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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正红旗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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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棵葱应当由父亲扔到房上去。就在这紧要关头,我父亲回来了。屋中的活跃是无法形容的!他一进来,大家便一齐向他道喜。他不知请了多少安,说了多少声“道谢啦!”可是眼睛始终瞭着炕中间。我是经得起父亲的鉴定的,浑身一尘不染,满是槐枝与艾叶的苦味与香气,头发虽然不多不长,却也刚刚梳过。我的啼声也很雄壮。父亲很满意,于是把褡裢中两吊多钱也给了白姥姥。
  父亲的高兴是不难想象的。母亲生过两个男娃娃,都没有养住,虽然第一个起名叫“黑妞”,还扎了耳朵眼,女贱男贵,贱者易活,可是他竟自没活许久。第二个是母亲,在除夕吃饺子的时候,到门外去叫:“黑小子、白小子,上炕吃饺子!”那么叫来的白小子。可是这么来历不凡的白小子也没有吃过多少回饺子便“回去”了,原因不明,而确系事实。后来,我每逢不好好地睡觉,母亲就给我讲怎么到门外叫黑小子、白小子的经过,我便赶紧蒙起头来,假装睡去,唯恐叫黑、白二小子看见!
  父亲的模样,我说不上来,因为还没到我能记清楚他的模样的时候,他就逝世了。这是后话,不用在此多说。我只能说,他是个“面黄无须”的旗兵,因为在我八九岁时,我偶然发现了他出入皇城的那面腰牌,上面烫着“面黄无须”四个大字。
  虽然大姐没有来,小六儿没吃上饭,和姑母既没给我“添盆”,反倒赢了好几吊钱,都是美中不足,可是整个的看来,我的洗三典礼还算过得去,既没有人挑眼,也没有喝醉了吵架的——十分感谢二哥和他的“水酒”!假若一定问我,有什么值得写入历史的事情,我倒必须再提一提便宜坊的老王掌柜。他也来了,并且送给我们一对猪蹄子。
  老王掌柜是胶东人,从八九岁就来京学习收拾猪蹄与填鸭子等技术。到我洗三的时候,他已在北京过了六十年,并且一步一步地由小力笨升为大徒弟,一直升到跑外的掌柜。他从庆祝了自己的三十而立的诞辰起,就想自己去开个小肉铺,独力经营,大展经纶。可是,他仔细观察,后起的小肉铺总是时开时闭,站不住脚。就连他的东家们也把便宜坊的雅座撤销,不再附带卖酒饭与烤鸭。他注意到,老主顾们,特别是旗人,越来买肉越少,而肉案子上切肉的技术不能不有所革新——须把生肉切得片儿大而极薄极薄,象纸那么薄,以便看起来块儿不小而分量很轻,因为买主儿多半是每次只买一二百钱的(北京是以十个大钱当作一吊的,一百钱实在是一个大钱)。
  老王掌柜常常用他的胶东化的京腔,激愤而缠绵地说:钱都上哪儿气(去)了?上哪儿气了!
  那年月,象王掌柜这样的人,还不敢乱穿衣裳。直到他庆贺华甲之喜的时节,他才买了件缎子面的二茬儿羊皮袍,可是每逢穿出来,上面还罩上浆洗之后象铁板那么硬的土蓝布大衫。他喜爱这种土蓝布。可是,一来二去,这种布几乎找不到了。他得穿那刷刷乱响的竹布。乍一穿起这有声有色的竹布衫,连家犬带野狗都一致汪汪地向他抗议。后来,全北京的老少男女都穿起这种洋布,而且差不多把竹布衫视为便礼服,家犬、野狗才也逐渐习惯下来,不再乱叫了。老王掌柜在提着钱口袋去要账的时候,留神观看,哼,大街上新开的铺子差不多都有个“洋”字,洋货店,洋烟店等等。就是那小杂货铺也有洋纸洋油出售,连向来带卖化妆品,而且自造鹅胰宫皂的古色古香的香烛店也陈列着洋粉、洋碱,与洋沤子①。甚至于串胡同收买破鞋烂纸的妇女们,原来吆喝“换大肥头子儿”,也竟自改为“换洋取灯儿”②!
  一听见“换洋取灯儿”的呼声,老王掌柜便用力敲击自己的火镰,燃起老关东烟。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洋缎、洋布、洋粉、洋取灯儿、洋钟、洋表、还有洋枪,象潮水一般地涌进来,绝对不是他的火镰所能挡住的。他是商人,应当见钱眼开,可是他没法去开一座洋猪肉铺,既卖熏鸡酱肉,也卖洋油洋药!他是商人,应当为东家们赚钱。若是他自己开了买卖,便须为自己赚钱。可是,钱都随着那个“洋”字流到外洋去了!他怎么办呢?
  “钱都上哪儿气了?”似乎已有了答案。他放弃了独力经营肉铺,大发财源的雄心,而越来越恨那个“洋”字。尽管他的布衫是用洋针、洋线、洋布作成的,无可抗拒,可是他并不甘心屈服。他公开地说,他恨那些洋玩艺儿!及至他听到老家胶东闹了数案①,洋人与二洋人②骑住了乡亲们的脖子,他就不只恨洋玩艺儿了。
  
