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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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欧洲作家中，列夫·托尔斯泰也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勃罗德记载道：“卡夫卡特别喜爱托尔斯泰并那样兴高采烈地朗诵托氏的‘民众小说’不是偶然的。有一次他在我面前朗诵一个岛上三个虔诚老教徒的故事，声泪俱下。”②卡夫卡自已写过这方面的日记。例如：“当时我有点感冒，躺在床上，我的家庭女教师给我念《克劳采奏鸣曲》，她懂得分享我的激动。”
③ 托尔斯泰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大代表者之一，他什么地方吸引了卡夫卡呢？勃罗德认为，托尔斯泰和卡夫卡都是有坚强信念的人，而“在巩固信念的道路上两人相遇了。”具体说来就是：在托尔斯泰的精神世界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这一点正与卡夫卡的内在精神相吻合，卡夫卡认为：人没③ 见卡夫卡：《1910——1923 日记》153 页，费歇尔袖珍本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84 年版。
① 见卡夫卡：《1910——1923 年日记》155 页，费歇尔袖珍本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84 年版。
② 见卡夫卡：《1910——1923 年日记》170 页，费歇尔袖珍本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84 年版。
① 卡夫卡所指的那段日记是这样的：“五月九日。昨晚同皮克在咖啡馆。我怎样紧紧抓住我的长篇小说而抵制一切喧闹，完全象一尊纪念像，它望着远方，紧抓岩块不放。”——卡夫卡：1912 年 5 月 9 日日记。
② M 勃罗德：《卡夫卡传》279 页，费歇尔袖珍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77 年版。
③ 卡夫卡：1910 年 12 月 27 日日记。
有对自身中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信赖是不能生活的。”其次是两人都有“革①新的意愿”，而且两人的革新意愿“都是朝向全人类的，而不是朝向某个有限的特殊社团。”②；托尔斯泰及其某些主人公，曾经为革新试验去农村劳动，卡夫卡也曾多次表示，要到犹太人的发祥地以色列去当个“普通手工业者”。
也就是说，两人都有一种内容不尽相同的乌托邦理想。
卡夫卡对属于“荷马方式”的作家的兴趣面是很宽的，他甚至对无主阶级文豪高尔基的风格也十分赞赏。有一次他看了高尔基回忆托尔斯泰的捷克文译本后对雅诺施说：“象高尔基那样追叙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而不加个人的评论是很感人的。我真想有朝一日能读到他关于列宁的记叙。”当时列宁还健在，但卡夫卡知道高尔基跟他“交谊很深”，高尔基一定会把他对列宁的“所见所闻诉诸笔端的。因为笔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个作家的器官”显然， ③高尔基的这类回忆录和记叙文跟“圣经方式”无关。卡夫卡完全被他的“荷马方式”给征服了。对高尔基这方面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当然也反映了卡夫卡的一种阅读偏好：爱读传记作品。勃罗德记载说：“卡夫卡偏爱读传记和自传作品，格里尔帕策、赫贝尔的日记，冯塔诺④的书信都是他最爱读的作品，他对它们的了解甚于对他们的作品。属于这类中意读物的还有纪实性作品，如富兰克林的自传，赛尔西的《1870——1871 年巴黎的围困》……”
以及“《古斯塔夫·福楼拜的丽词佳句》”①等。勃罗德的这一段记叙，为我们了解卡夫卡文学生涯提供了重要佐证，让我们理解卡夫卡为什么写了那么多的书信、日记与笔记（它们占了卡夫卡文集的三分之二以上），又为什么写得那样认真，文学价值那么高。
上面谈及卡夫卡对狄更斯的态度没有随着他的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的改变而改变，这在卡夫卡那里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所有受到过卡夫卡喜爱的“荷马方式”的作家的普遍“待遇”。我们还是请卡夫卡的至友勃罗德作证吧，他说：“在我与他相处的二十二年内……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在评论任何大作家们的时候，表示过什么不尊重。”②而当时青年人中简单地否定和轻视传统文学和作家的偏向是相当普遍的。对此卡夫卡是表示反对的。一九一二年七月六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事先和保尔·恩斯特在韦布希特散步。
