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第1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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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典出希腊神话，参阅本书４７４页注。
②特·曼德尔为法国十八世纪宗教哲学家，提倡教皇至上主义，适与伏尔泰之排斥神权相反。此处举此二人代表左右两极端。
在这个布尔乔亚的先锋队中间，奥里维所遇到的最奇怪的典型是一个因为胆怯而变成革命分子的人。
那标本名叫比哀尔·加奈。出身是有钱的布尔乔亚，保守派的家庭，跟新思想完全无缘的；家里的人尽是些法官和公务员，以怨恨当局，跟政府闹别扭而丢官出名的；这批中间派的布尔乔亚，想讨好教会，很少思想，可是很会用思想。加奈莫名片妙的娶了一个有贵族姓氏的女人，思想不比他差，也不比他多。顽固，狭窄，落伍，老是苦闷而发牢骚的社会，终于使加奈气恼之极，——尤其因为太太又丑又可厌。他资质中等，头脑相当开通，倾向于自由思想，却不大明白它的内容：那在他的环境里是无法懂得的。他只知道周围没有自由，以为只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但他不能独自走路：在外边才走了几步，就很高兴的和中学时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颇有些醉心于工团主义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觉得比在自己的社会里更不得劲，但不愿意承认：他总得有个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象他那种色彩（就是说没有色彩）的人。这一类的家伙在法兰西有的是。他们自惭形秽：不是躲起来，就是染上一种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时染上好几种。
依着一般的习惯，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别最厉害的朋友接近。这个法国人，十足的布尔乔亚，十足的内地人气质，居然形影不离的跟一个青年犹太医生做伴。他叫做玛奴斯·埃曼，是个亡命的俄国人。象他许多同胞一样，他有双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够在别的国家象在本国一样的安居，一方面又觉得无论什么革命都配他的胃口：人家竟弄不清他对革命感到兴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还是革命的宗旨。他自己经历的和旁人经历的考验，为他都是一种消遣。他是真诚的革命党人，同时他的科学头脑使他把革命党人（连自己在内）看做一种精神病者。他一边观察，一边培养这精神病。由于兴高采烈的玩票作风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专门找那些与自己对立的人来往。他和当权的要人，甚至和警察厅都有关系；东钻钻，西混混，那种令人品疑的好奇心使许多俄国革命家都象是骑墙派，有时他们弄假成真，的确变了骑墙派。那并不是欺骗而是轻浮，往往是没有利害计算的。不少干实际行动的人都把行动当作演戏，尽量施展他们的戏剧天才，象认真的演员一样，但随时预备改换角色。玛奴斯尽可能的忠于革命党人的角色；因为他天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又喜欢破坏他所侨居的国家的法律，所以这个角色对他最合式。可是归根结蒂，那不过是一个角色而已。人家从来分不清他的说话中间哪些是实在的，哪些是虚构的；结果连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了。
