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盖头 作者:安东尼·斯沃夫尔-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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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我们必须继续进行最后一点战争――我们知道这样的喧闹意味着什么。知道为什么马丁内斯军士长正在给大家分发雪茄烟，为什么他要脱掉上衣手舞足蹈，还丢掉烟头吹卡祖笛（Kazoo）一种木制或金属制玩具笛。――译者注。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会允许基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美国摇滚乐史上著名的吉他手。――译者注的吉他声从指挥塔里传出来。但我们俩还是呆呆地坐在沙丘上，可能在那儿待了有一个小时，或十分钟，或是半小时，甚至是一天。我们就这样观赏着那些我们了解的、关爱的男人庆祝一次小规模战役的胜利。
最后我放下步枪，取出里面的子弹。约翰尼也从他的榴弹发射器里取出了手榴弹――他关好发射器的后膛，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是一扇金属做的大门关掉了一段历史。我们走下沙丘，军士长第一个跑来迎接我们。他咧开嘴大笑着。从他的脸上，我看到了他家人的影子和这个居家男人洋溢出来的幸福感。海军陆战队队员的这种幸福十足的表情，除了是在辱骂或贬低自己的下级时，以前从没有出现过。上士对我们说：“哦，操，你们这两个家伙困在那儿了，是吧？我已经派塞克开车送上校上北边巡视去了。不好意思，伙计，你们这两个疯狂的狙击手，两个疯狂的浑蛋。可是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些狗杂种已经玩儿完了。”说完他拍了拍我俩的背，拿雪茄往我们脸上塞。
我们赶到侦察与目标捕获排所在的营地。每个人都为把我们丢在那儿向我们道歉。不过，当时他们确实也没有足够的车辆可以来接我们。因为有一大群发了疯的军官迫不及待地要坐车到科威特城去一睹胜利的芳容。他们为我和约翰尼嗤之以鼻的平安而感到无比兴奋。我们说他们真是浑蛋，是一群狗娘养的。战争都已经结束了，他们还让我们在与外界毫无联系的情况下以战斗巡逻模式跑了八公里。可我们真的觉得无所谓。
音乐放了一整天。亨德里克斯、滚石乐队还有“谁”乐队，这些来自另一场战争的音乐现在一齐上阵。我们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可我们已经开始要讲我们的故事了。记住那一刻吧，记住那是什么时候。你会相信吗？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被耍弄了。我想从报纸上看到有关的新闻，或是从收音机里听出一点儿蛛丝马迹。可信息过多也不是件好事儿。
在日暮时分，塞克回来了。他对我们说，他在科威特城郊看到那些快乐的科威特平民。这时我开始相信他确实在弹药储藏所那儿领到了一堆木板。于是我们在那些木板上全淋上
柴油，燃起了一堆篝火。我们在火堆旁围成一圈。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煮着吃，只有一些水可以喝。但我们心里都埋藏了太多的故事，总有一天会拿出来讲给大家听。而且这些故事永远没有结尾。
因为我们都没有带酒，所以排里的人用咀嚼烟草来表示庆祝。嚼烟草也许是我唯一没有染上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恶习。阿迪克斯对我发誓说，嚼了烟草后会得到无与伦比的快感。我发现我需要一点快感，或是任何能够充实那种侵袭着我的无以名状的空虚玩意儿。我试着嚼了一口那种黑糊糊的、发霉的草叶。我嚼着这种叶子，不停地吮吸着它们的味道，让它们在我嘴里变成了一团紧紧的圆球。我的嘴唇和牙龈渐渐失去了知觉。和战友们一样，我往火堆里吐了好几次口水。我真的感到了一阵令人眩晕的快感。我咽下了一些自己的口水，闭上眼睛。世界在旋转着，我慢慢地从我坐着的弹药箱上倒下去，仰面躺在地上。然后蜷缩着身子在地上打滚，没有人注意到我。他们的战争故事像一群患了癫痫病的病人一样从我脑袋里飘过。我的胃里翻江倒海，我吐了出来，感觉好像已经把过去七个月里所经历的全部生命都吐掉了。这就是我迎接和平的方式。
发泄与愤懑
清除敌方作战掩体与科威特胜利游行：发泄与愤懑
胜利游行：发泄与愤懑我们在科威特又待了几个星期，清除那些地下掩体。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熟悉了沙漠里的每一块岩石，还几乎杀死了自己。
