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话说红楼梦-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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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楼梦》还可以进行象征主义的研究，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例如石而玉，玉而钗，钗而麒麟，一个麒麟还不够，还有第二个。包括各种器物吃食，似乎都有象征意义。我甚至觉得也不妨对《红楼梦》进行现代主义的研究，因为它的出现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颠覆。它是非英雄化的，是非因果报应的（虽有因果报应的成分，但主线没有因果报应），非线性关系的，非道德教化的，甚至是非故事性的。这些特征显示着它与古典主义文学的明显差别。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红楼梦》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或《红楼梦》成为现代主义出现的一个契机。我的意思是一个大的文学天才可以在很早的时期，就在他的作品中产生对传统的突破和颠覆，而不是在现代主义成为一种理论或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流派的时候。所以我想如果从《红楼梦》突破古典、背叛古典、颠覆古典、超越古典的角度上来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九九〇年的时候，财政部在王丙乾部长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红楼梦》理财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还搞了一篇论文。对这篇论文褒贬不一，但这也是一种有实用意义的研究方法。
哲学的内蕴
再谈谈对《红楼梦》进行哲学的研究。这里只是点到而已，不能细说。哲学的研究也包括神学的研究。梅新林先生在他的《〈红楼梦〉哲学精神》一书中对《红楼梦》的哲学内蕴有许多有价值的论述，当然也有显得牵强之处。他用悟道、思凡、游仙——佛、儒、道这三个模式来解释《红楼梦》，就是用理念的方法、模式的方法来追逐文学，这里会对文学有某种“歪曲”。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大学者，对自己研究对象的“歪曲”越厉害。梅先生的研究解决了我一个问题，我写过一篇文章《钗黛合一新论》，钗黛合一用现实主义的方法研究是十分荒谬的，但从作者的理念来说完全可能合一，从理念上她们之间可以取得一种互相对应、互相照射的关系。
梅新林先生写了《〈红楼梦〉哲学精神》一书，主要是以中国的哲学精神分析，我还希望能读到《〈红楼梦〉与西洋哲学精神》。当然《红楼梦》不是西洋哲学的著作，曹雪芹也不可能接触西洋哲学。但全书所揭示的存在的荒谬性，以及通过贾宝玉之口说出的对生命原本价值怀疑的那一段话，都连通着西洋哲学的精神。荒诞主义认为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和他要达到的目的经常处于一种绝对错位的状态。我觉得《红楼梦》对这一点反映得好极了。特别是抄检大观园一节，抄检大观园的事件中没有胜利者，每个人做的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生活在地上”的论点，他对文化悲剧性局限性的批判；加缪的“局外人”的命题（贾宝玉就硬是一个局外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都会帮助我们发展与开拓红学。所以我觉得用西洋哲学的精神研究《红楼梦》也会非常有趣。
至于神学的研究，我觉得《红楼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它涉及了宇宙和生命的发生学，即宇宙和生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讲到了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讲到了太虚幻境，讲到了石头的故事，讲到了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用现在一个时髦的说法就是它充满了一种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所谓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过去我们囿于现实主义的要求，有一种说法就是承认写实的描写如何之好，如写人物、写环境、写风景、写伤春、写悲秋、写吃螃蟹、写吃饭喝酒等等；而它的遗憾之处是有一些神神鬼鬼和荒诞不稽的东西。但请设想一下如果《红楼梦》中没有太虚幻境、没有一僧一道、没有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还能有它今天的效果吗？真是那样的话，我们无非是看到一个贵族之家没落的故事，一个爱情失败的故事。
文学欣赏与再创造
有许多对《红楼梦》的研究是趣味性的，比如周策纵先生提交的关于曹雪芹用过的“笔山”的论文，再如研究一下给宝玉祝寿时的座次，俞平伯先生为此还画了图。五十年代批评说这是无聊的，琐碎的，无意义的。我觉得有人干一点琐碎和专门的事也好，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人人都准备来制定政治路线的话，中国只怕会多事。如果有一些人不那么热衷于研究政治局的座次，只研究怡红院的座次，我觉得对中国的稳定团结和改革开放只会带来益处。
《红楼梦》提供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因此《红楼梦》本身就可以像生活一样成为某些作家进行再创作的素材，尽管成功的是这样少，但这种诱惑是永远不能消失的。不断有人对它重构、补构、续写。近几年还出现了“红楼杂文”，就是以《红楼梦》的某一个人物或故事为题材，通过议论来讽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这实际上也是对《红楼梦》进行再创作。它追求的是一种感悟，是一种举一反三和触类旁通，不完全是一种学术性的研究。
