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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狂风沙-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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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抗么?一刀挑破盐包,白盐就是红血,蚀尽老本饿煞妻儿,比流血更为痛苦。

  即使生存情境如此孤绝,如此艰难,他们仍然结帮闯荡江湖,面对着北洋军阀,以蛮悍对蛮悍,展开求存的保卫。那时北洋缉私队捕获盐枭,严刑拷迫,恣意杀戳,盐枭遇上缉私队,打杀后还得开肠破肚,空膛塞进一捧盐,名为“上肉税”;这怪盐枭们野蛮么?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我可以说:在被迫保卫的一方,唯一的人道就是无我的抗争。

  盐归国有伊于春秋时代,管仲曾以之富齐,这政策原是极端正确的,历代行之,利民富国,甚少引起民怨,唯有自清末至北洋割据时期,盐政为人为因素破坏,盐枭才遍野皆是,并发出反抗的怒吼。

  在若干传说中,我发现两宗事件,是有利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而这两宗事件,直接间接,都与走盐人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一是民初,驻扎淮上的清军第十三协,因为不满严刑拷迫盐枭及上级侵吞盐税,引起哗变,哗变发自该协炮队,旋而扩及全军,兵勇们纷纷携械奔散,使该协全部瓦解。其二是北伐军经龙潭血战,光复淮上的前一年,由盐枭群散布革命军北上的消息,率先纠合各县民众,集聚民枪民械和一切原始武装,公然反抗北洋,他们更取得若干零星北洋驻军的配合,造成了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槽河之变。(*俗称占大槽。)

  槽河之变时,据传经盐枭纠合的抗暴民众,至少万人以上,孙传芳曾派重兵镇压,把抗暴民众视为匪类,官称为“大槽马子”,(*马子,意即股匪。)经过镇压后,民众抗暴武力流散四乡,零星抗暴事件,一直延续到北伐军光复淮上为止。

  这该是我写“狂风沙”一书时“史”的根据。

  难的是我所要描绘的年代系在我出生之前,而童年时期所听取的传说,经过数十年动乱流离的生活,早已朦胧得难分影廓了;我祗记得盐枭们迷离的影子,他们所讲的故事中零星的片断,一小部份盐枭专用的暗语而已,凭空构建一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复活并重现一个时代更是无比艰难,我总不能抱空幻的野心,舍弃足够的生活认知,凭空去架构一部以概念为主体的作品。

  而在那已逝时空中曾经艰难存活过的那撮人,总在我心里呐喊着,使我在沉默中思想着他们。因为我觉得那一时代背景,和当前赤色大陆的时代背景相同,往昔盐枭们所受的痛苦,正还压在幕后同胞的身上,不幸的历史在轮回,惨痛的悲剧正在重演,我实在值得写一部这样的书,召回那个已逝时代的真实情境,用它去鼓舞受难的人群,更用它去撞击暴力的本身。

  远在民国四十四年,我就动了写它的念头。

  我知道写这部书是困难的,它的人物众多,生活面既深且广,绝非是我稚弱的笔锋所能刻绘、所能表达的,它需要巨大的篇幅,较长的时间和比较安定的环境,而这又是我所缺乏的;事实上,最主要的困难还不在这里,因为那时候,我对于全书仍没觅得一个完整的纵线,也缺乏统一的意想。

  直至前年夏季,我友唐陵,(即诗人唐静予)经常来舍闲谈,他谈及关八爷的传说,以及在万家楼为拯一弱女,而被万氏族中小牯爷活剐双眼的经过,力言这不是传说,而是发生在北方的事实。同时他鼓励我依据这事实重加安排,写出一个中篇来。

