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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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加了按语。第一次的按语说：“此书之意，在于使中国人民不复仿行西法，
其言最为沉切。至其要归，则在中国实行无政府。”第二次的按语说：“俄
托尔斯德《致中国人书》，其大旨在于使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无政府主义，不
可效泰西代议政体，较之巴枯宁之昌破坏，苦鲁巴金 （指克鲁泡特金——笔
者）之言共产，虽有殊异，然其重农数端，则固中国人民所当遵守者也。”
托尔斯泰晚年，俄国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农村正在经受资本的残
酷洗劫，农民面临破产和丧失土地的危险。与巨大的财政资本、大规模的工
商业出现的同时，贫困、饥饿、野蛮、卖淫以及梅毒等“原始积累时代”的
一切灾难也就随之降临。托尔斯泰反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以“最深沉
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断的揭露”，自然，他也不愿意
中国走上同样的道路。《致一个中国人的信》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写作的。
这一时期，托尔斯泰还给日本《报知新闻》写过一封信。在该信中，托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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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批评当时的日本，“凡百事业，悉以欧人为模范”。他认为，即使中国像
日本一样，全盘“输入欧人之制度”，也不可能驱逐那些入侵中国的“欧人”，
其结果只能使中国人民“所处之地位，亦渐次而趋于困难”。他不了解，中
国人只有走现代化的求富求强之道，才能摆脱贫穷，避免落后挨打。他也不
了解，对于西方文明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可以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取
那善果，避那恶果” （孙中山语）。
托尔斯泰既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又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
他的观点充满着矛盾，既是深刻的，又是保守和反动的。就其无情地批判资
本主义剥削，揭露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一面来说，是深刻的；就其企图
永恒保持东方农业社会和儒、释、道等“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鼓吹“勿
以暴力抗恶”来说，是保守和反动的。这两方面，在他的《致一个中国人的
信》里，都有所表现。 《民报》之所以没有刊出这封信，其原因大概就在于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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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为何要砸
拿破仑与华盛顿的头
读者也许以为本文是在讲一则关公战秦琼式的故事。拿破仑，法国人；
华盛顿，美国人。他们与章太炎之间国籍不同，生活年代也差得很多，可谓
风马牛不相及。章太炎咋会要砸他们的头呢？
谓予不信，有文为证。
那是在1907年，章太炎正在日本东京编《民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做《官制索隐》，本来是研究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的，然而，作者的笔锋突
然一转，写道：“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趋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
则敲其头矣！”请看，这里写得明明白白，足证笔者没有瞎编。中国旧俗一
向以扰人丘墓为极大的不道，然而，章太炎却不管这一套，他要到拿破仑与
华盛顿的坟墓里去“敲”，也就是砸，而且是用“金椎”，金者，铁也，分
量不会很轻。看来，章太炎对这两位历史人物很有点愤懑之气呢！
几年之前，章太炎可不是这样儿。那是在1903年，他正和康有为辩论中
国革命问题，把拿破仑与华盛顿二人简直捧上了天，称之为“魁梧绝特之彦”，
称之为“二圣”，甚至誉之为“极点”。康有为认为，中国一时产生不出华
盛顿这样的人物来，因此不能革命。章太炎同意这一看法的前半部，但他表
示：“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
华盛顿、拿破仑者耶！”显然，在章太炎那时的眼中，拿破仑、华盛顿这样
的洋圣人，要比尧、舜这样的国产圣人高明。
真是世事茫茫，浮云苍狗。几年之间，拿破仑、华盛顿的身价就大起大
落，从九天跌入了九渊。这种变化并不止发生在章太炎身上，柳亚子 1907
年有诗云：“华、拿竖子何须说？”把华盛顿、拿破仑称为“竖子”，也是
很不敬的。
鸦片战争中，中国人被西方打败，于是转而学西方。开始学船坚炮利与
声、光、化、电，后来学民权与立宪，再后来学民主与革命。到了1903年，
民主与革命的调子高唱入云，拿破仑、华盛顿这两位资产阶级革命的鼻祖也
就成了“极点”。其后是大批人出洋，章太炎本人也于1905年到了正在学习
西方的日本。一看，不对了，所谓民主，不过是富人的民主，而且充斥着各
式各样的怪事和丑闻。于是，失望、愤懑之情油然而生，拿破仑与华盛顿的
身价也就随之暴跌。在《官制索隐》中，章太炎激烈地指责西方的选举制度，
认为所谓“代议士”（议员），大都耗资巨万，靠钻营入选，与中国的“行
贿得官”并无两样。他说：民主立宪，世人都以美、法两国为榜样，但现在
法国的政治，全靠贿赂，美国人也要通过行贿才能致身显贵，实在“猥贱”
得很。其所以幻想手持“金椎”，以拿破仑、华盛顿的头作为挞伐对象者，
盖为此也。章太炎这个人爱冲动，又不懂得历史主义，其幼稚、偏激之处，
读者谅之！
那末中国怎么办？
章太炎想来想去，觉得西方民主的脓疮是议会，于是惨淡经营，洋洋洒
洒地写了一篇《代议然否论》，主张“代议”必不可行，议员决不可选，同
时提出了一个从多方面“恢廓民权，限制元首”的方案。例如，提高法官的
权力，不论是总统，还是百官，有了过失，或者溺职受贿，法官都可以“征
之”、“逮之”、“治之”；倘若法官执法不公，老百姓可以要求“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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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一批法学家来共同处治法官，等等。然而，不知道是章太炎觉得这个方
案未必可行，还是因为对中国历史过于有感情了，他有时又觉得，中国的封
建专制制度也并不坏，开元、贞观年间，中国不也治理得很好吗？于是，他
又表示：“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甚至说：“今之专制，直刑罚
不中为害，它犹少病。”这就又转而肯定封建专制主义了。
章太炎的矛盾反映了近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困惑。他们失望于西方民
