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索尔仁尼琴:癌症楼-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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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紫罗兰使他变成了一个求爱者、一个前来送礼物的人。一个痴情的傻瓜……　
　　于是，在这个面颊有点歪斜的女人的进逼下，他退到了长廊上。　
　　而对方不仅把他从进攻基地赶走，还跟踪观察：这个流浪汉的背袋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直往外顶，可不能让他从这里顺手牵羊捞走了什么。　
　　不带消音器的摩托车，在院子里肆无忌惮地发出开枪似的啪啪声，有时突然中止，随后又响起来，接着又停止了。　
　　奥列格不知所措。　
　　女人怒气冲冲地盯着他。　
　　薇加既然答应了，她怎么会不在家呢？是的，她本来在等他，可是后来出去了。多么不幸！这不是不巧，不是扫兴，而是不幸！　
　　奥列格把拿着紫罗兰的那只手缩进了军大衣的袖子里，就像手被砍去了似的。　
　　“请问，她很快就会回来还是上班去了？”　
　　“她走了，”女人把字眼咬得很清楚。　
　　不过，她并没回答问题。　
　　可是，就这样站在她面前等着也很尴尬。　
　　摩托车抽动起来，啪啪地喷吐着，放了一阵烟枪，随后又熄火了。　
　　而栏杆上放着的是一些沉甸甸的枕头、褥垫和罩着被套的毯子。这都是被拿出来晾晒的。　
　　“那您还等什么呢，公民？”　
　　还由于这些床上用品所形成的庞大碉堡，奥列格怎么也想不出对策。　
　　而那个女人则直盯着他，连思考的时间都不给他。　
　　那辆该诅咒的摩托车始终发动不起来，简直把人心都撕成了碎片。　
　　于是，奥列格从枕头碉堡那儿后退——循着来时的原路被撵得退了下去。　
　　要不是还有这些枕头（一只角被揉皱，两只角像奶牛的乳房那样松垂，还有一只角像方尖碑似的耸立），要不是还有这些枕头，说不定他会想出办法来，会采取什么行动。不应该就那么干脆地走了。激加一定会回来的！而且，很快就会回来！那时她也会感到遗憾！必定会感到遗憾！　
　　然而，枕头、褥垫、带被套的毯子以及像旗帜似的晾在绳子上的床单，似乎都标志着一种稳定的、世世代代检验过的经验，此刻要将这种经验推翻，他是无能为力的。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尤其是现在。尤其是他。　
　　一个单身汉，只要他心中燃烧着信念或强烈的追求，便能睡柴难，睡木板。囚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睡在光秃秃的硬板铺上。被强制与他分开的女囚犯也是如此。　
　　不过，要是男人和女人约好了在什么地方待在一起，那么，这些松软的嘴脸就会信心十足地等着显示自己的威风。它们明白，自己的估计决不会错。　
　　奥列格离开那个他自知无力攻克的要塞，背着沉甸甸的熨斗，缩着被砍去了似的手，踉踉跄跄地走出大门，枕头碉堡则得意地用机枪朝他的背影射击。　
　　那该诅咒的摩托车还是发动不起来！　
　　到了大门外面，这些劣劈啪啪的响声减轻了些，奥列格也就停住了脚步又等了一会儿。　
　　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等到薇加的希望。她要是回来，不可能不从这里经过。那时他们就会相对一笑，高兴地说：“您好！……”　
　　“您可要知道……”“说起来也真可笑……”　
　　那时，他已不会马上把挤皱、变蔫了的紫罗兰从袖子里抽出来？　
　　等到了就可以跟她一起重新返回院子里去。但是，他们又不得太经过那些松软而自信的碉堡！　
　　碉堡不会放过他俩，决不会让他们在一起。　
　　即使不是今日，总也会有那么一天，就连与世俗灰尘格格不入的、步态轻盈、热情洋溢和眼睛呈浅褐色的藏加，也会把自己那轻柔美好的被褥（但毕竟是被褥）搬出来晒在敞廊上。　
　　鸟儿无巢不居，女人的生活离不开被褥。　
　　就算你出污泥而不染，就算你崇高纯洁，但夜晚那不可避开的8小时你能躲到哪里去呢？　
　　总不能不睡下。　
　　总不能不醒来。　
　　滚出来了！鲜红的摩托车从大门内滚出来了，一路朝科斯托格洛托夫作最后的射击，而那塌鼻子的小伙子到了街上，神气得像个胜利者。　