他对我们的同时代人霍普特曼、瓦塞尔曼（德国现代著名作家）、托马斯·曼表示轻蔑。……无论如何只要注意这一点就够了：霍普特曼是一个用全部力量很好地利用了他整个一生的人。”他驳得对方“干巴巴地、机械地承认‘是，是’”。③我们知道，霍普特曼是德国自然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也就是说是表现主义文学的直接反叛对象。尽管如此，卡夫卡本人还是维护他。卡夫卡之所以能够取得特殊成就，不能不能说这是原因之一。这在现代派作家中是难能可贵的。
与上述有关，卡夫卡也不满意表现主义中那些“读不懂”的诗；厌恶某① M 勃罗德：《卡夫卡传》186—187 页。
② M 勃罗德：《卡夫卡传》279 页。
③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111 页，费歇尔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81 年版。
④ 冯塔诺（Theodor Fontant，1819—1898），德国早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代表者。
① M 勃罗德：《卡夫卡传》99 页。
② M 勃罗德：《卡夫卡传》52 页。
③ 卡夫卡：1912 年 7 月 6 日日记。
些作家颓废、放浪的生活；他主张创造“持久性”的艺术，反对“唯新”是求的倾向；他劝青年人“多读古典作品”，因为那里面有“永久性”的东西。
这些在别的章节里已有叙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当然，最能说明卡夫卡“勿忘祖”观念的还是他的创作实践。他的作品在“圣经方式”的主旋律下，也明显地交响着“荷马”的和弦，其中有少数作品整个说来都可以看作是“荷马”的。他的短篇《骑桶者》，写大冷天一个穷人一文不名，骑着煤桶去煤店想赊点煤救急，煤老板夫妇一个装红脸，一个扮白脸，无情地把他打发走了。小说通过这对夫妇的简短的对话，以幽默、生动的笔调把资产阶级冷酷的性格特征勾勒得十分鲜明，不愧是一篇批判现实主认的优秀短篇。卡夫卡的三部长篇也是有说服力的例子，尤其是《美国》，从内容到形式基本上都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所展示的西方世界的那种贫富悬殊、劳资对立、党派斗争等场面，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是“对狄更斯的直接模仿”，而且卡夫卡原来的创作“意图”也是“写一部狄更斯式的长篇小说”。其余两部，《诉讼》和《城堡》，讽刺和控诉的是整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腐朽而残暴的官僚专制制度，包括它的司法制度，就揭露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和强烈性而言，可以说并不亚于许多批判现实主义的名作。这两部小说的风格主要的已不是“荷马”的了，甚至也不是“圣经”的，它们是“卡夫卡”的。这里不妨引一段法国大作家安德烈·纪德的评论。1940年 8 月 28 日，他读了《诉讼》后立即在日记里写道：这本书的讽刺无处不是合乎理性的阐述，“在他的图像中现实主义总是与幻想互相渗透着。我很难说更赞赏前者还是后者：是那形象鲜明、描写逼真的幻想世界的‘自然主义’
的再现，还是蹒珊着迈进一个陌生世界时的那种沉着与勇敢。这里有许多地言值得学习。”①法国另一位作家米歇尔·雷里在超现实主义消歇后才读到卡夫卡的作品，他首先获得深刻印象的是卡夫卡的现实主义。一种与神奇的东西紧密结合的现实主义。他认为超现实主义作品里也充满神奇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出现在卡夫卡作品里的是“一种深深经历过的神奇性。”至于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契晚年，也承认卡夫卡是“更高层次”上的现实主义者。
回顾一下中外文艺史，凡是有作为的文学家艺术家，总是善于广纳百川，汇于一身的。那种突破传统、开一代新风的人不乏其例，但与传统“彻底决裂”而能成就者似不多见，要有持久的生命力则更不易。科学的发展，表现为不断“有所发现”，它的发现，离不开前人的积累；艺术的发展表现为不断的“推陈出新”，它的“出新”恐怕也需要前人的经验作阶梯。好比登山，登上珠穆朗玛峰大概是对登山运动的一个突破。但如果没有前人的经验而能实现，那这个世界最高峰也就用不着等到二十世纪才让人光临了。这方面，卡夫卡作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向我们提供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① 见纪德：《1939—1942 年日记》79—80 页，巴黎，1946 年版。
