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尤凤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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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年夏天,我奉命去海滨某城市的医学研究所采写一份调查报告。临走,编
辑部纪主任对我再三指出:这个医科所最近公布的一项科研成果——心脏起搏器,
是一枚政治炸弹,它选在目前这个时机公布,是出于对抗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政
治目的,必须痛加批判。说到这里,纪主任见我似有迷惑不解之意,便微笑着拍拍
我的肩膀说:“这件事,上面很重视,专门有部署。我们考虑到你年轻,有水平,
有魄力,才决定让你去的,你要理解。好吧,祝你金笔生辉。”
就这样,我便匆匆启程了。为了赶报纸预定的发稿时间,到达目的地后,便立
即开始工作,白天去医科所做调查,晚上在下榻的饭店单房间里整理材料。这样过
了两三天,问题基本搞清楚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即将动笔的是一篇很棘手的文章,
因为,调查结果与纪主任的结论完全不符。事实是,心脏起搏器是一项具有高度先
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临床试用证明,许多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的病人由此而获得新生。
这项填补我国医疗器械空白的科研成果,是在该所党组织领导下,广大研制人员经
过几年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获得成功的。至于说公布的时机出于政治目的,也显然站
不住,这不正像责怪一个新生婴儿的降生时辰有政治目的一样的荒唐吗?
我怀着极其矛盾的心情回到住处,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窗外,是灯火点缀
的海滨,浪击礁岸的澎湃声历历可闻。我仿佛觉得这激涌的浪涛是在冲击着我的心
房。很清楚,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面前,这调查报告怎样写?是根据编辑部的要
求,还是根据客观事实?说明白些,就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说来让人啼笑皆非。本来,党对新闻报道要求绝对真实的准则是无可置疑的,
何以会跑出一个真话与假话的问题来?这不是大荒诞了吗?其实不然。如果在前些
年提出这问题,那的确是荒诞的,而现在,却变成非常自然的事了。
无论如何,稿子还是要写的。按规定,明天就需把稿子发走,时间不容怠慢,
今晚无论怎样也要赶出来。我在桌前坐下,铺开稿纸,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以便
从纷乱的思绪中理出个头绪来。可是不行,没等掏出笔,那个荒诞而又自然的问题
又在脑子里打转:说真话呢说假话?说假话呢说真话?……
“呔!”我暴躁地站起身来,几乎吼叫起来,“这不是作践人吗!这不是……”
“叮铃铃——”桌上的电话铃叫起来。我努力稳定下自己的情绪,抓起电话耳
机。原来是长途,编辑部纪主任打来的。由于相距遥远,耳机内嗡嗡的,干扰声很
厉害;幸而纪主任平日说话的腔调就尖利,才使我勉强从干扰的声浪里捕捉到他的
声音。
很自然,电话是为稿子打来的。主任问我进展如何,何时发稿,我便赶紧把在
这里的调查情况及自己矛盾的心情做了汇报,然后如同等候赦令似的期望着他的答
复。但是主任毫不通融,没一丝回旋余地,他说:“一,稿子一定要写,五天后头
版见报;二,坚持原定观点,雷打火烧不变。接着又严厉地批评我缺乏政治敏感,
缺乏路线高度,书生气十足等等。我有些不快地问道:“如果坚持原来观点,与事
实不符咋办?”我话还没说完,便听到耳机内传来一阵尖声尖气的大笑声,这笑声
虽然来自千里之外,却不由使我毛骨悚然。笑过之后,便听到他一字一句好似在咬
着牙根说:“同志,我要提醒你,不要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政治不是科
学,不是1+l=2咧!”说完又是一阵刺耳的大笑,笑完,“咔嚓”挂了电话。
我呆痴了,木然地钉在那里,很久很久,耳鼓里仍然响叫着纪主任那尖利的声
音。当然,他那刺人的声音这几年早已听惯,不算太刺激,那带有明显威迫成分的
训斥,我也并不介意,只是他最后的几句话却刺疼了我的心。“政治不是科学,不
是1十l=2”,这就是说,搞科学需要有老实态度,搞政治则不必;换言之,科学家
应该是老实人,政治家则不必是老实人。难道真是这样吗?这个问题太现实了,几
年来一直困惑着我,有时我想,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而在实践中却行得通,要不,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许多怪现象不好解释呢?老实人埋头苦干被耻笑,受打击,狡诈
人投机钻营却受重用。就说纪主任吧,新闻界谁不知道他的老底,谁不知道他的升
迁史,写了几篇吹捧文章,便得到上面的重视,调去给某首长当联络员,一年后派
回报社,从一个普通记者摇身一变成了编辑部主任。这究竟是何道理?总而言之,
这个问题——搞政治是否需要诚实的问题,一直在我头脑中翻来复去的斗争着,肯
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总是得不到答案。刚才纪主任的几句话,好像在我发
热的头上猛浇一盆冷水,使我为之一震,我似乎觉得,他是对的,兵书上不是也写
着“兵不厌诈”吗?政治既然是斗争,是打仗,按说诈一些也是应该的,无须非难
的,难道说,我从前真是路线觉悟不高、政治上过于迟钝了?
