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浪子-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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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侧重表达规律，故不重视发音，几千年以降，中国人“同文同种”的认知，就是未受到语音灰化的正面结果。其他文明则不然，若是语言与文字同轨，一旦语言灰化了，则文字亦不复存在，文字不存，文明就此颓圮。
由于“易”道，中国人早就相信宇宙中有一定的法则和道理。三千年前，老子在无意中留下的《道德经》中，第一章就指明：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宇宙既存在由无到有的真实，人只要无欲不私，就可以顺性而为，直达玄妙之门。此即人生之“道”，奉行者称为“道家”。这种顺应自然规律的态度，是智慧最真实的本质，经过几千年的薰染陶冶，早成为中国人根本的禀性。
周易根据八卦的组合衍为六十四卦，周文王着爻辞，孔子着〈十翼〉，作为一种人生事务的规律。这种规律实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便有了“儒家”。
了解了自然之“天道”，又实现了人世的“人道”。中国人在春秋战国之际，观念完整，认知明晰，诸子百家竞相争鸣，人称文化盛世。及至汉朝，印度的佛教传入，专谈人与“心”的关系。中国人发现那正是天与人之间、中国文化未曾触及的一块净土，于是又将佛理吸收融合。到了宋代，在宗教上出现了禅宗，而在认知上遂有了理学。
当中国满足于道释儒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学之际，中国人对人生的认知，已经进入一个冬眠的茧壳。人存在于天、地、人的环境中，“天”指的是规律，“地”为因规律而生成的各种现象，“人”则是体会认知这些现象的枢钮。
中华文化究竟是什么？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人说是发辫、饮食、鸦片烟。当然那是白种民族优越心理下的补偿，但是中国人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在一九九八年以前，在中国十几亿人口中，就没有一个人能明白说出，什么是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当然是指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华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人，将其对生命的认知与意义，以适切的文字记载，使传之久远，用以指引后代子孙，藉温故以知新，进一步行向康庄大道，迈向宇宙进化的终极目标！
因此，“中华文化”可以定义为：“在‘中华’这块土地上的一代代人民，以‘文’字记载其认知，用以‘化’育后裔的一种内涵。”
不幸的是，当中国人满足于“尽善尽美”的中华文化时，其他地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一场新的进化风暴，一种物质文明，在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下诞生了。
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法文意为“再生运动”），是种自发性、无组织的过程。中世纪初期，欧洲长期在古希腊及罗马文化影响下，生存崇尚自由；生命依赖理性思维；生活则追求美与善。自基督文明兴起后，罗马教会联合各地贵族，实施领土世袭、阶级分割的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贵族亲亲戚戚为贵族，奴隶世世代代为奴隶。不仅导致人民生存的不平等，又造成了生命的桎梏，最终必然引起生活的困苦。
十四世纪时，在义大利的佛罗伦斯，贵族间权利斗争激烈。佩脱拉克是位诗人，他被斗败，丧失了贵族头衔，因而流浪各地，记述了一些当时的状况，因而引发了新的省思。当时的奴隶不能接受教育，当然不可能表达他们的心声。但那些已不是贵族的知识份子终于发现，有些人生活在不是人类所应有的环境中。