  我衡量过唐陵所传述的事实,觉得这原始的素材很动人,不但色彩浓烈,还有一份野犷的沈怆,但构建一部作品,真实与否并不重要,主要的是作者是否能在作品中充实其生活的肌里,赋作品以真实的血肉。唐陵所提供的素材虽然极可能是真实的,但祗是一条故事进行的纵线,由于辗转传述,渐趋夸张,其中尤以末段关八爷被剐去双眼后,盲目听音,终于除奸复仇,最富传奇色彩,我愿意在作品中尽量吸取民间传说中质朴的美,却不愿使作品的精神落入古老传奇的窠臼。

  几经考虑后,我仍决定采取这素材作为“狂风沙”一书的纵线,将它和另一部份有关盐枭群抗暴的传说并合起来,使它具有比较稳固的“史”的基础,我不但抒写关八,更同时抒写那一群感受生存重压的、卑微的江湖人物,“狂风沙”的轮廓,大体上就这样构成了。这轮廓初步的构建,实系由三大部份的揉合。一、是依据唐陵所提供的关八爷的半生经历。二、是依据我往昔听取的槽河之变的零星传说。三、是依据个人对于盐枭群和北方乡野社会的了解,但这三部份都是比较薄弱的。

  也就是说,在构建这部作品的轮廓时,我的野心远超过我的综合经验。构建同时,我已经发觉了这一点。但这种情形,在创作中是常有的,我知道唯一克服它的方法,就是不断孕育,汲取更多有关的生活经验,搜集更多的资料,使我在表达时不致流于空泛。

  那年秋天,我拜访了在盐市生长、同时办理过多年盐务的乡友陶永康先生,并约其经常来舍长谈。我决定借用他的经验,来充实“狂风沙”一书的生活肌里。两鬓斑白的陶先生半生生活在那种境界中,“狂风沙”所要表达的境界,正是他的生存境界。约晤时多在夜晚,薄酒无肴,灭灯燃蜡,造成一种适乎回溯的情调;陶永康先生谈锋甚建,尤当微醺之际,所述更为鲜活;从盐栈盐槽的经营状况,到盐市过往的繁华,从盐政的混乱,到盐枭群受迫的情景;从北洋防军的装备服饰,到风月堂的门规暗语,甚且连当时每种衣料、菜蔬的价格、各家盐栈的栈号,盐船起航时呼出的号子声,几乎从事盐务的各阶层人物的生活,他都了如指掌。

  经过多次长谈,陶先生更讲述了很多盐市上的乡土传说,像荷花汪老鼋的故事,红妓小荷花、小叫天的经历,据说槽河事变后,盐市亦曾拉枪自卫,抗拒北洋防军的无餍榨取,不过规模极小,旋为北洋防军敉平,同时举火焚了些栈屋,拘囚一些疑犯而已。

  我觉得槽河抗暴事件,是书中最主要的一部份,而对这一部份,我知道得最少,便修正初初构建的轮廓,把以槽河旷野为背景的事件,移至盐市来抒写,因为盐市的背景是我所熟悉的,这样,在场景的处理上较有信心。

  由于唐陵和陶永康先生的热心帮助,促使我确定了“狂风沙”的写作大纲,以关八爷半生经历为经,以北方苦难人群抗暴事件为纬,由单线切入,到复线进行,到全面的轮回。

  大纲确定后,我仍觉得这样巨大的构建超越了我实际的表达能力,内心惴惴不安;在阿里山旅行时,我曾将这部书的内容,向朱西宁、尼洛重复讲述过,一面思考着细部的表达问题。因为在这部篇幅巨大的书里,我要召回一个已逝的时代,勾勒出它全部的面影,赋予那些人物的生命,就必须尽量取用他们本身的生活语言,使用乡土气习浓烈的、平朴野犷的文字,尽量避免使用现代的文明社会中习见的词汇,这就是一大难题。