他人很聪明，喜欢讥讽，有的是犹太太与俄国人的细腻的心理，能一针见血的看出自己的跟别人的弱点而加以利用，所以他毫不费力就把加奈控制了。他觉得拿这个桑丘·潘沙拉入堂吉诃德式的队伍挺好玩。他老实不客气支配他，支①配他的意志，时间，金钱，——并不是放在自己口袋里（那他不需要，谁也不知道他靠什么过活的），——而是用来对他的主义作最不利的宣传。加奈听人摆布，硬要相信自己和玛奴斯一般思想。他明知道实际并不如此：那些思想是不合情理，使自己害怕的。他不喜欢平民。并且他不是勇敢的人。这个又高又大，身体魁梧，肥肥胖胖的汉子，小娃娃式的脸，胡子刹得精光，呼吸急促，说话甜蜜，浮夸，孩子气十足，长着一身大力士式的肌肉，还是很高明的拳击家，骨子里却是个最胆小的人。他在家属中间因为被认为捣乱分子而很得意，但看着朋友们的大胆暗中直打哆嗦。没有问题，这种寒颤的感觉并不讨厌，只要是闹着玩儿的。可是玩艺儿变得危险了。那些混蛋居然张牙舞爪的凶器来，野心越来越大，使加奈的自私心理，根深蒂固的地主观念，和布尔乔亚的怕事的脾气，都发急了。他不敢问：“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呢？”但他暗暗诅咒那般不管死活的人，一味要跟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也不问同时会不会砸破别人的脑袋。——可是谁强其他跟他们走呢？他不是可以引退的吗？但他没有勇气，他怕孤独，好比一个落在大人后面哭哭啼啼的孩子。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一点儿意见，除非是不赞成一切过激的意见。一个人要独立，就非孤独不可；但有几个人熬得住孤独？便是在那些最有眼光的人里头，能有胆量排斥偏见，丢开同辈的人没法摆脱的某些假定的，又有几个？要那么办，等于在自己与别人之间筑起一道城墙。墙的这一边是孤零零的住在沙漠里的自由，墙的那一边是大批的群众。看到这情形，谁会迟疑呢？大家当然更喜欢挤在人堆里，象一群羊似的。气味虽然恶劣，可是很暖和。所以他们尽管心里有某种思想，也装做有某种思想（那对他们并不很难），其实根本不大知道自己想些什么！……希腊人有句古谚：“一个人先要了解自己”，但这般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人怎么办呢？在所有的集体信仰中，不问是宗教方面的或社会方面的，真正相信的人太少了，因为可称为“人”的人就不多。信仰是一种力，唯大智大勇的人才有。假定信仰是火种，人类是燃料；那末这火种所能燃烧的火把，一向不过是寥寥几根，而往往还是摇晃不定的。使徒，先知，耶稣，都怀疑过来的。其余的更只是些反光了，——除非精神上遇到某些亢旱的时节，从大火把上掉下来的火星才会把整个平原烧起来！随后大火熄灭了，残灰余烬底下只剩一些炭火的光。真正信仰基督的基督徒不过寥寥数百人。其余的都自以为信仰或者是愿意信仰。
①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的骑士迷堂吉诃德的传从。
那些革命家中间，许多便是这样的人。老实无用的加奈愿意相信自己是个革命家，所以就相信了。但他对着自己的大胆吃惊。
所有这些布尔乔亚都标榜种种不同的原则：有的是从感情出发的，有的是从理智出发的，有的是从利益出发的；这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依附《福音书》，那一批依附柏格森，另外一批又依附马克思，普鲁东，约瑟·特·曼德尔，尼采，或是乔治·索兰尔。有的革命家是为了趋附时髦，有的是为了生性孤僻；有的是为了需要行动，抱着牺牲的热情；有的是为了奴性特别强，象绵羊一般驯良。可是全部都莫名片妙的被狂风卷着。你可以远远的看到明晃晃的大路上灰尘滚滚，表示大风暴快来了。
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望着这阵风卷过来。两人眼力都很好，但看法不同。奥里维明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一般人的用意，对他们的平庸觉得受不了；但他也窥见暗中鼓动他们的力量。他所注意的特别是悲壮的面目。克利斯朵夫却更注意可笑的地方。使他发生兴趣的是人，不是主义或思想。他对这些故意装做不关心，讥笑改造社会的梦想。他素来喜欢跟人别扭，再加对于风靡一时的病态的人道主义有种本能的反抗，所以表面上做得特别自私。他因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体力和意志骄人，把一切没有他那种力量的人看作贪吃懒做。他既是从穷苦与孤独中间挣扎出来的，别人为什么不照样的做？……喝！社会问题！什么叫做社会问题？是指吃不饱穿不暖吗？
“那个味道我是尝过的，”他说。“我的父亲，母亲，我自己，都是过来人。只要你跳出来就是了。”
“这不是每个人办得到的，”奥里维说。“有病人，有倒楣的人……”
“那末大家去帮助他们呀，不是挺简单吗？可是象现在这样去捧他们决不是帮助。从前人们拥护强者的权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道拥护弱者的权利是不是更要不得：它扰乱现代的思想，虐待强者，剥削强者。今日之下，一个人病弱，穷苦，愚蠢，潦倒，差不多是美德了，——而坚强，健康，克服环境等等反变了缺点。最可笑的，倒是那些强者最先相信这种观点……这不是一个挺好的喜剧题材吗？奥里维，你说！”