　　科斯托格洛托夫失败了，灰溜溜地走开去。　
　　他把紫罗兰从袖子里移出来。过不了几分钟，这两束花便无法送人了。　
　　迎面走来两个小姑娘——乌兹别克少先队员，她们拥同样的黑色发辫都是用电线扎紧的。奥列格的两手各拿一束花递给她们：　
　　“拿去吧，小姑娘。”　
　　她们诧异起来。先是两人互相看了一眼，接着又看了看奥列格。她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了几句，认识到此人并不是喝醉了独，也不是要纠缠她们。也许，她们甚至还明白，这位士兵叔叔论鲜花送给她们是有其难言2苦的？　
　　其中之一接过街来。点了点头。　
　　另一个也接过花束，点了点头。　
　　接着，她们快步往闹走，两个人肩头紧靠在一起，谈论得很起劲。　
　　他的肩后只剩下肮脏、汗湿的行李袋了。　
　　在哪儿过夜——这得重新考虑了。　
　　旅馆里不行。　
　　去卓娅那里不行。　
　　找薇加不行。　
　　不，可以，可以。薇加一定会感到高兴，尽管她不会让你看出来。　
　　然而，这说“不行”还不如说是“不准’”。　
　　对奥列格来说，我加不在，整个这座美丽、富饶、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就像背上的那只沉重的行李袋。说来也奇怪，今天早晨他还那么喜欢这个城市，想多待几天。　
　　还有一点也很奇怪：今天早晨他为什么那样高兴？而此时，他的痊愈却突然不再使他觉得是什么特别的喜事。　
　　还没走完一条街区，奥列格就感觉到自己饥肠始辆，两腿疲软，周身乏力，觉得残余的肿瘤在体内滚动。这时他大概一心想着的是尽快离开这座城市。　
　　然而，即使重返乌什一捷列克，这一前景对他也没有吸引力了，尽管现在去那里的路完全畅通。奥列格明白，如今到了那里，必会更受到苦闷的折磨。　
　　是的，他简直想像不出，现在能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件事情能使他心情舒畅。　
　　除非回到薇加身边。　
　　他会扑到她的脚下，对她说：“不要撵我走，不要撵我走！这不能怪我啊。”　
　　然而，这说“不行”还不如说是“不准”。　
　　他看了看太阳。太阳开始往西偏了。想来已过了两点了。现在得拿个主意。　
　　他看到一辆电车上的号码正是开往流放人员监督处方向的那趟车。于是他开始观察，看它在近处的什么地方靠站。　
　　电车本身像患有重病似地载着他通过一条条铺着石头的狭窄街道，一路发出钢铁摩擦的轧轧声，拐弯处尤其刺耳。奥列格抓住电车吊环，弯下身来，想看看窗外有些什么。但这一带没有草木，没有林荫道，只有铺着石头的路和墙面褪色的房屋。闪过一张日场露天电影的海报。看看那是怎么放映的倒挺有意思，但不知为什么，他对世上的新奇事物已没有什么兴趣。　
　　14年的孤独生活他挺了过来，以此而感到骄傲。但他不知道，像这样若即若离的状态半年下来会意味着什么……　
　　他认出自己要到的那一站，便下了车。从这里得沿着乏味的工厂区的一条没有树木、晒得发烫的宽阔大街步行三，500米左右。马路上不断有卡车和拖拉机来来往往，轰隆作响，而人行道顺着长长的砖墙延伸，然后跨过工厂的铁路轨道，接下来跨过一条煤渣路堤，经过一片挖了好多坑的空地，再次跨过铁轨，往前又是沿着墙边，最后终于见到几排单层木棚。这些棚子的正式名称是“临时民房”，可是它们已有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历史了。现在，尽管不像一月份科斯托格洛托夫第一次来找监督处时那样，雨下个不停，泥泞不堪，但终究是一段漫长而又令人泄气的路程，也很难让人相信，这条街跟那些环形林荫路、粗壮的橡树、挺拔的白杨和堪称奇观的红杏花开竟在同一个城市里。　
　　无论他怎样压抑自己的感情，说应该那样，那样才对，那样才好，事后仍然会更为猛烈地进发出来。　
　　主宰全市所有流放人员命运的监督处如此神秘地设立在郊区究竟用意何在？瞧，反正它就在此地，在这些棚屋、泥泞的通道、玻璃打破后用胶合板钉死的窗户和到处都挂满了晾晒的床单和衣衫中间。　
　　奥列格想起了那位连上班时间人也不在的监督官可惜的面部表情，想起当时他在这里接待自己的情形，此时，到了监督处木棚的走廊里，奥列格放慢了脚步，让自己也摆出一副独立不羁、成竹在胸的面孔。科斯托格洛托夫从来不许自己向看守们露出笑脸，即使对方向他微笑。他认为有责任提醒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忘记。　