俗话说,顺理成章,道理通了,文章也觉得可以动笔了。于是,我重新坐下,
振作精神,开始“金笔生辉”了。
然而,文章写得很艰苦,非但没有生辉,笔下反而破绽百出,看来说谎也是一
门学问,想说出个水平来也非一日之功。
一个人的强迫观念有时竟如此强烈,现在,我正处于这种状态。我强迫自己憎
恨什么心脏起搏器,居然成功了,我在内心忿然抨击它的研制人:见鬼,假若精力
过剩,就干点别的好了,何必一定要搞这捞什子,害得我跟着陪绑。
就这样想着写着,写着想着……
陡然,一种极度的不适向我袭来,胸内似有万把尖刀在刺搅,呼吸也要窒息,
身子像一滩泥似地堆在椅子上。不好,一个不祥的念头升上脑际,这是我的心脏病
发作的信号,必须立即喊人求救,否则后果不堪想象。我挣扎着要站起身来,但没
有成功,酸软的四肢一点也不听从大脑的指挥,完了!完了!我简直绝望了,看来,
我将默默在死在这房间里了。正绝望之际,我的目光触到桌上的电话机,蓦然使我
感到尚有一线生机。对!用电话求救!我挣扎着拚尽全力抓起耳机,但紧接着又懊
丧起来,天哩,我打给谁呢?此刻,我除了知道这个城市的电话号码是以(2)为开
端的五位数字外,并不知道任何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呀,咳,怎么办呢?这时病情
已使我简直无法支持了。拿耳机的手使劲地抖动着。咳,碰碰运气吧,于是,我使
劲伸出另一只手,几乎是在昏迷状态中任意拨了五个数码。呀!通了!有人在接电
话。我像一个溺水人突然抓住一块救生的木板,使劲喊了这么一句:“海滨饭店20
3有病人……”接着眼前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眼前竟是一个白色世界,墙壁、门窗、吊灯全都雪白雪白,
就连站在我面前的几个人也像是用白玉雕成的。这是什么地方?这时只听有人低声
说:“醒过来了……”可惜没听到后面的话,便又疲倦地昏睡过去。
第二次醒来时,房间里已亮着电灯,乳白色柔和的灯光下,垂下的窗帘上一个
鲜艳的红色十字跳进我的眼帘,我这才慢慢意识到这里是什么地方,意识到我究竟
是谁,也记起打的那个救生电话了。
“护士同志,请告诉我,接我电话的那个人,他是谁?”我焦急地向站在床前
的一位十八、九岁的女护士问道。
护士小姑娘会意地微微一笑,俯下身柔声问道:“感觉好吗?”
“好,他是谁呀?”
“要喝水吗?”
“不,他到底是谁呀?”
