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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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桌上的人来了一半后才急匆匆赶去吃早饭。
时间长了我也渐渐了解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是苦出身，家在咸宁地区，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患了精神病一直赋闲在家，妹妹则刚考上大学，全家的负担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肩头上。以前工作时还可以寄些钱贴补家用，现在辞职在校复习，日子就过得更加艰难，我老问他钱是否够用，是否需要我借钱给他，因为租房子、吃饭，给妹妹、妈妈的生活费毕竟都不是小数目，他则总是借口上班时已经攒够了钱而婉言谢绝。
相处久了大家对蔡老大更是尊敬，“蔡老大”这个外号也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叫习惯了我们反而连他的真名都淡忘了。
渐渐地我发现蔡老大有些地方和我们不一样，他常常在我们毫无提防的情况下显示出一些歇斯底里，一次是我找他借了本索爱群主编的政治复习资料，下自习时搁在桌子上一时忘记了，下午来的时候被蔡老大看见，他很不高兴地说了我几句，我不服气地说：“不就是一本书吗？至于这么大反应吗？大不了丢了我赔你。”
蔡老大突然发起很大的脾气，冲过来揪着我的衣领说：“赔？你赔得起我还消受不起呢？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完松开手把自己那本书撕得粉碎，整个自习室的人都吓呆了，尤其是我，当他揪住我的衣领和他两目相接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他眼神里的凶光，那种凶光在我后来抓住的那名杀人犯眼中见过，大飞在给我讲即将被枪决的江北灭门惨案的凶手时也向我描述过，我深信那种目光不属于正常人，而是一种兽性的眼光，在那一刻我不寒而栗……
事情过去后蔡老大诚恳地向我道了歉，并解释自己是一时冲动，因为是小事我也没怎么挂在心上，继续把他当老大哥看待，一次他好像意外地得了笔钱，很高兴地邀请我们几个相熟的朋友在校门外的小餐馆吃饭，正在上菜的时候餐馆的小丫头开始在一边扫地，蔡老大有些不高兴：“都说过多少次了，客人在这里吃饭的时候不要扫地好吗？”小姑娘吐了下舌头就没扫了。
于是大家开始边吃边聊，小姑娘可能看我们吃得很高兴没在意她，又在一边扫起地来。只见蔡老大猛地站了起来，一把把桌子掀翻，然后将扫帚抢过来折断，把小姑娘推倒在地上，大声骂道：“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叫你别扫你偏扫？”在座的人都被吓着了，我看到凶光再次在蔡老大眼中燃烧起来，小姑娘也被吓得魂飞魄散，连哭的胆量都没有了……
事后我们再也不敢惹蔡老大生气，私下里也刻意减少了来往，一次一个兄弟试探着问我：“你说他妈妈的精神病会不会遗传呀？”要是以前我一定会呸他一脸，可那时我只能低头不语，好半天才说：“慢慢观察吧，也许只是性格冲动了点儿。”
那年的研究生考试成绩公布后，我在校门口的一家网吧里见到了蔡老大，他更瘦了，正在网上查当年的就业行情。我问他考试结果如何，他说：“数学被撂倒了，专业课倒还可以。”问他下一步打算，他说先带妹妹回家看看妈妈，等暑假过完回来租房子再考一次，接着问我找工作的情况，听说我即将成为一名警察后他先是一怔，然后恭喜我，并勉励我一定要好好干，别给母校丢人。
在新训班受伤静养期间，每天大胖他们都会给我买当日的都市报消磨时间。八月末的一天，我在当天报纸的最后一版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大学生考研遇挫持刀行劫，再论当代大学生素质的提高》，一看到“考研遇挫”四个字我的心就突然揪紧了，接着缓缓往下阅读的内容证明了我的第一直觉，果然是蔡老大，姓名、籍贯、父母的情况、读大学的妹妹，除了学校名字报纸没提外什么都是和现实对应的。
