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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作品评论-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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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用白话来写。(他又重复一次凋不能,然后笑起来。)要比白话,《老残游记》的文字随便抽一段出来,的确都是很成熟的白话。不过,我想这没多大关系。
  问:但是,《红楼梦》有些写景的部分,完全用四言一句,虽然很典雅工整,但,是不是呆板了一点?
  白:这样讲好了,有时候,一本书文字的好坏并不能单独抽出来看,要看整本书的体裁,像福克纳的文字,抽出一两段都是很坏的英文,文法也不通,但是整体看,实在是不得了。
  文字要能增加题材的效果。
  问:能不能说,文学的语言本来就不能跟一般的语言放在一起比较?
  白:那当然!文学的语言再怎么白,也跟一般的白话不同,而且得看题材,看哪样的文字可以发挥题旨,产生效果像卡缨的《异乡人》,要表现的是作者的哲学思想,用的文字要清楚,当然就不能像福克纳那样用很重的文字,他的style是近乎海明威的。风格跟本身的内容要配合,看能不能增题
  材的效果,表现题材的主题。(话题转了转。白先勇说到极兴处,不自觉将椅子往前一推,话题又落回他身上。)
  问:你写作的速度快不快?
  白:很慢,很慢,慢得简直――只有《金大班》最快,两天就出来了,写得很轻松,其他的都在脑里转很久,写了以后至少还要修改两三遍。
  问:你们那一代出了不少文坛巨星,我们现在好像没有?
  白:我倒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要好。哈哈!人概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哈!你们看起来就――而且大概我们那时候容易成名吧!现在你们比较吃亏,尤其是诗坛,(他转头问主编梅新)是吧?要了同颗彗星,很难很难。
  问:有人说是因为当年的外文系功课轻松――
  白:哈哈!你们现在很重是吗?(在座几位外文系的学弟。学妹一致抱怨:重喔!)我们以前常常逃课去印刷厂。
  当时办《现代文学》,大家都很穷
  问:对了,你们办《现代文学》是基于什么动机?是不是被退稿,恼了,一气之下自己开个天地?
  白:没有!哈!凑巧因为我们那届和上下两庙写的人很多。上一届的像丛苏。叶维廉,下一届的像王祯和、郑恒雄,我们同届的更多。我当时想,我们自己邢地盘一起写,不是很好吗?那时候我们什么都自己来,穷得很当时,夏济安先生对我们这些后进的启发很大,他有文学眼光,是个很好的老帅。
  (白先勇转向目前仟中外文学执行编辑的杨泽,问他,中外现在多少稿费?杨泽答说不好意思讲,不过稿费最近要提高了。大家都笑。白先勇笑着说:)
  我们那时是没有稿费的,常常还要贴钱,穷喔!
  问:陈若曦说你们穷得想卖你的照片――
  白:啊!乱讲!没有的事,陈若曦还给我骂了一顿!(急呼呼地否认,一边笑不可抑,每个人都轰然笑起来。主编笑说,你现在的相片还有效呢!我们到街头去!说着做出兜的动作。白先勇笑着搭腔:)
  如果卖得出去,我也去卖啦,抛头露面,哈哈! 我们有那么多文化成品,为什么不推出去?
  问:你是从海外来的,你觉得我们介绍自己的作,译介工作做得怎么样?
  白:在国外,有人在做了,像李欧梵他们就有在做。夏清在哥伦比亚大学也陆续翻过几篇台湾的小说,做了一些绍。因为现在大陆拿不出好作品,他们只有把鲁迅、巴金的品翻好,推出去。美国教授在教中国文学,上到“五四”后,就上不下去了,没有够分量的作品可以讲,所以他们在开始注意台湾的作品,也很需要,而且很喜欢。只是,这的宣传太差,到现在还推不动,真是奇怪!
  问:你应该多讲讲,多写一些此类工作的建议!
  白:唉!(气急败坏地)我着急得很,每次逢着机会就说。这件事应该大家一齐来说,大家一起做!我们有钱,有人才,就是还没有觉醒;重要的是,没有独立的机构来做这种事,我们有那么多文化成品为什么不推出去?像故宫的东西,为什么不做一次世界巡回展?张大干在国外有名得很,他在美国自己开的展览轰动得很,他现在人在台湾,政府为什么不帮他弄个回顾展,推到世界各地去?我们甚至没有一本像样的杂志,对外介绍我们的东西,像《汉声》很有水准,政府怎么不主动资助他们?他们辛苦得很,也真了不起,就是没有足够的经费。
  观念建立最重要,像“中学生头发”的问题
  问:这是不是因为当局还没建立起对文化的观念?
