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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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杭州市有一个企业家叫陈立钻,他对我这样说:“理论家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经济学家有这个规律那个规律,要我说,只有一个,那就是‘肚皮规律’。肚皮饿了要吃饭,哪里能吃得饱就上哪里去;哪里能吃得好就上哪里去。为什么城里那些捧‘铁饭碗’的工人觉悟得晚,不主动‘下海’去经商?他们的肚皮没饿,他们的碗里有饭嘛!为什么没有正当工作的人倒先做起小买卖来,为什么最贫穷山区的农民急着外出打工,他们肚皮饿嘛!肚皮越是饿的人就越着急,肚皮半饥半饱的人慢着急,肚皮饱着的人还不着急。这同过去旧社会里沿海一带的人下南洋是一个道理,那些人都是在家乡混不下去的人。”
“这明明是常理,许多理论家却不知道,或者不敢讲,而广大的老百姓弄不灵清。要是你两天吃不饱穿不暖了怎么办?你还有心思埋头写作吗,你的心思都在一个吃字上,你会一门心思去找饭吃。这是人的本能,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吃的第一个层次是吃饱;第二个层次就要吃好;再发展到吃出健康和文化来;然后就上升到精神层面上去。你管也没有用,卡也没有用,生产力不是管出来的,是放出来的。你管理者硬要把农民捆在一亩三分地上,就是再精耕细作,农民也富不了。如果你放呢,把农民放出去,让他们自己去找饭吃,那就用不着粮票和布票了,放得越快富得越快。所以,管理最好是宜粗不宜细。”
这是我听到的农民企业家最入木三分的一席话。
● 从偷渡潮到民工潮
在不少电影、电视剧中,对于从内陆到香港的偷渡客有着太多的描写:从丛林中、从划桨的小船上,或者是从剪开的铁丝网边,那些偷渡者杂乱的脚印、紧张的眼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后面是内地公安人员打着手电的追击;前面是香港警员在海滩上的围捕。一场偷渡梦,最后在监狱中醒来。那些偶尔的成功者,或是蹲躅在灯光昏暗的街边,或是拥挤在郊区无人居住的破房里,在无望中决定着下一步路怎么走。那找不到工作的无奈与饥饿令人同情;那铤而走险的行径叫人生畏与厌恶;那流落风尘最终堕落的结果发人深省。当看到这样的电影镜头时,我们不禁会发问,既然偷渡的路是如此危险,结局是那样悲惨,偷渡者为什么还要像飞蛾扑火那样,以身试法呢?
这里,我们可以回答那些困惑者了。当一边的人有着8万港元的年收入,而另一边的人却只有500块人民币之时,这160倍的经济位差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什么样的趋向呢?
答案就在我们的嘴边:即使有上断头台的危险,也阻止不住人们铤而走险!
于是,一串串“人往高处走”的脚印便组成了一串串膨胀的数字:
1962年,深圳逃港人数为12144人;1978年,深圳逃港人数为17456人……
从1957年至1977年,宝安县参加外逃的人数是119274人次,平均每年5000人次。
由于人口长年流失,宝安县成为广东省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县份之一,也造成了其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低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它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280人。
然而,一旦这里建立了特区,情况便逐年得到了改观。原来离乡背井的穷乡镇、渔村变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从1980年至1982年,开始形成了移民流的初潮,在这三年中,深圳人口的增长每年超过10%。在这个初潮中,有这样四批人进入深圳: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家建筑公司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二是2万名开赴深圳深圳横岗镇的公司、工厂星罗棋布并就地转业的工程兵;三是由内地调入的数百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四是近10万名各种新兴企业招聘的外来工。再接下来——
1983年,有15万人涌进深圳。以后每年都以超过前一年的速度递增。到了1987年,在册暂住人口达到59.84万,首次超过了户籍人口(55.6万人)。
1989年,深圳暂住人口突破100万;
1990年,深圳总人口超过200万;
1993年,深圳暂住人口超过200万;
1994年,深圳总人口突破300万;
1999年,深圳总人口突破400万,其中暂住人口接近300万人。
2001年4月16日,全国公布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深圳的情况令人大吃一惊:总人口已达到700.8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是121.48万,暂住人口达到579.36万人。
而今天,到了2003~2004年,深圳的户籍人口达到二百七八十万人,而暂住人口则超过700万。深圳已成为超千万人的大都市。在深圳行走的每4个人中,有3个是外来人。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与之相邻的东莞市。
东莞有一个小镇,叫“寮步”,顾名思义,是在一条河的边上搭起几座茅寮,铺上几块石阶,供卸货的人休息或转成陆运,最初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码头。就是到了今天,这个镇的常住人口也不过6.3万。可是,外来人口的增长却令人吃惊:
1993年,外来人口为31749人;
1994年,外来人口为38180人;
1995年,外来人口为43560人;
1996年,外来人口为43600人;
1997年,外来人口为40520人;
1998年,外来人口为42012人;
1999年,外来人口为53467人;
2000年,外来人口为53950人;
2001年,外来人口为171289人;
2002年,外来人口为165732人。
与深圳的结论一样,在东莞这个小镇,每4个人中,也有3个是外来人。
东莞市街头的招工宣传栏只要有机会去一趟深圳,或是东莞,你不会看不到这样的现象,在火车站、汽车站,从一趟趟车里走下来的,有许多就是那些衣服穿得并不入时的农民工,他们的头发有些蓬乱,皮肤有些黝黑,眼睛里带着些许迷茫些许兴奋些许期待,肩扛手提着大型的编织袋、铺盖卷,随着其他的人群开始进入城市。他们像渠水、像雨,落到流到了哪个城市,便慢慢渗透了进去。然后,在建筑的工地,在大的工厂与小的作坊,在酒店和饭馆,在娱乐场所和小小的发廊,都可以随时看到他们。还有一些是没有融入的,三三两两还站在路旁、职业介绍所等待着他们的工作,也等待着他们的希望。每一座沿海城市稍微富裕的地方,都将成为他们的梦开始的地方。