艺术的殉难者在科学的史册中，记载着无数为征服自然而献身的探险者和殉难者的名子；在艺术的殿堂里，是否也掩埋着为缔造这殿堂而献身的探险者和殉难者的尸骨呢？
不了解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过程的读者也许会感到奇怪：卡夫卡，这个病病歪歪的犹太人，天年只有四十一的单身汉，生前连个职业作家的地位都未能取得，那么死后他凭什么魔力征服了千水万山，使他的名字跻身于世界第一流大作家之列的呢？
与“上帝”违拗卡夫卡一生都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是个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并获得过博士学位（法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秉性正直，同情穷人，反对压迫，甚至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①，跟共产党人也有接触，而且有他的朋友。但他的内心却象“冰海”似的孤独。造成这种心理状态显然跟他的经历有关，他小时候备受他那“专制有如暴君”②的父亲的统治，心灵受到严重摧残，犹太人的出身更给他带来终生的“不幸”。尤其他所生活的那个行将崩溃（1918 年）的奥匈帝国，那个在欧洲最为落后而又侵略成性的国家，其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可笑的畸形物：它的生产方式已经是资本主义化了，而政治体制却仍然是封建家长式的君主专制统治。这种腐朽反动而危机四伏的国家，其大量杜会现象之荒谬性、怪诞性和可怖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人们被一种社会的惰性带动着，一般人是觉察不到这些怪现象的，就象入“鲍鱼之肆”的人“久而不闻其臭”
一样。而卡夫卡这位“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处于“旁观者清”的地位，善于观察（他发表的第一个作品集就叫《观察》）、勤于思考的特点，更使他有可能洞察到上述那些被习俗观念覆盖着的“异化”现象。他解释不了这些无处不在而日益加剧的悖理而且可怖的现象。但这些现象与他正直的良心、与他理想化的思维空间是无法相容的，正如他感叹道：
“这种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而另一种生活又求之不到。”于是，表达他内心的矛盾，就成为卡夫卡急不可待的强烈欲望。他说：
我头脑里有广大的世界。但是如何解放自己并且解放这个世界而又不使它撕裂？与其让它在我身上受压抑或者被埋葬，宁可让它撕裂一千次。
还在学生年代，他就写信给他的一个名叫奥斯卡·波拉克的好友，表示了对写作的坚决态度，说：
上帝不要我写，但我必须写。口气多么决绝。为什么呢？时代的逼迫：
① R 富克斯：《社会意识》，译文见拙编《论卡夫卡》。
②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译文见拙译《卡夫卡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衬，1991。
① 卡夫卡“1913 年 6 月 21 日日记。
② 见 M 瓦尔瑟：《一种形式的创造》德文版第九页。
我被疯狂的时代鞭找以后，用一种对我周围每个人说来是最残酷的方式进行写作，这对于我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这位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对于他的“时代”，也就是社会环境，心中已经积聚了多么大的愤怒，那时他才初试文笔。约十年以后，1914 年，即在他写出了《判决》、《司炉》、《变形记》这样一些短篇名作以后，卡夫卡对于写作仍然怀着这样强烈的情绪，他在日记中写道：
想把我那梦幻般的内心生活表现出来的意向，使其他一切都变成次要的事情。④他认为他这样做是一种生存的自卫方式：
我将不顾一切地、无条件地进行写作，这是我为自身的生存所进行的战斗。①卡夫卡的创作激情与当时的现代文艺思潮的冲荡是分不开的。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1912 至 1922 年）正值德国表现主义的兴盛期（1910 至 1920年，1924 年消歇）。他同一些表现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有往来，尤其跟同是生长在布拉格的德语作家、表现主义运动的著名理论家和领袖人物弗·韦尔弗交谊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