  ①教案——指十九世纪末,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我国内地的情势下,我国人民掀起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处是指一八九九年出东人民反对教会、教民的斗争。
  ②二洋人——又叫“二毛子”,是对入了“洋教”而又仗势欺人的民族败类的蔑称。

  在他刚一入京的时候,对于旗人的服装打扮,规矩礼节,以及说话的腔调,他都看不惯、听不惯,甚至有些反感。他也看不上他们的逢节按令挑着样儿吃,赊着也得吃的讲究与作风,更看不上他们的提笼架鸟,飘飘欲仙地摇来晃去的神气与姿态。可是,到了三十岁,他自己也玩上了百灵,而且和他们一交换养鸟的经验,就能谈半天儿,越谈越深刻,也越亲热。他们来到,他既要作揖,又要请安,结果是发明了一种半揖半安的,独具风格的敬礼。假若他们来买半斤肉,他却亲热地建议:拿只肥母鸡!看他们有点犹疑,他忙补充上:拿吧!先记上账!
  赶到他有个头疼脑热,不要说提笼架鸟的男人们来看他,给他送来清瘟解毒丸,连女人们也派孩子来慰问。他不再是“小山东儿”,而是王掌柜,王大哥,王叔叔。他渐渐忘了他们是旗人,变成他们的朋友。虽然在三节③要账的时候,他还是不大好对付,可是遇到谁家娶亲,或谁家办满月,他只要听到消息,便拿着点东西来致贺。“公是公,私是私”,他对大家交代清楚。他似乎觉得:清朝皇上对汉人如何是另一回事,大家伙儿既谁也离不开谁,便无妨作朋友。于是,他不但随便去串门儿,跟大家谈心,而且有权拉男女小孩的“骆驼”。在谈心的时候,旗兵们告诉了他,上边怎样克扣军饷,吃空头钱粮,营私舞弊,贪污卖缺。他也说出汉人们所受的委屈,和对洋布与洋人的厌恶。彼此了解了,也就更亲热了。
  
  ③三节——五月初五的端阳节、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和大年三十的除夕,当此三节,债主子们多来讨账。

  拿着一对猪蹄子,他来庆祝我的洗三。二哥无论怎么让他,他也不肯进来,理由是:“年底下了,柜上忙!”二哥听到“年底下”,不由地说出来:“今年家家钱紧,您……”王掌柜叹了口气:“钱紧也得要账,公是公,私是私!”说罢,他便匆忙地走开。大概是因为他的身上有酱肉味儿吧,我们的大黄狗一直乖乖地把他送到便宜坊门外。 
  