　　他敲了敲门，走了进去。第一间屋子半明不暗，空无所有：只有两条瘸腿的长凳和栏杆后面的一张桌子——当地的流放人员每月两次的注册圣典想必就在这里进行。　
　　此时，这里什么人也没有，而里边牌子上写着“监督处”的一扇门敞开着。奥列格走过去往里面张望了一下，严肃地问道：　
　　“可以进吗？”　
　　“请进，请进，”一个十分亲切的声音表示欢迎他。　
　　怎么回事？奥列格有生以来从未听见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他进去了。在整个光亮的房间里只有监督官一人坐在办公桌旁。但这不是先前那个表情严肃让人琢磨不透的蠢货，而是面相和善、甚至书生气十足的亚美尼亚人坐在那里。此人一点架子也不摆，穿的也不是制服，而是一套颇为讲究的便装，显得跟这棚屋不大协调。这位亚美尼亚人如此和蔼地打量着奥列格，仿佛自己的工作是摊派戏票，并且欢迎奥列格这位好主顾的到来。　
　　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奥列格不可能对亚美尼亚人抱有太大的好感：在那里，亚美尼亚人为数不多，但相互拖成一团，总是占据存物处、面包房之类的好差使，有些差使甚至可说是肥缺。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怪罪他们：这些个劳改营不是他们发明的，这西伯利亚不是他们创造的，凭什么道理要他们不互相庇护，不做交易，成天用十字稿去刨士？　
　　看到办公桌旁这位对他满面笑迎的亚美尼亚人，奥列格想到的正是亚美尼亚人不打官腔、讲究实际的特点，心头马上感到一种温暖。　
　　监督官尽管很胖，听到奥列格报出了姓名并说明是临时登记注册，却马上从座位上利索地站起来，开始在一只柜子里翻查卡片。与此同时，他似乎是竭力不使奥列格觉得乏味，因此口中一个劲儿地念叨：要么是毫无意义的感叹词，要么是按纪律来说严格禁止念出来的一些卡片上的姓名：　
　　“吼…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卡里福吉季…慷斯坦丁尼季……好吧，请您坐一会儿……库拉耶夫……卡拉努利耶夫……　
　　哎哟，一个角给弄破了……卡兹马戈马耶夫……科斯托格洛托夫！”接着，他又完全忽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格规定，没有询问，就主动说出了对方的名字和父称：“是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吧？”　
　　“是的。”　
　　“欧……您是从1月23日开始在肿瘤医院里治病的……”这时，他抬起头来，一双灵活的。富有人情味的眼睛望着奥列格：“怎么样？您觉得好些了吗？”　
　　奥列格深受感动，他甚至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喉咙里有点硬住了。所需要的是多么少啊：只要让一些通情达理的人坐在这类可惜的桌子旁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奥列格的神经已松弛下来，很自然地回答：　
　　“这怎么对您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了些。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坏了些……”（坏了些？真是忘思负义！还有什么能比躺在医院的地板上只求一死时的状态更坏呢？）“总的来说是好了些。”　
　　“嗅，那就好！”监督官为他感到高兴。“您干吗不坐下？”　
　　哪怕是摊派戏票也得花一些时间的！得在什么地方盖上印戳，填写日期，还得往一本厚厚的簿册里注上些什么，还得从另一本簿册里注销什么。这位亚美尼亚人当即欣然办理了上述种种手续，把奥列格先前交来的获准外出证明从卷宗里取了出来，一边将它递给奥列格，一边含有深意地望着他，并且压低了声音，以完全不是谈公事的口吻说：　
　　“您……不必苦恼。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　
　　“您指的是什么？奥列格十分惊异。　
　　“这还用问？当然是指注册、流放、监督管制这类事情！”他无所顾忌地露出了笑容。（显而易见，他有另外一种比较愉快的工作可做。）　
　　“什么？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