  白:对嘛!我们有东西、有人才,就是推不出去,可能是这样,还没认识文化的重要性,以为跟娱乐、杂耍差不多。
  问:观念的建立最重要,就像‘中学生的头发问题”到现在还有“中学生应该专心课业,不应为头发操心”这种说法,这是怎么说的呢?
  白:哎呀!我今天还在生气,这真是野蛮得很,毫无道理,落后到了极点,而且对中学生很不公平,他们最痛恨的就是这个。我们真是太不了解青少年的心理。教育心理学有没有证明,说留了头发就妨害教育?那么,照说全世界只有我们头发最短,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就全世界第一?为了这件事,还争论了那么多年,真是毫无道理。而且这又不是我们的国粹,我们那里就是这样的嘛!更野蛮的是头发不合格,在发上划一刀,这种事这些年来层出不穷。你想想看,被罚的学生那种心理的打击!
  问:对!这是小事,但关系青少年的心理太重要了。你写小说,一定比较了解这一点,是不?
  白:我就看过小学毕业,刚上初中的女生,剪掉长发,顶个西瓜皮,缩着脖子走的样子。这时期的青少年,最敏感,反抗力也最大,这样做对他们等于是破坏。全世界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如果硬要规定男生剃光头,你自己剃看看,才知道滋味不好受。真的,大笑话了!太笑话了!
  母亲去世以后,感觉到人生无常
  问:你的小说里有不少是以青少年的心理为题材的,里面的女性角色很多,女性的心理也写得特别好,你小时候是否爱到女人很大的影响?
  白:(笑)我不觉得我偏重女人,我什么都写啊!我小时候,最亲近的倒是一个副官。
  问:在《蓦然回首》那篇散文,你写母亲那几段特别动人――
  白:嗯!我母亲的死对我是很大的打击,我很难相信,银她样的人也会死。从那以后,我才第一次感觉到人生的无常,知道人生的大限。
  问:前面有一段写你母亲病中坚持去参加一个婚宴,坐起化妆,对着镜子看看说:“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
  白:我母亲是个生命力很强的人,看她奋斗一辈子,最后还是失败了,败在死亡的手里。从这以后,我对人生就不再那么肯定,而且常常有一种无常感。
  外国人很多相信抗战是中共打的,为什么?
  问:你有没有想过写你的父亲?(按:白崇禧将军,抗日 名将。)你是最适当人选啊!
  白:我不行,自己下笔不公正,也不够严谨,除非是写回忆录。
  问:现在有没有写你父亲的书?美国有没有?
  白:没有,只有英国的一本书,写关于当时几位将领。很奇怪,在美国,没有一本书很公正的写我们抗战的情形,他们对中国的“民国史”非常忽略,也不懂。我们自己也没有一本中日战史,没有一本好好的民国史给世界看,太不重视这件事了。

《冬夜》之对比反讽运用与小说气氛酿造
 
  《冬夜》,很可能是《台北人》里最受注意和欢迎的一篇,因为据我所知,好几种中国现代小说选集,包括中文的和英译的,都把白先勇这篇小说编选在内。《冬夜》之能受普遍欢迎,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此篇采用比较明显的呈示法表现小说主题。像《台北人》其他每篇一样,《冬夜》里也有许多隐喻,可是明示和明喻更多,所以,在相当程度之内,我们不难了解小说旨意。二、此篇题材关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面临的困境,而《台北人》这一类严肃作品的读者,大概也都是知识分子,如此,由于读者能领会小说人物之心境处境,并切身体认小说里提到的或呈示出来的有关中国文化的种种问题,就容易和作者发生共鸣,三、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因为《冬夜》确实是一篇以熟练技巧写成的感人故事。读后令人低回沉思,喟叹人生几何。