最先呈现出这种反思的，是诗人及画家的作品，诗人用语言及文字揭示了人性深处的呐喊；画家则用色彩直接勾勒出他们眼中的真实人生。诗人及画家是介于贵族和奴隶之间的一种边缘族群。贵族需要他们，以粉饰奢华的生活，他们却只持有奴隶地位，永生在两个世界中游走。
然而，春天终有到来的时刻，当诗歌、绘画透露了些许讯息时，随着航海术的精进，通商又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进一步，工业的种子也在萌芽，中产阶级大量兴起。他们也曾是贵族，却将农地改建成工厂，农奴变成了工人。他们或许丧失了贵族的身份，却经常是贵族的上宾。因为贵族阶级挥霍无度，寅支卯粮，不得不把土地质押给这些中产阶级商人，以便维持他们耽乐的生活水准。
于是商人成了新贵族，他们更重视生活素质，要求名画家为他们作画，希望享受优雅的诗歌、音乐盛宴。但是封建制度是为贵族设计的，生活享受是封建贵族的禁脔。贵族或能容许商人趾高气扬，却禁止他们分享禁脔。
斗争的结果，连宗教也卷入了，商人为所欲为，甚至可以购买赎罪券，有了钱便可在天堂中继续享受。于是天主教分裂出了新教，梵蒂冈的力量式微，贵族节节败退。法国大革命后，贵族全面崩溃，掀开了西方重商主义的新页，奠定了物质文明的基础。
重商主义只是泛称，直到大卫．里加度的《经济论》与亚当．史密斯的《资本论》问世后，资本主义才逐渐成形。在利欲的前导下，工业与资本成为两把尖刀，立竿见影的物质效应即刻席卷天下，整个欧洲都投入了这场战役。
？本主义是进取的，透过航海的扩张，开始了全球人民的浩劫。非洲人变成了劳动力的奴隶，亚洲人则成为待宰的牲畜。最后连欧洲人自己都成为急待解放的族群，藉着民主自由的口号，暂时宣泄了人性的压力，同时也失落了人类的心灵。
资本集中了，生产蓬勃了，但是享受者只是极少数最顶层的资本家。能量失衡，分配就不均，分配不均，人因不平而鸣。第一个鸣声来自共产主义，很快就在俄国站住了脚跟。甫进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阵营的角力，成为世纪风暴的动力。
由于全球资源的分配早就在工业先进国的掌握中，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只能诱使落后贫穷的国家遵从奉行。然而马克思所未及见的，是二十世纪正好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真正的资源是知识，而非地底蓄藏的煤矿。
资本主义的信徒先一步释放了知识能，劳力生产的结构迅速改变，资本的性质不再局限于“资金”。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却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及精力，仍未能将人性需求物质的本质克服，徒然为反对而反对，最后迷失在自我斗争的漩涡中。
于是，接近世纪的末期，资本阵营在修正后稳定了，以经济自由、政治民主为号召，全力追求生产消费的成长。共产世界则刚刚相反，他们追求的是公正平等，但因违反人性的私欲，故必须紧缩严控，强调意识型态的斗争。不幸，物欲的需求有如泄地的水银，随着与知识共同成长的传播媒体，简直是无孔不入。终于，共产主义也面临改变的压力，不幸却找不到新的方向，唯一可行的，正是敌人辎重车所遗留下来的轨辙。
中国当然不能自免于这场风暴，不幸的是，在中华文化的薰陶下，完美代表了停滞。中国被称为睡狮，要摇醒睡狮并不困难，难在如何让醒后的猛兽尚能维持灵慧的头脑。更不幸，在醒后第一口囫囵下肚的，不是急需的养分，反而是时代的排泄物。中国就此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怪兽，一直摇摇晃晃，没有办法站稳。
在天地人三才结构中，如果把“地”修正为物质，则天地人的关系更能符合人生真实。物质文明本为人生真实的一部分，只是在知识尚未普及之前，人不可能有普遍的智慧，没有智慧，人就会迷失在物欲的醉乡中，不能回归本体。
物极必反，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兴起所谓的“五四运动”，为了救国强种，决定全面向西方靠拢，彻底扬弃中华文化的根本。一批知识份子在一知半解下，贸然引进了“科学”、“民主”，采用“白话文”，心甘情愿地骑上了世纪彗星的尾巴。
在每个人都有不同解读的情况下，在上者个个自以为是民族救星。中国人民却饱受了三十多年的内乱及外患。最后，共产党以二万人起家，在几个月内蚕食鲸吞，把国民政府的数百万大军逼到台湾。
