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索尔仁尼琴:癌症楼-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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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在就给您量血压，”医生没有被难倒，护士也已经把血压计给她拿来了。　
　　这位女医生是新来的，护士则是这儿换药室的，不过奥列格跟她没打过交道。护土可说是个小姑娘，但个子挺高，肤色有点儿黑，眼睛的轮廓有点像日本人。她的头发梳成一种极其复杂的样式，护士帽也罢，甚至三角巾也罢，都无法将这发型遮住，因此，这座发塔上的每一道飞檐，每一终卷发都被耐心地用一条条绸带绷了起来，这就是说，她大约需要提前15分钟上班才来得及缠好。　
　　这一切跟奥列格全不相干，但他颇有兴趣地端详她那白色冠冕，竭力想像这姑娘除去了绷缠的绸带发式是什么样儿。这里的主要人物就是这位女医生，必须跟她斗，毫不迟疑地提出异议，找借口推托，可他却在打量眼睛轮廓像日本人的姑娘，耽误时间。跟任何年轻女子一样，仅凭年轻这一点，她身上就包含着一个谜，每一走步都带有这个谜，每一回首都意识到这个谜。　
　　其时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手臂已被一条黑蛇似的橡皮管扎紧，测量的结果表明，血压是适宜的。　
　　他正欲开口说出不同意输血的下一个理由，忽然门口有人来叫女医生去接电话。　
　　她愣了一下，走了出去。护士把黑色的橡皮管装进了匣子，而奥列格还是那么脸朝上躺着。　
　　“这医生是从哪儿来的，嗯？”他问。　
　　这姑娘声音的旋律也都跟她内涵的谜有关，她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一边倾听自己的声音一边说：　
　　“从输血站来的。”　
　　“可她为什么把陈血拿来？”奥列格想从这姑娘那里哪怕是探探口气。　
　　“这不是陈血，”姑娘平稳地转过头去，顶着冠冕在室内走。　
　　这姑娘完全有把握地认为，凡是她需要知道的她都知道。　
　　也许，这的确是如此。　
　　太阳已转到换药室这一边。虽然阳光并不直接射到这里来，但两扇窗子被照得十分明亮，还有一部分天花板被投上了不知由于什么东西而反射过来的一大片光影。屋子里很亮堂，而且整洁、安静。　
　　呆在这屋子里倒是不错。　
　　奥列格看不见的那扇门开了，但进来的是另一个人，不是刚才的那个女医生。　
　　来者几乎没有发出囊囊的脚步声，没有用鞋跟跺地的轻重会显示自己的个性。　
　　不过，奥列格却猜到了。　
　　除她以外，没有别人这样走路。这屋子里就缺少她，只缺她一个人。　
　　感加！　
　　是的，是她。她进入了他的视野。她是那么自然地走了进来，仿佛刚从这里出去了一会儿。　
　　“您这是到哪儿去了，感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奥列格露出了笑容。　
　　他没有大声嚷嚷，而是轻轻地、高兴地问了这么一句。他也没有试图坐起来，虽然没有被缚在台子上。　
　　屋子里变得彻底明亮、整洁、安静了。　
　　薇加自有自己的问题要问，也是笑眯眯地说：　
　　“您在造反？”　
　　但此时奥列格反抗的意图已经消失了，反而为躺在这台子上感到自在，你还不大容易把他就那么赶走呢，他回答说：　
　　“我？……不，该造的反已经反过了……您到哪儿去了？一个多星期了。”　
　　她站在他身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分开来说，仿佛在向一个头脑迟钝的学生口述不习惯的生字：　
　　“我去建立了几个肿瘤防治站。从事抗癌宣传。”　
　　“是什么下基层吗？”　
　　“是的。”　
　　“以后还要去吗？”　
　　“暂时不去。您是觉得不舒服吗？”　
　　这双眼睛里洋溢着什么呢？从容不迫的神情。关怀的神情。尚未得到证实之前最初的忧虑神情。总之，这是一双医生的眼睛。　
　　但除了这一切，这双眼睛还是淡咖啡色的。就是一杯咖啡里兑进两指深的牛奶后的那种颜色。不过，奥列格很久没有喝过咖啡了，连颜色也不记得了，可这双友好的眼睛却怎么也不会忘！可以说，这是老朋友的眼睛！　
　　“不，没什么，不要紧。大概是我晒太阳晒过头了。坐着坐着，差点儿睡着了。”　
　　“您怎么能够晒太阳呢！肿瘤切忌加温，难道您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我以为指的是不能用热水袋呢。”　