报纸上说：蔡老大在一九九八年自深圳返回后一直靠抢劫维持生计，考研失败后他又不得不面临生计问题，因此在回家前为了母亲、妹妹的生活费再次持刀抢劫一单身女性，并将该女性脖子划伤，最后被一出租车司机发现后报警而被群众抓获。
放下报纸，我的脸一阵阵发麻，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青年人在每天晚上下自习后又回到租住的小房里，从盒子里拿出尖刀，坐公共汽车过江去行劫，半夜得手后再回房间休息，天蒙蒙亮的时候起床到路灯下背英文，然后帮我们这群不知柴米油盐贵的毛小子们占座位……一种沉重感压在我的心头让我难以喘息。生活，我从来没有像那天这样懂它。
作为警察，所有罪犯都是我们的天敌；作为一名老朋友，我也实在对蔡老大恨不起来，心中甚至期盼他的辩护律师能够发现他的精神缺陷而令其免去牢狱之灾。但现实毕竟是残酷的，在我成为防暴警察那天我听到了一审判决的消息：蔡老大因为抢劫罪被判刑七年。以我对刑法的了解，就他的犯罪情节而言，这已经是很轻的判决了。可是，人的一生中又能有几个七年呢？
二○○一年底，我和市里的执法检查专班到各个派出所检查工作，其中一个就是当年刑拘蔡老大的派出所。我向办案人问起这个人，他几乎不用回忆就说出了蔡老大的名字：“我知道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被抓起来的时候已经给群众打得浑身是血，可他仍然用极为凶狠的眼神瞪着我们，连我这十几年的老刑警都被他盯得心里发毛了，唉……怎么打那眼神都调不过来呀，简直不像是人类的眼神。”“我知道，”我幽幽地说，“早在三年前我就见识过了。”
真假汇票、真假主任和真假逃犯
二○○一年十二月的一天，我正打算吃午饭，突然来了几个来报案的。几个东北人挤了一屋子，好一阵才让他们安静下来慢慢说。原来这几个东北人打算做一个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正好一个叫老孟的本地人和他们相熟，便承诺说只需要签订个假合同就可以凭关系从银行开到大额的银行承兑汇票，事后只需要收部分开票提成即可，由于东北人的公司是民营企业，在当地完全贷不着款，但项目又的确缺资金，只好答应老孟索要高比例提成费的要求。接着按要求带着一笔钱到本市来，说好了一手交银行汇票一手交提成费用。
几个东北人倒还有点警惕性，由于涉及上百万资金的票据，他们专门从大连那边的银行里请了个识别假汇票的专家，同时向老孟提出必须在本市开票银行的办公室内交票，老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几个东北人特高兴，感觉这下算是可以解决资金的周转问题了。
飞机到达本市的时候正是上午八点多，老孟带了车去接东北人，一行人上了车后就往银行开，可是在高速公路上车突然坏了，捣腾了个把小时才又出发，到银行后，一个姓刘的主任在主任办公室接待了他们，并当场核对了合同，然后让一个银行工作人员去拿汇票，并亲手将上百万的汇票交给了东北人，他们让专家看了下，由于是在银行办公室内当场开的票，按常理也不会有假，专家也就草草验过，双方皆大欢喜，握手分别。事后，按照约定，东北人给了老孟20万中介费用，老孟接过后说句下次再合作便欢天喜地地走了。
回到宾馆，东北人越想越不对劲儿，觉得这么轻松就从银行弄到这么大笔款子也太玄乎了吧，就让专家再检查一道，这一检查就发现那张票据有些不对劲儿，于是马上拿着去当地的人民银行检验，果然是一张假票，便急匆匆地跑到我们这里来报案。
我问着问着也开始纳闷，最初我还怀疑东北人去的是家假银行（以前有过犯罪分子在旧房子前竖块‘某某银行某某分理处’的牌子收取存款，居然连收个把月存款都没人发现的事情），但大概一问方位就知道他们说的地方的确有本市的一家银行，这是不会有假的，可是银行的人当然应该知道开假票是很重的刑事罪，明知道没个跑儿怎么会那么傻开假票骗人呢？所以开假票的一定另有其人，但银行内部绝对有人与其勾结，否则老孟怎么敢那么大胆子把人往真银行的办公室领呢？
于是我问东北人：“你们去那家银行的时候感觉到有什么不对没有？”几个东北人面面相觑：“没什么不对的呀，银行嘛，不就是取钱存钱嘛。柜台前面很多人呢！”
“那么你们是自己走进去的还是被银行的人领进去的？”我问。