自四○年代后，中国表面上是安定了，只是仍未找到应行的方向，仍然摇摇摆摆。水清无鱼，自七○年代起，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发现，意识型态是无止境的战场，不如放在一边，转以国家力量为优先，因而进入改革开放阶段。
而台湾自六○年代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脚步，走的是西方半开放式自由经济路线，以及政党式民主政治。在美国的协助下，地小人稠的宝岛以一种来料加工的生存方式，凭着人民的刻苦耐劳，省吃俭用，二十载含辛茹苦，终于博得了衣食父母的信赖，由当初的“被猎食”者一举迈入“掠食兽”的阵营，而被戏称为一条“小龙”。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国力稳定了，就注目于国家领土完整的历史使命。首先于一九九七年完成了香港回归的大业。那是百年前大英帝国强迫中国人吸食鸦片，中国反抗无力，赔款割地所遗留的伤痕。紧接着又于一九九九年从葡萄牙手里收回澳门，自后便将全部精力放在台湾问题上。
面对中国的回归呼吁，多年交恶的骨肉，必然不免尴尬的感受。首先是大陆已经扬弃了正统的中华文化，其次台湾经过几十年的西化，早已用“利”取代了“义”，以“私”替换了“公”。国家民族观念荡然无存，上焉者以钱赚钱；中等人以能力赚钱；无能无力者或偷或抢，人人金钱至上！有了钱就效法犹太人，四海为家。
因此一听到回归，台湾内部立时分裂成三个集团，认为赚的钱还不够多，享受得还太少，力求保持现状的占大多数。而怀抱理想、要求独立成为开国元老的，或者是响应回归，认祖归宗的，则平分了剩余的一小半。
对已经屈辱了数百年的中国人来说，孰可忍？孰不可忍？拖下去是有负子孙，让台湾独立则相当于亡国绝种！于是中国订定了策略，第一步是全面封锁台湾的国际发展空间，双方各投下近百亿美金的凯子外交。实际上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投机性慈善行为，但在一九九九年，由于经济不景气，双方遂私下协议熄火。
其次是以商围政，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台湾的企业到大陆设厂。当时正值台湾工业转型期，劳力、市场、资金都呈现出失衡的状况，移师大陆，正好解决双方的需求。但是台湾当局在媚日派的主导下，喊出了“戒急用忍”的口号，导致双方关系倒退。甚至祭出了各种“南向政策”、“西进政策”、“两国论”……总之，只要能摆脱大陆的影响，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这也是一种人性的反应，所谓“邻居交恶靠拳头，夫妻反目用刀口。”大人斗气，子女受气。在大陆，很少人把台湾当一回事；但在台湾，“妾身未卜”，人人心知肚明，独立毫无可能，投降又非所愿。于是产生了一种逃避心理，将人们疯狂地驱向股票市场、赌场，只求麻醉于一时。再若能大捞一笔，就随时准备到外国做寓公。
中国对台的最后一个策略，是改变美国人庇护台湾的态度，先以战争威胁，再以和谈号召。美国基于庞大的商机，终于逼迫台湾走上了谈判桌。一九九八年，一场历史性阶段任务的“辜汪会议”，落下了中国人悲剧命运的大幕。但是，中国的统一大业则尚须等到二○○二年才露出曙光。
楚平生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是忠君爱国的标准信徒，当台湾政府喊出南下、西进时，他义无反顾地，把大儿子楚一功送到印尼经营木材；二儿子楚二名派赴泰国做食品加工；三儿子楚三利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负责进出口，四儿子楚四禄则到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去生产五金器材。
料不到一九九八年，东南亚泡沫经济崩盘，除了四禄还在苦苦撑持外，一功遇到反华暴动，家被烧了，木材开采权被收回；二名完全破产，血本无归；三利又遇到总理马哈地与副手安华交恶，外汇全面管制，事业陷入危机。
楚平生镇守台湾，真是如坐针毡，一日三惊。更糟的是，他的股票跌停，最后终于周转不灵，宣告破产。
破产不过是一种经济制度的游戏规则，却不为台湾的黑道所认同。楚平生的一个工厂有点债务纠纷，破产后黑道上门，认定楚平生赖债。几经谈判，楚平生实在没有能力偿还。最后黑道派人到菲律宾将四禄绑架了，以撕票告终。
为了逃避黑道的追杀，楚平生只身遁往海南，在英州镇开了一家小吃店，隐姓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