　　“可是更不能晒太阳。”　
　　“这就是说，黑海的海滨浴场是不准我去的接？”　
　　她点了点头。　
　　“生活啊…哪怕把流放换成去诺里尔斯克也行。”　
　　她耸了耸肩膀。这不仅超出了她的能力所及，而且也超出了她的理解所及的范围。　
　　这会儿就该问她：为什么您说已经出嫁了…难道没有丈夫——是一种屈辱吗？　
　　然而他问的是：　
　　“您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什么？”　
　　“为什么不遵守我们的协议。您答应过，要亲自给我输血，不交给任何实习生来做。”　
　　“她不是实习生，相反，她是专家。专家们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插手。不过她已经走了。”　
　　“怎么走了？”　
　　“给叫去了。”　
　　懊，走马灯！要摆脱走马灯，还得靠走马灯。　
　　“这么说，现在由您来管了？”　
　　‘堤的。不过您说的陈血是怎么回事？”　
　　他一摆脑袋指给她看。　
　　“这血不是陈血。但这不是要给您输的。您要输250毫升。这才是给您的。”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从另一张小桌子上取来一只瓶子让他看。“您看上面的标签，仔细检查一下。”　
　　“说真的，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是可恶的生活把我搞成这样的：对谁也不相信，对什么都要自己检查。可是您以为，在不需要检查的时候我不高兴吗？”　
　　他说这话时是那么疲劳，似乎已奄奄一息。然而，他不能完全不让他那善于观察的眼睛去核实一下。结果他看到标签上写着：“A型——伊·列·雅罗斯拉夫采娃——3月5日。”　
　　“噢！3月5日——这非常合适！”奥列格振奋了起来。“这很有好处。”　
　　“您总算明白了这对您有好处。可您争辩了多少次！”　
　　其实是她不明白。赔，算了。　
　　于是他把内衣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让右臂放松，搁在身旁。　
　　的确，对于他这样老是存着戒心处处留神的人来说，最大的轻松就在于把自己交给信得过的人。现在他知道，这个态度和蔼、几乎同空气一样轻盈的女人，每一个动作都经过深思熟虑，都轻手轻脚，决不会出什么差错。　
　　所以他躺在那里，仿佛是在休息。　
　　天花板上一大块淡淡的、像花边似的光影，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连这个不知由什么反射过来的光影，此刻也使他感到亲切，为这一整洁、安静的房间增添了一种装饰。　
　　而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却循诈地从他静脉里抽出了几毫升的血，摇动离心机，倒在分成四格的盘子里。　
　　“为什么要分成4格？”他问这话仅仅由于一辈子都习惯于到处问长问短。其实，此时此刻他甚至懒得弄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一格是为了确定相容性，3格是为了核对血型。以防万　
　　“如果血型符合，何必还要确定相容性？”　
　　“那是要看病人的血清同献血者的血会不会凝结。这种情形很少，但是不等于没有。”　
　　“原来如此。可为什么要转动呢？”　
　　“为了剔除红血球。您倒是什么都想知道。”　
　　当然，不知道也可以。奥列格望着天花板上渐渐变得隐约可见的光影。世上的事不可能全知道。无论怎样，到死的时候还是个傻瓜。　
　　顶着白色冠冕的护士把3月5日的那瓶血浆倒过来固定在架子的夹错上。之后她把一个小枕头垫在奥列格的胳膊肘底下，用一条红色的橡皮止血带扎在他臂肘的上方并开始绕紧，一边以日本式的眼睛注视着，看紧到什么程度算是够了。　
　　奇怪，他刚才怎么会觉得这姑娘身上有什么谜。其实什么谜也没有，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姑娘罢了。　
　　汉加尔特拿着注射器走了过来。注射器是一般的那种，里边装有透明的液体，然而针头却不寻常：它不是针，而是一根细管子，末端呈三角形。当然呷，管子本身倒没什么，只要不把它往你身上插。　
　　“您的静脉可以看得很清楚，”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对他说话，其实却颤动着一边的眉毛在寻找。接着，她使劲把那可怕的针头插了过去，似乎可以听到皮肤破裂的声音。“瞧，已经好了。”　