刘心武先生对秦可卿的论述，我觉得很有趣。他认为秦可卿是有特殊的政治和门第背景的。根据就是秦可卿在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举止是无懈可击的，按照巴尔扎克的说法，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人的时间，如果她是孤儿院里领出来的孩子，很难有这种气质。她的房屋的陈设都是宫廷化、贵族化的。她这个角色的作用是让她来托梦讲述由盛而衰、由满而溢、及早退步抽身的一番道理，这与她的身份不符。她的丧事又是那样一种超级的规模。她的死与医生估计的病情也不符。因此，刘心武先生认为她是宫廷斗争中失败的一个皇族的后代，被贾家掩护寄养在家中，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筹码，一个政治投资，因为宫廷的斗争是瞬息万变的。医生来看病就是来报告复辟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因此秦可卿是自杀的。她自杀的原因不是与她公公通奸被人发现，而是她公公要求她自杀的，她再呆下去已不是贾家的一个筹码，而是贾家政治上的一个定时炸弹。我不想仔细介绍刘先生的论述，他的论述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他还写了小说《秦可卿之死》，按他的理解补写出了秦可卿的来龙去脉。最近他又写了《贾元春之死》，把元春之死与宫廷斗争，乃至官“匪”斗争联系起来，思路有趣。
这使我感到研究《红楼梦》，小说家有小说家的方法。如果我们讲结构和解构主义的话，刘心武是一种补构，就是对小说中没有描写出来的部分予以补充。我重点想说的是刘心武先生由此出发，开始研究医生给秦可卿开的那个药方，于是他也进入了索隐派，从药方中索出来哪一味药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虽然近几十年来索隐派在中国大陆常被讥嘲，但仍然有新人如刘心武进入了索隐状态，他的说法一出来就引起许多批评。我看索隐派的东西觉得非常有趣，怎么会有这样的解释？解释得简直可爱极了。如宝玉就是“玉玺”，宝玉吃胭脂，胭脂就是“印油”。既觉得它匪夷所思，又觉得它是人类心智想象力的一个胜利。
不同的参照系
有几个大人物是贬低《红楼梦》的，一个是胡适先生，这不牵涉对胡适先生的整体评价。在给高阳的信里他批评《红楼梦》中没有新的观念，说只须看看它对宝玉“衔玉而生”的叙述，就能得知它的观念没有什么了不起。另外，他说曹雪芹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看了这两条使我感到伟大之如胡适，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我想这与他处于五四时代，沉浸在一种启蒙主义的热情中有关。他希望能看到体现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文学作品，能够找到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作家。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实在是太困难了。“衔玉而生”是《红楼梦》里一个关键的情节，是不可或缺的。你只能从妇产科学的角度说这是胡说八道。你如果愿意用病理学、生理学、医学的观点研究《红楼梦》，也是完全可以的，但你不能用这个方法进行价值判断。不能说符合我这门学问的就是有价值的，不符合我这门学问的就是无价值的。科学的方法是为了认知判断，不是为了进行价值判断。至于说曹雪芹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缺乏很好的学养，这也是一个惊人的论断。培养一个作家与培养一个博士是两路功夫，如果曹雪芹懂许多哲学原理、文艺学原理和风格流派的话，肯定就没有《红楼梦》了，或没有现在这个样子的《红楼梦》了。胡适还说《红楼梦》没有认真遵守自然主义的原则，而不遵守任何主义的规则正是《红楼梦》的大气和优越性。
还有一个不喜欢《红楼梦》的人是谢冰心，我不知道在这里这样说是否会让谢老不高兴。她几次跟我当面说她最不喜欢《红楼梦》了。她小时候穿男装，她喜欢《水浒》，喜欢《三国演义》，喜欢斗争。虽然冰心后来是一个淑女的形象，是一个很雅致的形象，但她小时候深受爱国主义热潮的冲击和影响。她的上一辈是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十分悲惨，所以她致力于斗争，致力于救国救亡。这种心情使她对《红楼梦》不感兴趣。由于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经历以及不同的参照系而产生对《红楼梦》不同的看法，也是值得正视的一种历史现象。
误读的诱惑
《红楼梦》的一个最大诱惑是人们不懈地追寻文本之外、之后的那个更加神秘的世界，这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这是《红楼梦》的成就所致，就像一个伟人一样，越伟大越容易被人误解，而一个普通的人就没有这样的麻烦。《红楼梦》的信息太丰富，留下的空白又太多，它诱使人们去寻找《红楼梦》之外的《红楼梦》，寻找出来的常常不伦不类，有的也蛮有意思。这不是科学，不能用科学主义来要求，它是一种对《红楼梦》的误读，误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创造性的误读，一种是由于无知，由于力所不及的水准线下的误读。创造性的误读在文化史上产生积极意义的例子是很多的。
索隐派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用一个系统说明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另一个系统。比如占卜和星象就是用种种图像和天文来说明人事。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天文与人事有必然的联系，但我们也得不到一个证明，说天文现象与人事绝无联系。认为天文与人事有联系的大有人在，这种魅力是无法消除的。中医用阴阳五行说解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的种种状况，也是无法证实和难于证伪的。它是一种猜测，带有心智游戏的性质，又比游戏高出那么一点。我的另一位朋友张贤亮说人类不但有通感，而且有通知。万物有同理，你如果研究天文学研究得很好，会有助于你研究人事。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电脑，它本来解决的是数学问题，但现在它可以用数频的方法显示形象、色彩和声音。所以，一方面我们觉得索隐派很可笑，一方面又觉得它能从文字符号当中探寻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意思来是可以允许的。只有一种情况很可怕，就是用索隐的方法入人于罪，当然曹雪芹现在没有这个危险了。起码从幽默的角度来说，也应给索隐派一席之地。
有时误读可以点铁成金，比如对《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的评价很不一样，有几个学人喜欢得不得了，认为它是一个政治电影，并撰文从这个电影分析中国的姨娘文化和姨娘心理。这种分析也让人触目惊心——求宠、效忠、污染、嫉妒、恶性竞争等等。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读，苏童、张艺谋未必想得那么复杂，但这种误读有点铁成金之效。还有一种误读可以点金成铁，又使你无法反驳。有人认为“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是一个诗谜，谜底是“霜花”。这个解释无懈可击，却让你十分沮丧，因为原有的诗意全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