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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民国十五疑案 作者:张宏 张晨怡-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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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君,竟抛开学业,追逐汪精卫的行程,聆听汪的精彩演说。1908年两人结婚,当时汪精卫26岁,陈璧君只有17岁。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前,汪精卫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孙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汉民、廖仲恺一起成为最有望担任孙中山接班人的三个人。1925年7月1日,改组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16人为政府委员。国民政府主席选举前,汪精卫听到有人要选他,便一再谦让、推辞,正式选举时,却急不可耐地投了自己一票,结果以全票当选,成为国民党领袖。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被刺杀。汪精卫紧急召集军政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廖案。调查的结果表明,是右派领袖胡汉民背后策划的。许崇智、蒋介石主张除掉胡汉民,汪精卫却让胡汉民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出了国门。不久蒋介石又以汪精卫与许崇智之间的矛盾,借汪精卫的势力把许崇智赶到了香港,蒋介石由参谋长爬上了粤军总司令的位置。汪精卫虽然是军委主席,但军权实际却由蒋介石掌握。随后,蒋介石又借“中山舰事件”打击汪精卫,汪精卫被迫于1926年4月请假出走香港,然后赴欧洲。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自己被选为国民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彻底取代了汪的位置。 

汪精卫回国后,他的政治思想发生转变。1932年春,蒋汪再次合流。汪精卫上台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而汪精卫在这种卖国思想下,也最终走上了一条被人唾骂的不归路。 

替蒋介石挨了三枪 

在汪精卫的一生中,曾经遭遇多次暗杀,而最终导致他死亡的主因之一,也正是遇刺后,残留在他背上的一颗子弹。造化弄人的是,这颗子弹,原来是打算送给蒋介石的。 

事情还要从他遇刺说起。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原定到会者一律穿礼服,上午8点钟去孙总理陵堂举行谒陵仪式,然后到中央党部大院内集体留影,9点钟开会。但到会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礼服,有的穿便装,并且拖拖拉拉,这让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十分不满。而且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程序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又为会场制造了一些混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作为副总裁的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却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分别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椎骨。中央委员张继沉着敏捷地抱住了刺客,张学良从旁边飞起一脚踢掉刺客手中的枪,汪精卫的侍卫趁势连开两枪,刺客负伤被捕。 

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汪妻陈壁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疑心此事是蒋所策划,顿时大哭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无言以对,十分尴尬。但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刺杀活动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本来准备在会议期间暗杀蒋介石。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前10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曾任十九路军排长的孙凤鸣志愿执行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 

11月1日,孙凤鸣胸前挂着记者出入证昂首阔步进入会场,他见蒋介石未出场,就按第二方案,冲出枪击汪精卫。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背部伤势较重,弹头夹在五、六两肋骨间,并伤及脊椎骨,经过多方努力也没能取出。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并最终成了导致汪精卫死亡的主要原因。 

蒋汪彻底决裂 

在和死神擦肩而过后的第三年,汪精卫又一次成为被暗杀的对象。而这次下暗杀令的居然是蒋介石。 

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蒋介石因此对汪精卫恨之入骨。1939年元旦,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并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时候,汪精卫其实是孤独和失落的。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此刻的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为此,他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最后的游说。结果,谷正鼎无功而返。 

3月19日,蒋介石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次日上午9时,陈恭澍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9到10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 

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对于刺汪行动的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房就是汪精卫的卧室。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以失败告终。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大汉奸之死 

病死日本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他旧创复发,治疗失败后在日本病死。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这年秋天,侵华日军限令汪精卫调集大米100万石、壮丁20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对汪精卫的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10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 1940年4月,汪精卫等在南京举行“还都大典”后,接受日本“大使”的“国书”。图中左为汪伪政府人员,右为日本人。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在楼上商量征粮一事,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促。汪精卫闻讯急忙下楼来迎接,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从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一直留在背上的那颗子弹时时发作,疼痛不已。12月19日,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弹头取出后,陈璧君破涕为笑,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汪精卫自己也强打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谁知好景不长,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手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 

陈璧君见西医看不好,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经其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名医,这位中医姓刘,是江苏吴县人,他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药,立马就可好。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刘一帖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医箱内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 

■ 日本驻南京汪伪政府“大使馆” 

汪精卫夫妇本以为这一张膏药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眼下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意识到是刘一帖 

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3天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使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厉害,不仅脊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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