  《冬夜》的情节动作,和《台北人》大多数故事一样,发生在短短数小时内。而情节也主要靠小说人物的对白来推展。主角是一个在台湾某大学教英国浪漫时期文学的老教授余钦磊,另一重要角色,则是被誉为国际历史权威的旅美学人吴柱国教授。民国初年 ,他们两人在北京大学,同是领头发动五四运动的健将,后来,余钦磊随政府来台,一直在大学教书,吴柱国则留居美国,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名人,现刚返台北做数日之停留。《冬夜》小说情节,即叙述吴柱国在一个下着冷雨的冬夜,从社交应酬与学术演讲的繁忙中抽出几小时,来到温州街余教授的住宅,探访老友,两人谈今话旧并发抒内心感触的情形。小说始终客观描写,叙述余教授之期待老友;情节主干由两人之对话构成;吴柱国离去后,高潮即下降,作者恢复客观描写,叙述余教授之所为所思,小说很快也就结束。
  从这两位老教授的回忆对话,我们得知五四运动的时候,和他们两人交往甚密而抱持同样理想的北大同学,还有贾宜生、邵子奇、陆冲、陈雄等人。其中陈雄后来变成日本大汉好,早遭枪毙 ,陆冲没离开大陆,“百花齐放”时,被北大学生清算,说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为孔教作怅,逼他写悔过书,他不屈而跳楼自杀。邵子奇和贾宜生,则也随政府来台,邵子奇改变初衷,当起官来,颇有社会地位,却和老朋友疏离了关系。贾宜生和余钦磊一样,同在大学教书,由于妻子病在医院,生活穷困不堪,半年前摔过一跤,摔破血管,一个月前去兼夜课时,不慎滑入阴沟里亡故。
  这几个人的遭遇,都是余、吴二人谈话中说出的,小说里真正出场的角色,除了二老教授,就只一个配角——余钦磊二十岁的次子俊彦。然而 ,小说里还有两个没和读者直接见面的人,值得注意。那就是余教授的前妻雅馨,和他在台湾续娶的太太。雅馨是五四时代女师大的校花,当年和余钦磊,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十分罗曼蒂克地结成姻缘,生下两个小儿,不幸就去世。余教授现在的太太,总是到隔壁萧家打麻将,和余钦磊毫无心灵上的沟通。
  关于吴柱国在美国的家庭生活,我们只知他妻子已逝,没有儿女,一人独居。
  作者虽然没有明说,我们却可从二友对话内容推断,吴柱国这次是二十年来头一次回台。而且,余吴二人虽然心里一直保存旧时的友谊,平常他们也极少通信联络,双方许多事情都彼此不知道。如今久别重逢,谈话过程中,他们才又开始重新认识对方——被年岁和现实环境逼迫得改变了的对方。这篇小说的情节高潮,就是建立在二老友彼此的逐渐醒悟。
  如此,我们不难想像,作者必大量运用对比手法,来衬现五四时代的余吴二人,和今日的他们,之间的大差距。作者同时也把过去那个时代的精神,和今日时代观念,作为明显对照,来强调今非昔比的主题。现在我们就先讨论小说人物的今昔对比。
  从小说开头的客观描述部分,我们看到余教授“右腿跛瘸,穿着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蹒跚”。那是因为五年前他曾被一辆机器脚踏车撞伤。小说里作者一再提到余教授“那只撞伤过的右腿”、“那条僵痛的右腿”、“僵硬”、“麻痛”、“一拐一拐”、“迟缓”、“蹒跚、蹭蹬”等等。可是,从二友的往事追叙中,我们得知“五四”时候,北大青年叠罗汉爬进曹汝霖家里去,头一个爬进去的就是余钦磊,“把鞋子挤掉了,打着一双赤足,满院子乱跑,一边放火”。今日之跛足拐脚,和昔日之叠罗汉赤足乱跑相比,是何等强烈的对照!余教授听着老友追叙这些往事,脸上一红,“绽开了一个近似童稚的笑容来”。这一瞬间,他的心情仿佛又回到青春年代,“不由主的将一双脚合拢在一起,搓了两下”。这时他“没有穿拖鞋”——正如五四时代之赤足。可是包在“打了两个黑布补钉”的绒线袜里的僵麻之足,怎能再和往日敏捷灵活的赤足相比?
  吴柱国初见俊彦,惊叹道:“俊彦,要是我来你家,先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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