  其次是对于关八爷、朱四判官、戴旺官、方胜、汤六刮、张二花鞋等这一帮人物处理,也是令人深感困惑的,如果我依据现代小说的观点去刻绘他们,全书情节,就将整个推翻。我发现中国若干乡野传说中,由人物造成的事件,和现代若干观点,有着自然的冲突性,除非我放弃原始传说中夸张的、质朴的美。如果我依照传说,运用传统的写实手法去表达呢?又恐怕使刻意塑造的人物远离真实,变成概念中的一些疑幻疑真的浮影。尤其像戴旺官师徒,这样精于击技的人物,从传说中听取他们的故事,觉得无一点不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当枪炮等现代火器尚未普及的年代,击技在古老北方,尤其在江湖道上,确然是常见的。姓名之外,冠以诨号,同样不足为奇,我幼年就曾亲见一老兵,诨号“过街虎”,能一跃数丈,穿房越脊。如今,也许受了坊间一般怪诞的武侠小说的影响,使这类精于击技的人物,被剔除在文学作品之外了,一般意识总认为谁写这类人物,谁就在写“新武侠”!但我必须表明,这是不合理的,我必须通过这种错误意识的“窄门”,以艺术的诚恳,在“人”的基础上,表达我由这些传说中所获得的、真纯的感动。当然,我这样作,事实上是一次极大的冒险,时至今日,我还没有发现我们文坛上,有哪部文学性的现代作品,是刻绘这类人物的,(历史小说除外。)“狂风沙”动笔前,我就思考过这一点,我的结论是:大仲马能写达太安,我为何不能写关东山?成功失败是另一回事,作品中文学的质素,是不会受时下一般错误意识影响的。

  再其次是适度夸张的问题:民间传说的鲜活性,全得自于适度的夸张,对于人物,更是如此;像武松、李逵等英雄人物,所以能留给读者极深的印象,乃由于诸多夸张情节所造成。我写关东山等人,不愿意使用失实的夸张,破坏作品的自然与真朴,问题是在若干童年印象的本身,就蕴含着原始夸张性。我在写作“荒原”一书时,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洪泽湖东岸的红草荒原,若以今日成人的眼光去看,也许祗是一片宽长数里的荒地罢了,可是,它在我童年眼里,却是一片广阔无际的海洋。狼呢?少数的狼是有的,但在听取众多有关狼的恐怖传说而惊疑骇惧的幼小心灵中,仿佛每一波草浪下面,都伏有噬人的狼群;又如歪胡癞儿那个人物,是我依据童年所见的一个老兵写成的,今天看起来,他也许祗比常人较高较壮些罢了,但在当时的眼中,他就是另一个张英武。在“荒原”中,我虽忠实的唤回童年的记忆,实际上,它仍免不了那种原始的夸张性。

  “狂风沙”一书,既是依据传说为主体写成的,而传说的夸张性远较童年与成人间真实印象的差距为大,我如何适切掌握,使书中的人物不远离真实呢?

  这三种顾虑,时时苦恼着我,一直到动笔时,我仍无把握克服它,任它在我心上,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重量,但我终于动笔了。

  这部近百万言的、篇幅巨大的作品,经皇冠杂志连载经年,都是在边写边载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一个同时荷负着生活重压的职业作者而言,这是一种不得而已的方式。虽然在写作期间,居地和生活都有了变迁,我仍然按照预定的计划,勉力写完了它,对于我本身而言,总算是一种安慰,——终于把心头重负减轻了。

  对于已经完成的作品,我没有解释的必要,我祗是籍此说明此书脱胎和孕育的经过,简答关心“狂风沙”的读者群的问询。我知道,任何一部作品,都必需赤裸裸的面对着批评的炮火!——虽然我对于某些不读全书就大发高论的批评家们一向就缺乏信心。也许他们祗抱着某种敏锐的直感,捏捏书页就如此吠叫:

  “砖头!砖头!可不又是一块砖头!”

  无论如何,我总将是坦然的。

  而西宁兄对我一贯的严苛的督责、彭歌兄对我过份的鼓励、童真夫妇来函指正,都是我深深感激的,我必需对作品中任何微小的缺失负责,在远遥的文学长途上,端正我的行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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