主模式，而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能向后看。然而，向后看又是没有出路的。
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专制走向民主，而不是从民主复归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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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实为平刚
1907年10月25日，在东京的中国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之间，有过一次武
斗。其经过是：政闻社在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梁启超在保镖的护持下登台
演说：“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正在此际，革命党
人一声喊打，400多人蜂拥而上，吓得梁启超从楼梯上掉到地下。关于参加
这次武斗的革命党人，据章太炎的《政闻社大会破坏状》一文记载，有张继、
金刚、陶成章等。其中，金刚表现最为突出。当张继跃上讲台时，有一个政
闻社员抓起茶几迎拒，“金刚自后搤其肩”，持茶几的好汉无法动弹，张继
得以上台，欢声雷动。
这位金刚是谁呢？遍查留学生名录，不得其人。前阅汪东所撰《张继墓
志铭》中云：“（保皇党）大会徒众于锦辉馆，示欲与同盟抗。公厕其中。
其魁梁启超方登台，公奋起大呼，跃而上，贵筑平刚从之，击启超堕台下。”
（《国史馆馆刊》一卷二号）据此，可知金刚实为平刚。
平刚，字少璜，贵州贵筑人。时任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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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乞求
日本驱逐孙中山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以日本为基地，建立组织，宣传并策划革命，清政
府如坐针毡，曾多次乞求日本当局驱逐孙中山。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一
份清政府外务部致驻日使馆的电报，全文如下：
外务部来电
（十一月廿四日到）
前年孙汶在日本倡言革命，经本部密嘱杨使，商伊藤公爵协助，由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现
闻该逆确抵东京，已有三日。值此国家大故，深恐造言生事，复滋煽惑，希即查探踪迹，转商
外部，仍前设法驱逐，以保公安，而敦睦谊。 （二十三日）
电文中提到“值此国家大故”，知此电发于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之后，
时在1908年12月16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906年，孙中山与章炳麟等在日本制订《革命方略》，发布《军政府宣
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11个文件。12月，同盟会员蔡绍南、魏宗
铨等发动萍浏醴起义。1907年2月，庆亲王奕䜣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
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同时，外务部也密电驻日公使杨枢，要他直接和伊藤
博文商量。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两面政策，既不愿拒绝清政府，也不愿得罪
孙中山，于是，采纳了内田良平的建议，要求孙中山自动离境，并资助了一
笔款子。1907年3月4日，孙中山离日，经香港、新加坡，转赴河内。日本
政府即通告清政府，已经“驱逐”云云。本电开头一段所言，即指这一段历
史。
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去后，革命党人觉得是发动起义的绝好机会，纷纷
摩拳擦掌，跃跃欲动。而清政府则恐慌异常，颇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概。
本电即是在这一情况下打给驻日公使胡惟德的。电文要求胡惟德“查探”孙
中山的“踪迹”，和日本外务省商量，“仍前设法驱逐”。胡惟德接电后，
当然遵命惟谨，于是此电便留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里。
过了一些日子，清政府外务部又打电报给驻日使馆。全文为：
外务部来电
顷密探得孙汶挈同宋、石两人抵大阪，运动极秘。又闻其约梁启超同赴大阪等情。尊处有
无所闻？希即切商日政府协助查禁，并照前议，如果有在大阪运动踪迹，务令出境。电复。外
务部。 （二十日）
在不长的时间内，清政府连续两次发电，乞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离境，可
见其所得“恐孙症”之深。可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孙中山正在南洋活动，
并准备远行欧洲，为起义筹措经费，连到日本的打算都没有。所谓“确抵东
京，已有三日”，“挈同宋、石两人抵大阪，运动极秘”云云，纯属子虚。
而且，所谓“约梁启超同赴大阪”云云，也完全不可能。孙中山在1903年就
明确指出革命与保皇“事理相反，背道而驰”，怎么会和梁启超携手合作呢？
上述“密报”，大概是它的饭桶密探们为了邀功而编造的。清政府竟根据这
种“密报”指令其公使和日本政府交涉，其昏庸糊涂程度令人可笑而又可叹。
不过，也应该指出的是，清政府的这种交涉并非徒劳。1910年6月，孙
中山自檀香山赴日本，准备召集同盟会骨干议事。事前曾托东京方面的朋友
向日本政府打通关节，但在横滨上岸时，却仍然被“水上警长”发现，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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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境。孙中山不得不化名潜赴东京，并于同月25日匆匆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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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举报章太炎
1908年冬，黄兴接到了刘师培的一封举报信，揭发鼎鼎大名的革命家章
太炎“背叛本党”，其主要内容是：章太炎“无心革命”，想到印度去做和
尚，缺少路费，便致函张之洞，请求资助。信稿夹在书里，为刘师培所见，
章太炎便不再隐瞒，对刘说：“士各有志，同盟会不足与有为，而研习佛教，
亦当今急务。”当时，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卞綍昌是张之洞的女婿，与刘师培
的妻子何震有亲戚关系。章太炎要求何震通过卞綍昌将函件转交张之洞，索
款三万元，二万作为自己赴印的旅费，一万作为刘师培印书的费用，但何震
赴长崎时，卞綍昌已经离任返国。其后，何震回到上海，章太炎又致函何震，
要她与卞綍昌及著名居士杨仁山商量，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章太炎怕何震
一人办事不牢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