  是的,我一辈子忘不了那件事。并不因为他是掌柜的,也不因为他送来一对猪蹄子。因为呀,他是汉人。不错,在那年月,某些有房产的汉人宁可叫房子空着,也不肯租给满人和回民。可是,来京作生意的山东人、山西人,和一般的卖苦力吃饭的汉人,都和我们穷旗兵们谁也离不开谁,穿堂过户。某些有钱有势的满人也还看不起汉人与回民,因而对我们这样与汉人、回民来来往往也不大以为然。不管怎样吧,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谁也挡不住人民互相友好。
  过了我的三天,就该过年。姑母很不高兴。她要买许多东西,而母亲在月子里,不能替她去买。幸而父亲在家,她不好意思翻脸,可是眉毛拧得很紧,腮上也时时抽动那么一下。二姐注意到:火山即快爆发。她赶快去和父亲商量。父亲决定:把她调拨给姑母,作采购专员。二姐明知这是最不好当的差事,可是无法推却。
  “半斤高醋,到山西铺子去打;别心疼鞋;别到小油盐店去!听见没有?”姑母数了半天,才狠心地把钱交给小力笨兼专员。
  醋刚打回来,二姐还没站稳。“还得去打香油,要小磨香油,懂吧?”姑母又颁布了旨意。
  是的,姑母不喜欢一下子交出几吊钱来,一次买几样东西。她总觉得一样一样地买,每次出钱不多,便很上算。二姐是有耐心的。姑母怎么支使,她怎么办。她一点不怕麻烦,只是十分可怜她的鞋。赶到非买贵一些的东西不可了,姑母便亲自出马。她不愿把许多钱交给二姐,同时也不愿二姐知道她买那么贵的东西。她乘院里没人的时候,象偷偷溜走的小鱼似的溜出去。到街上,她看见什么都想买,而又都嫌太贵。在人群里,她挤来挤去,看看这,看看那,非常冷静,以免上当。结果,绕了两三个钟头,她什么也没买回来。直到除夕了,非买东西不可了,她才带着二姐一同出征。二姐提着筐子,筐子里放着各种小瓶小罐。这回,姑母不再冷静,在一个摊子上就买好几样东西,而且买的并不便宜。但是,她最忌讳人家说她的东西买贵了。所以二姐向母亲汇报的时候,总是把嘴放在母亲的耳朵上,而且用手把嘴遮得严严的才敢发笑。
  我们的新年过得很简单。母亲还不能下地,二姐被调去作专员,一切都须由父亲操持。父亲虽是旗兵,可是已经失去二百年前的叱咤风云的气势。假若给他机会,他也会象正翁那样玩玩靛颏儿,坐坐茶馆,赊两只烧鸡,哼几句二黄或牌子曲。可是,他没有机会戴上顶子与花翎。北城外的二三十亩地早已被前人卖掉,只剩下一亩多,排列着几个坟头儿。旗下分给的住房,也早被他的先人先典后卖,换了烧鸭子吃。据说,我的曾祖母跟着一位满族大员到过云南等遥远的地方。那位大员得到多少元宝,已无可考查。我的曾祖母的任务大概是搀扶着大员的夫人上轿下轿,并给夫人装烟倒茶。在我们家里,对曾祖母的这些任务都不大提起,而只记得我们的房子是她购置的。
  是的,父亲的唯一的无忧无虑的事就是每月不必交房租,虽然在六七月下大雨的时候,他还不能不着点急——院墙都是碎砖头儿砌成的,一遇大雨便塌倒几处。他没有嗜好,既不抽烟,也不赌钱,只在过节的时候喝一两杯酒,还没有放下酒杯,他便面若重枣。他最爱花草,每到夏季必以极低的价钱买几棵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五色梅。至于洋麻绳菜与草茉莉等等,则年年自生自长,甚至不用浇水,也到时候就开花。到上班的时候,他便去上班。下了班,他照直地回家。回到家中,他识字不多,所以不去读书;家中只藏着一张画匠画的《王羲之爱鹅》,也并不随时观赏,因为每到除夕才找出来挂在墙上,到了正月十九就摘下来①。他只出来进去,劈柴,看看五色梅,或刷一刷米缸。有人跟他说话,他很和气,低声地回答两句。没人问他什么,他便老含笑不语,整天无话可说。对人,他颇有礼貌。但在街上走的时候,他总是目不邪视,非到友人们招呼他,他不会赶上前去请安。每当母亲叫他去看看亲友,他便欣然前往。没有多大一会儿,他便打道回府。“哟!怎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母亲问。父亲便笑那么一下,然后用布掸子啪啪地掸去鞋上的尘土。一辈子,他没和任何人打过架,吵过嘴。他比谁都更老实。可是,谁也不大欺负他,他是带着腰牌的旗兵啊。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我总爱刨根问底地问母亲:父亲是什么样子?母亲若是高兴,便把父亲的那些特点告诉给我。我总觉得父亲是个很奇怪的旗兵。
  父亲把打过我三下的那棵葱扔到房上去,非常高兴。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他把《王羲之爱鹅》找出来,挂上,他不但老笑着,而且也先开口对大伙儿说话。他几乎是见人便问:这小子该叫什么呢?
  研究了再研究,直到除夕给祖先焚化纸钱的时候,才决定了我的官名叫常顺,小名叫秃子,暂缺“台甫”。
  在这之外,父亲并没有去买什么年货,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钱。他可是没有忽略了神佛,不但请了财神与灶王的纸像,而且请了高香、大小红烛,和五碗还没有烙熟的月饼。他也煮了些年饭,用特制的小饭缸盛好,上面摆上几颗红枣,并覆上一块柿饼儿,插上一枝松枝,枝上还悬着几个小金纸元宝,看起来颇有新年气象。他简单地说出心中的喜悦:“咱们吃什么不吃什么的都不要紧,可不能委屈了神佛!神佛赏给了我一个老儿子呀!”
  除夕,母亲和我很早地就昏昏睡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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