这些外来工的流向开始是奔向珠江三角洲,继后又发展到长江三角洲,再扩大到整个沿海城市,于是,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在中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涌动了起来,奔流了起来,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建设力量。
我们十分吃惊于这种变化,它远比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变迁来得更叫人不可思议,也更加壮伟。
因为这种从偷渡外逃到大量涌入的变化,既有着具象性的意义,也有着现实意义。它的确说明,中国的某些地方富起来了,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内地人不再需要通过外逃来寻找致富途径,国内自有他们挥斥方遒的空间。
●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2004年的春天随着民工潮的提前到来也过早来到了。虽然在全国各地,春节一般都是7天长假,有的地方还要到正月十五才上班。但据记者报道,从初四、初五起,外地返京的民工就开始升温。仅从年初四中午12时到初五中午12时,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到站人数就超过了15万人次。据有关方面估计,2004年初次到北京来打工的人数至少有几十万。
在今天,打工的人数愈来愈多,而工作岗位却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都想抢占先机,提前几天来占一个位置。
记者汪震龙如此写道:“在北京做了4年家政服务员的何姐应客户的要求提前3天进京。她告诉记者,来北京打工的这几年受到了不少北京客户的照顾,他们既然有需求,自己二话没说就赶赴北京来了。
“与何姐这样在京长期打工者不同。昨天走出北京站的还有不少是第一次来京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几名从河南来京的女孩子对记者说,她们是在同乡那里听说北京特别缺小时工,就趁着返京高峰到来之前提前赶来了,比别人早到几天,找工作的机会也就大一些。
“北京巾帼家政服务公司的王女士告诉记者,随着北京人对家政服务需求越来越多,这几年许多家政服务员回家过年的时间也一年比一年缩短,从昨天(初五)开始,该公司就有一些家政服务员开始到客户家里上班去了。”
比别人早半拍、快半拍,无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
这使我们想起了“民工潮”始发时期外出打工的那一些人,他们是如何得风气之先想到要走出那块贫瘠土地的,他们的命运有了什么样的改变。
那应当是1980年到1982年,我们可以称作为移民浪潮的前奏期。
在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黄布镇,有一个名叫宦境村的地方。宦境的名字很怪,听老一辈的人说,这里原名叫“番径”,是少数土著人居住的偏远山区。抗日战争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黄布镇宦境村,新楼是外出打工者盖的房子期间,成为一块革命根据地,东江纵队经常出没于此。解放后还活着的老革命成了高级干部,于是才将这地方更名为“宦境”,表示这里是出官宦人才的风水宝地。
这个村子里原有5000多人,在民工潮到来的前奏期,一下子走出去3000多人,他们主要是到深圳去打工,还有的人跑向了广州和上海。
20年过去了,这些“先驱者”的现状到底怎么样了呢?
笔者随着朋友曾庆刚先生,乘着他的奔驰车,到那个山村里去深入了一回。
这是一个非常闭塞的村庄,四面都被小山围绕,土地既少且贫,每人只有三分地。山村里新楼与旧房间杂,据介绍,那些盖新楼的户主都是在外面挣了钱后盖的,而那些旧房的主人则一般是守家不出的农民。不过,这里守家不出的农民实在太少了,在整个村子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613899部队”,“61”是儿童;“38”是妇女;“99”是老人。这是外出打工农村的普遍现象。
黄姓村长告诉笔者,这个村主要有两姓,一姓曾,一姓黄,当初出去的3000人,现在成为千万富翁的有200余人,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有十余近二十人。这个村里出去的人,一般都做家具买卖,广东人称之为家私。他还为我说出了几个名字,他说道:“有个曾升华,在深圳开出租汽车公司,公司有小车300多辆;还有一个曾其中,做家私生意,已拥有十几家商场,什么国泰商场、顺高商场等。黄文辉、黄廷阳、黄仕涛、曾海艺、曾建国等都是开家私商场的,什么光辉家私商场、松宝家私商场、先岭家私城,都是他们开的。可能还有不少人,我们不清楚了,有些人怕露富呀,就瞒着乡里不说。”
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是,这个村子在改革开放前些年,陆续逃到香港去的有1500人,在香港形成了三个村落,村长就是曾姓和黄姓人,这些人也不同程度地富起来了。
我看不出村子有任何奇特之处,但相信迷信的黄村长说,这是因为他们村子的风水好,所以以前出官,现在出富商。黄村长说道:“围着我们这个村子的是两条龙,两龙对接的地方还有一只乌龟,现在我们在接口处又修了水库,挖了一个大塘。你想,龙与龟都需要水,有了水还能不飞腾吗?”
宦境村住的都是客家人,曾、黄两姓来到宦境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前480余年都没有“发”过,惟独这些年“发”了起来,这难道不是今天的政策今天的时代给了宦境村如此良好的机遇吗?不过,这些话我没有对黄村长说。
时代与政策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却及时利用而走向成功,另一些人却还躺在国有企业捧着“铁饭碗”睡懒觉,因此坐失良机。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那些“早行人”,他们得以成功的初始原因是什么?
在杭州,有一位天皇药业有限公司的老总,叫陈立钻。这样讲也许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是要提起立钻牌“铁皮枫斗晶”,相信知道其名的就大有人在了。
陈立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