　　这里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为什么用橡皮带绕在臂肘上方？为什么注射器里有水一样的液体？可以提出来问，也可以自己动动脑筋想：大概是为了不让空气冲进静脉，也为了不让血液冲进注射器。　
　　其时针头还留在他的静脉里，止血带由放松到解除，注射器被巧妙地拔去，护士把输血装置的端头在小盘上面甩了几下，把最初的几滴血甩掉，于是汉加尔特就把这个端头代替注射器接在针头上，就这样一手按住，一手将上面的螺丝稍稍旋松。　
　　在这个装置稍粗的一截玻璃管里，一个接一个的气泡开始慢慢地穿过透明的液体升起。　
　　随着气泡的上升，问题也一个接一个地冒出：为什么用这样宽的针头？为什么把血甩掉？这些气泡又说明什么？然而，只有傻瓜才会提出这么多问题，叫一百个聪明人也来不及回答。　
　　如果要问，他倒是想问问别的事情。　
　　房间里的一切都似乎呈现出节目的欢快，天花板上的这个淡淡的光影尤其如此。　
　　针头得一直那么插很久。瓶子里血液的水平几乎看不出在降低。一点也没降低。　
　　“您还有事情要我做吗，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日本姑娘模样的护土婉转地问，同时又注意听自己的声音。　
　　“没有了，没有事情要做，”汉加尔特轻轻答道。　
　　“那我这会儿想出去一下……半个小时，可以吗？”　
　　“我倒是没有事情要您做了。”　
　　于是这护士顶着白色的冠冕一溜烟似地跑了出去。　
　　屋里剩下了他们俩。　
　　气泡缓缓地上升。但该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碰了一下螺丝，气泡也就不再升起来了。一个也没有了。　
　　“您把它关了？”　
　　“是的。”　
　　“为什么关上了？”　
　　“怎么，您又想知道？”她微微一笑。但这笑带有鼓励的意思。　
　　换药室里非常安静——老式建筑的墙壁，门也厚实。说话只须略高于耳语声就行了，简直可以把话像呼气一样不费力地吐出去。他们就是想这样交谈。　
　　“是啊，都怨这可恶的性格。老是想知道得更多，超过限度。”　
　　“只要还想知道，那就不错了……”她说。她的嘴唇对于说出的话从来都不是无动于衷的。它们以极其微小的动作——以左右两边不一样地扭曲，以稍稍撅起、微微牵动去加强并进一步阐发所要表达的思想。“在输了最初的25毫升以后，应当暂停一段时间，观察一下病人的感觉。”她的一只手依然按着紧挨针头的那个端头。她带着微微绽开的笑容，和蔼地弯身俯视他的眼睛，仔细检查：“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眼前这个时候觉得很好。”　
　　“说‘很好’是不是过分了？”　
　　“不，的确很好。比‘好’还好得多呢。”　
　　“有没有觉得发冷，嘴里不是滋味？”　
　　“没有。”　
　　瓶子、针头和输血——这是使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工作，工作对象似乎是第三者，他俩正在同心协力地对其治疗，并且想把他治好。　
　　“那不是眼前这个时候呢？”　
　　“不是眼前这个时候？”在有合法权利的时候就这样久久地彼此眼睛望着眼睛，无须移开视线，那可是太好了。“总的说来很糟糕。”　
　　“究竟糟在哪里？您指的是什么地方？……”　
　　就像一个朋友，她怀着同情和忧虑问他。但得到的将是当头一律。奥列格已感觉到，她马上就会挨上这一棒了。不管这淡咖啡色的眼睛里怎样充满了柔情，这一律是怎么也避不开的。　
　　“精神上糟透了。糟就糟在我意识到自己为生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而且，连您也助纣为虐，对我进行欺骗。”　
　　“我？？”　
　　当人们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眨也不眨一下，一种完全陌生的特性就会显示出来：你会惊奇地看到目光一掠而过时所发现不了的东西。眼睛仿佛失去了那层有色的保护膜，用不着说话也会使真情进发，怎么也抑制不住。　
　　“您怎么能那样苦苦劝我相信打针是必要的，而且说我反正不能理解打那种针的意义？可那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不就是激素疗法吗，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