“我宁可让人家取笑，可不愿意教别人哭。”
“好孩子！”克利斯朵夫回答。“哎！谁不跟你一样想呢？看到一个驼子，我的脊梁就觉得不舒服。我们不能不演喜剧，可不应当由我们去写喜剧。”
有人相信将来会有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克利斯朵夫可决不为这种梦想着迷。他的平民式的头脑，认为将来仍旧逃不出过去的一套。奥里维指摘他说：
“倘若人家关于艺术问题跟你说这种话，你不要跳起来吗？”
“也许。总之我只懂得艺术。你也是的。我素来不信那般谈外行事情的人。”
奥里维也同样不信任这等人。两位朋友甚至过于怀疑，老是跟政治离得远远的。奥里维不免有点儿惭愧的承认他从来没使用过选举权，十年以来没有向市政府领过选民登记表。他说：
“干吗要去参加一出我明知毫无意义的喜剧呢？选举吗？选谁？那些候选人对我全是陌生的，我也说不上看中哪一个。而且我敢断定，他们一朝被选出了，都立刻会背其他们的主张。监督他们吗？逼他们尽责吗？那不过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我既没时间，也没精力；既没有辩才，也没有不择手段的勇气和不讨厌行动的心情。所以还不如放弃权利。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没有参加罪行！”
但他尽管把事情看得这样清楚，尽管厌恶政治上一切应有的手法，仍旧对革命抱着虚幻的希望。他明知道虚幻，可并不放弃希望。这个神秘的现象是从种族来的。奥里维的民族是西方最爱破坏的民族，为了建设而破坏、也为了破坏而建设的民族，——它跟思想赌博，跟人生赌博，老是推翻一切，预备从头做起，拿自己的血作赌注。
克利斯朵夫并没这种遗传的救世精神。他的浓厚的日耳曼气息不相信革命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是没法改造的，大家只是搬弄一些理论，说一大套空话罢了。他说：
“我用不着掀起革命——或是长篇大论的讨论革命——来证明我的力量。我更用不着象那些青年一样，推翻政府来拥立一个君主，或是立什么救国委员会来保卫我。这算证明一个人的力量吗？那才怪了！我会保卫自己的。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喜欢必不可少的秩序，也尊重统治宇宙的规律。可是我跟这个规律之间用不到中间人。我的意志会发号施令，同时也知道服从。你们满嘴都是先哲的至理名言，那末该记得你们的高乃依说过：'只要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希望有一个主宰，就表示你们软弱无用。力是和光明一样的，只有瞎子才会否认！你们得做个强者，心平气和的，不用理论，不用暴行；那时候，所有的弱者都会象植物向着太阳一般的向着你们……”
他尽管说不能为了讨论政治而浪费时间，实际上并不真的那样不关心。在艺术家立场上，他也受到社会骚动的影响。因为一时没有热情鼓动他，他便傍徨四顾，问自己究竟是为谁工作。看到现代艺术的那般可怜的顾客，身心交惫的优秀分子，存着玩票心理的布尔乔亚，他不由得想道：“为这些人工作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思想高雅，博学多闻，懂得个中甘苦，能够赏识新奇，赏识古拙的情趣——（那跟新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人，并非没有。但他们厌倦一切，灵智的成分太多而生命力太少，以为艺术是虚空的；他们只对音响的或思想的游戏感到兴趣；而多数还得为世俗的事分心，为无数不必要的事耗费精神。要他们接触到艺术的核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艺术不是血肉构成的，只是舞文弄墨的玩艺儿。他们的批评家造成了一种理论，证明他们的没有能力摆脱玩票作风是对的。即使有几个人还有相当的弹性，对于强烈的和弦能够发生共鸣，可没有力量消受；他们在人生舞台上已经残废了：不是神经病就是瘫痪。艺术在这个病院中间又能做些什么呢？——可是在现代社会里，艺术根本没法摆脱这些变态的人：他们有的是金钱和报纸；唯有他们才能使一个艺术家活下去。所以艺术家非受羞辱不可，不得不在交际晚会中拿出他披露肝胆的艺术，充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