理经验。回国后，两人都开始用温室技术搞日本美隆甜瓜、优质无籽西瓜及优质蔬菜的育苗种植和开发。现在，曾庆伟和新台农业公司生产的甜瓜、西瓜在江、浙、沪一带已经颇有名气，很多大超市都为其产品开设了专柜。不久前，他又与一位台商合作，租赁了６５０亩土地，由他提供技术培训和种子、肥料、农资器材，让当地农民负责种植，公司销售产品，带动大家一齐富起来。两个长兴县去日本的研修生现在，长兴在日本已经小有名气，当然他们不说长兴，只说在上海附近，有一个小镇，那里的中国人都会说日本话。就这一点，日本人非常感兴趣，常常到咱们这里来旅游、考察，还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办厂。”
我问道：“难道他们研修一两年就能学好日语？”“不错，他们知道机会难得，人人都很刻苦。３年回来，一般都能达到日语的三级水平，很多人都达到了二级（相当于英语６级），还有比较优秀的人能达到日语的一级（相当于英语８级），他们的日语就讲得非常溜了。你想，我们一个县，就有那么七八百人会讲日本话，日本客人无论走到哪里，那里就自然有人出来自动做翻译，他们看了会有什么感觉，这里简直成了他们第二故乡了。”
中国的农民工仿佛是一排浪潮，第二线省份的湖南、湖北、安徽、河南人走向了沿海的省份和城市，再内地的西部省份的民工们则进入中部地区或沿海区。而沿海省区的农民们，如福建、浙江、山东（青岛、烟台）、辽宁（大连）等地的人，则表现出空前的大胆，他们像是被后浪所推似地，渡过大海大洋，到世界各地去打工了。
不得不承认，由于许多中介公司其实是被我们称为“黑中介”的，大量的民工则完全缺乏政治、文化、地理等常识，受骗上当的悲剧连续不断。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英国西部的莫克姆海湾刚刚出事，死了２０个中国的拾贝人。这个悲剧让那些痛失亲人的亲人们眼泪还未干，被英国老板招募的１８０名中国民工又在他们死去的同乡的脚印上走了过去。
而那个绑架、凶杀和汽车炸弹不断的伊拉克，也有那么7名中国人稀里糊涂地闯进火线，说是到那里去打工，结果也被绑架。幸好伊拉克人对中国还算友好，不久就将他们放了。询问那些惊魂未定的民工和家属，他们几乎一致地回答：“我们不知道那里还在打仗！”
人就是这样，当那些偏远山区的农民，决心要离开熟悉的小山村的时候，或者说当沿海地区的农民，乘上了海船驰向国外的时候，他今后的命运是一个极大的谜，谁知道他前头照耀着的是一颗灿烂的星辰还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呢？
我们能够给予的，只有一个“一路多保重”的真诚却很软弱的祝福！
不仅仅为了财富
当我来到河南新乡之时，正巧那个晚上召开了一个林姓人氏的座谈会。新乡古名牧野，是殷纣王时代的忠臣比干剖腹挖心死谏之地。据传，比干死后，殷纣王要灭其九族，派人来抓比干全家，身怀六甲的妻子躲进了树林，追兵包围他们之后，问其姓，比干的妻子灵机一动，就说她姓“林”。
后来，周朝建立，周天子就正式赐比干的后人林姓，所以，今天姓林的人都承认他们属于比干的后代。
到得南阳、邓州，更觉得河南无比“厚重”。这里可以称作为“四圣”的故乡：智圣是诸葛亮；医圣是张仲景；科圣是张衡；商圣就是那个吴王兵败后把天下第一美女“顺手牵娘”的范蠡。
不过，邓州人今天的骄傲还不是指这样一些老古人物。
１９６０年，邓州市５６０名青年应征入伍到原沈阳军区工程兵１０团，偶然却有幸地与雷锋同在一个团队生活，他们亲眼目睹了雷锋的先进事迹，亲身感受了雷锋精神。这些人继后有的成了雷锋生前团的团长、政治处主任，有的成了营长、教导员和连排干部。
这些人绝大部分转业回到了邓州，继续以雷锋的战友而自傲、自勉，在邓州成立了“学雷锋指导小组”３０个，“学雷锋先进集体”１３６个，为社会做了大量好事，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编外雷锋团”。２００３年，邓州编外雷锋团被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确定为全国、全军学雷锋的先进典型。
最近，有两个年轻人被这些老兵们翻来复去地慎重研究并批准，吸收到这个团队中来了，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孙天丛，一个叫孙天帅。这是两个最普通的打工仔。他们何以有此殊荣？皆因为堂兄孙天帅天生一副傲骨，坚决不向外国老板下跪求饶；而堂弟孙天丛天生一颗善心，在北京曾经两度救人后悄然离去，不留姓名。
不错，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会有，飞出几只坏鸟来是不稀罕的，河南也一样。但是河南也有像比干那样的祖先和像孙天丛、孙天帅这样的后生。
● 大潮中的漂亮女人们
彭湃谈到后来，话题转向他认得的女人们。不，应当说是漂亮的女人们。
“我们贵州安顺地区来了一个女孩子，人长得漂亮，也进了我所在的那家帝豪公司，做三陪小姐。有一天晚上，一位香港的客人给了她２０万元，没有同她睡觉就打发她走了。因为是老乡，她来问我：‘彭哥，会不会有事？’我说：‘应该没问题，先拿着吧。’半年没见她，后来见到她时，她把所有钱都去吸白粉了。我想，这人完了。
“我们黔东南凯里地区歌舞团，有一位民歌皇后，当时我们曾请她来公司唱，一直在我们公司唱了两年多，她的老师也跟来了。老师在黔东南师范教书，很喜欢她，看得出两人是‘神仙眷侣’。可是她经不住诱惑，泡大款。到１９９６年时就在新世界花园买了一幢别墅，８０多万。后来也与老师分手了，她还去过印尼、新加坡唱歌，最后在深圳定居。听人说她感到很失落、很寂寞。”
彭湃此番话的主题是：漂亮女人在珠三角的特区最容易弄到钱，而一旦弄到了钱，她们不是学坏了，就是失去了真正的爱情。
凡是到广东来打工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多挣钱，而非其他。如果一个女人有漂亮的脸蛋，也便有了挣钱的资本。而如果有那么一两个女孩子，不是冲着钱去，而是冲着锻炼自己、增强自己素质去的，那就很罕见也很难能可贵了。尽管那里面，还有那么一点“曲线救国”的味道。
吴惠琼出身于福建惠安县的一个小小渔村，１９７６年８月出生。她小时候家庭很穷，父亲卖掉了家中惟一的小渔船去石狮打工。８年后，父亲摇身一变成了老板，开着小车回到了家乡。
１９９４年，吴惠琼考进了厦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