“当然是领进去的，车一停门口就候着一个年轻人，说是信贷科的什么小王，然后就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刘主任的办公室。”他们答道。
突然一个东北人插了句嘴：“当时是中午，很多人都拿着碗下楼去食堂吃饭。我们回去的时候还在说那老孟抠门，给了他二十万连顿饭都舍不得请。”
我心中的想法慢慢成了形，说道：“你们被高级骗子给骗了，案子我们接下来，你们几个都留下来协助侦查大队破案吧。”
侦查员接走报案人后我突然意识到他们所说的刘主任好像是帮我办丢失信用卡的人，顺手就打了个电话过去，装作专门表示感谢，然后问他：“最近您那里给别人开过百万以上的银行汇票没有？”刘主任答道：“上级现在审核得严，很久没开过了。”我听了他的话，凭直觉突然意识到什么，虽然我能肯定这个刘主任绝对不会是给东北人开票的那个所谓“刘主任”，但他与这个案子一定有关系。
案情在老孟被抓获后迅速豁然开朗，原来老孟完全是一职业资金骗子，他事先用钱买通了银行的刘主任，让他趁着中午下班时间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用，然后找到一对下岗的父子，儿子就装信贷科的小王负责在银行门口接人带人，父亲则装作“刘主任”在办公室里接待东北人，票则是事先老孟假造好的。然后再安排司机故意让车在路上坏掉，算好银行正好那时候中午下班，人们都去吃饭而借助银行的公信力行骗。
老孟在交代问题后迅速被刑事拘留了，下岗的两父子和司机也被作为共犯而抓了起来，真正的刘主任则坚持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只不过把办公室给熟人用一下谈生意，至于动这么大干戈吗？侦查员盘问了半天他仍然坚持说自己什么都不知情，只说是被利用了。
见他还在狡辩，我丢了个存折过去：“这一万块钱是谁在前天打到你账上的？借别人办公室谈个生意就给你一万块？”刘主任还要强词夺理，侦查员又出示了老孟的供词：“你们合作做了四起案子，你倒是很乐于借自己办公室给别人用啊？”刘主任见我们把什么都查清楚了，只好把头埋在膝盖上什么也不说。
这个案子算是办得比较快的，可是我却再一次体会到了世态的种种，你就说那刘主任吧，一个月工资怎么着也有四五千，怎么还会为那一万元报酬就把前途和晚节全部丢了，还有那假主任和假小王，每次的“演出”费用只有人民币两百元，可他们却无怨无悔地为博取这笔资金而卖力伪装。人啊人，为什么你总是会在这些小利上赔上身家性命，即使明知下场如蹈火飞蛾也在所不惜。
由于案件牵涉范围比较广，上级派我和侦查员老潘一起去外地调取犯罪证据，当时正值年关，心里虽然是千百个不愿意，但军令如山，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去的路上还很顺，可是回来的时候可就惨了，正碰上二○○二年的春运开始，当地的火车站里人山人海，售票口开往各地的车票也在瞬间就卖了个精光，我和老潘商量了一下，陆路怕是回不去了，只好走水路，可是一到码头我们就更傻眼了，几百平方米的地方也几乎是万头攒动，无数个急于归家过年的人几乎已经把售票口给垒成了个人肉碉堡，我们暗暗叹道这下可真要在异乡过年了。
老潘也是个老实人，只好问我该怎么办，我说咱总不能顺着长江游回去吧，就算跟人家说我们是警察，别人一看两个大老爷们也会觉得我们没出息，这样只会给本市的警察丢脸，老潘叹道：“还是我们以前好呀，押着个上级督办的重犯一路上都有当地的警察专门护送。”
听到老潘的话，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极为龌龊的想法。便问老潘：“你带手铐没有？”老潘说带了，并问我是否看到小偷了，接着建议我身在异乡最好少管闲事。
我奸笑一下，然后朝那条排队购第三天船票的长龙走过去，挨个儿问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和我们同一目的地的人，我问他：“哥们儿，想今天就回家过年不？”那人答道：“太他妈的想了，去年都初三了才到家。”我说：“那为了早点回家吃点苦受点委屈你干不？”见那人不解我就在他耳边耳语了几句，并再三保证一定安全及时到家，他才点头同意。
接着，我把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