姑娘抿着嘴笑了,她用一种欣赏而又调皮的目光看着我,那神情好似说:你呀,
怎么会想到打电话呢?真是个机灵人哩。
接着,她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说来,事情简直有些神话色彩了。原
来,我的电话一下子挂进火车站的公用电话间里了,这时的时间是晚上十点三十分。
本来,这么晚电话间是不会有人的,谁想到竟会这么巧,一个准备乘十点四十五分
快车的旅客不早不晚走进电话间,他想用开车前的几分钟给一位上夜班的朋友打个
辞行电话,刚走进电话间,听到铃响了。下面的事自然不用再问了。
“真的,我长这么大,还头一回遇上这样有趣的事呢。”女护士余兴未尽地补
充说。
“那么,他误车了吧?”我问。
“自然。”姑娘说,“他把你送来后,一直在这儿等你脱离了危险才离开……
对了,他要乘今晚的火车走。”说到这里,姑娘看了看手腕上的表,不由悄声叫了
起来:“哟,又是昨晚那个时间呢,这会儿,他也许正上火车哩!”
“你知道,他在哪儿工作?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问他,他就是不肯说。”姑娘说着,站起身走到窗前,轻轻把窗帘
拉开一道缝隙,向着远处灯火如昼的车站方向凝望着,又无限感慨地自语道:“真
是个好人哩……可他就要走了……"
我默然了,思绪却激烈地奔涌起来:多么高尚的人啊,做了好事连姓名都不留,
这样的人,在现在来说,真可贵呀!说心里话,我是多么渴望能见到他呀,但这已
经不可能了,也许今生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了……我不胜感叹的想着……
这时,护士小姑娘突然转过身来,忽闪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说:“对了,他说,
他曾见过你哩!”
“见过我?”我不胜惊喜地连忙问,“在哪儿见过我?”
“在医科所。”
“医科所?”我更加惊奇了。极力回忆着在医科所见过的每一个人,到底会是
谁呢?我不禁又问:“他多大年纪?相貌有什么特点?”
“特点?”姑娘咬住嘴唇思忖起来,显然是想力求把“特点”说得准确些,过
了一会才慢慢说:“五十多岁,高个子,瘦瘦的,白净脸,……对了,他的眼睛给
人的印象特别深,就像两汪泉水那么清……”
“啊,莫非是他?”我自语着。姑娘的描述使我蓦地想起一个人来。
那是我头一天去医科所的上午,医科所李副所长领我去起搏器小组做调查,正
穿过二楼走廊时,迎面走过来一个人,五十多岁,瘦高个,白净脸,眼睛炯炯有神。
我冷丁觉得面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正疑惑间,已走近面前,在这瞬间,他和
我对视了一下目光,便擦肩而过了。后来我问李副所长他是谁,李副所长告诉我,
他也是来采访的记者,叫白黎。
白黎!当时我差点喊出声来,难怪面熟,原来是他呀。说起来,新闻圈子的人
不知道白黎这名字的还真不多呢。他是一个老资格的记者,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八路
军里担任战地记者了。他非常热爱记者工作,解放后,他多次说服上级改变了要他
改行做领导工作的意见。他写过许多出色的文章,记得我上大学时,系里编印的
《新闻写作范例》上曾选刊过他的许多作品,同学们都是做为学习楷模来阅读的。
毕业后我开始做新闻记者工作,六四年在某地听了他的一次谈新闻报道工作的报告,
其中谈到在战争年代里,战地记者们如何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闻报道要绝对真实
可靠的指示,在每次战斗胜利后,都要亲自清查战果,搞清俘虏、战利品的准确数
字,力求不多报或少报一人一枪一弹……时间虽已消逝,但他的话,到现在我还记
忆犹新。后来,在旅途中又见过他一次,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了。直到十年之后的
七五年,我又从一位朋友嘴里得知他犯了错误,被送到乡下监督劳动去了。这件事
对我震动很大,总想知道他究竟犯的什么错误。后来终于打听到了,原来是为了一
篇稿子。七四年批林批孔时”他去福建一趟,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反映了某地区一
些派性头头重新拉起山头搞武斗,严重干扰了本地区革命和生产的事实。文章后来
刊登在一份内部资料上,不料被上面一位首长看到了,看后大发雷霆,说这是一篇
破坏批林批孔、污蔑新生事物、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反党文章,并责令立即成立“白
黎专案组”,彻底进行追查。就这样,一篇文章引来一场烧身大火。在专案组内,
白黎受尽了种种折磨,无休止的批斗,软硬兼施的“攻心”,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