第七远征旅第二营侦察与目标捕获排受命清除敌军的三个大型阵地，一个是炮兵部队的，另外两个是隐藏在壕沟里的步兵阵地。我们的任务是清空那里所有的掩体和放置武器与设备的战壕，特别是要搜寻化学武器并且收集任何与任务报告有关的情报。我们知道唯一能写进报告的就是那些死人的尸体。
死亡数字：对方死伤无数，相比之下我们损失的人数要少得多。这是个有利的统计，这两个数据很不错。那咱们就回家吧。
大扫除任务是一次自主性行动。每天清晨，我们全副武装地跳上我们的三辆
悍马汽车，出发前先开往营部的宿营地。少校只愿意从我们这儿听到有什么出了差错的消息：只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同敌人的一个瞌睡排、一群错过了我们的总攻的人打过仗；或者是不是哪个军需处发生了爆炸事件；又或者是不是某人踩上了一颗地雷。
我们兴高采烈地穿梭在敌人的阵地上。发现当一枚枚重达500磅的炸弹投到没有认真巩固的工事上，或者当坦克或运兵车由里向外被炸成两半时，一个人可以有上百种不同的死法。掩体里有些尸体弯腰驼背，两只手还捂着耳朵，好像死前仍在耐心地等待着什么。蛆虫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昆虫正在繁忙地享用腐烂的死尸。部分碉堡的旁边，挖有浅浅的坟墓。我希望傍晚时所有死去的
伊拉克士兵可以被搬到一起，然后被光荣地或至少是恭恭敬敬地掩埋。有些碉堡里尸体堆成了山，从下往上看，你可以看出不同的腐烂程度，这是一个散发着臭味的死亡
日历。我在一个掩体里看到了三具有不同腐烂程度的尸体，让我相信这三个人分别死于不同的时间。最后死去的那个人陪着两个朋友已经发胀的尸体，在掩体里待了几天，甚至是很多天，等待着死亡降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把前面两个人的尸体埋掉，或至少将这两具尸体搬到掩体外面去。或许这两具尸体可以给他带来些许安慰，带来一种冰冷的慰藉――它们可以如此亲切地帮助他认识到自己的结局。于是他就睡在尸体旁边，闻着尸体散发出来的臭味，等待着。掩体里大部分死去的人看来都并非是被炸弹的碎片杀死的，而是死于爆炸时产生的巨大震动。他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还有嘴巴里都装满了已经干了的、褪色的血迹，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空袭开始几周后，美国空军开始对伊拉克士兵使用榴散弹，越战时，美军也使用过这种炸弹清除敌人的直升机降落区。榴散弹会在离地面三英尺的高度引爆，释放出1。26万磅重的铝粉爆炸浆。如果你在爆炸范围两英亩以内，或是在爆炸范围上空两英亩之内，或甚至是在两英亩内的一个碉堡里藏着，你都死定了。敌人的步兵工事看上去就像是榴散弹的演习区。那些死人的嘴巴还痛苦地大张着，临死前的尖叫突然停止。你能听见他们的惨叫吗？
我喜欢坐在掩体里，翻看那些死人的私人物品。伊拉克士兵已经在这些掩体里待了好几个月。他们把掩体弄得很舒适，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阴森恐怖的战争场所。他们在地上和胶合成板制成的屋顶上都铺上了颜色鲜艳的毯子，将家人的照片支撑在用沙堆挖成的架子上。我一页页地翻看着他们的家信。因为上面都是阿拉伯文，所以我根本看不懂。但不用看里面的文字，我也知道每封信都说了什么：请一定要活着回来，我们爱你，这是一场正义之战。
离我们的露营地不远的地方，克罗克特找到一具尸体。他特别讨厌这具尸体，他说那死人脸上的表情和那种嘲讽的手势显得很无礼。还说那人活该去死，既然他已经死了，他的尸体就活该被操。日复一日，克罗克特一次又一次走到那具尸体跟前，用他挖战壕的工具去戳那死人的头骨，把步枪上的刺刀插进死人的躯干，然后他还拍下了照片。约翰尼？罗顿命令他离那尸体远点儿。可他没有照着做。克罗克特已经被那具尸体给弄疯了。我明白是什么让克罗克特如此亵渎一名死去的军人――恐惧、愤怒、优越感、懦弱、愚蠢、无知，还有数月来的训练和部署，长期的孤独、无聊、疲劳，射在虚假的、固定的靶子上的子弹，一夜又一夜的站岗，最后的松懈，轻松而得的飘浮于战争表面的胜利――所有这些都令人十分沮丧，都是在我们的这场战争中、我们的这次冲突中让人几乎无法忍受的事物。我们战斗过吗？那就是战斗吗？比较一下我们从父亲、叔父、兄弟们那里听到的关于越战的故事，我们的整个地面战争也就只是一次远距离的丛林巡逻。可我们全军却失去了许多士兵，失去了可以装备两个连的普通士兵。克罗克特――正在胡乱劈砍着伊拉克士兵的尸体，拍下腐烂的尸体的照片――同时也在与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得到的满足感作斗争。
一天早上，在克罗克特开始对那具尸体进行他的行为之前――现在那具尸体已经变成了一堆被剁得稀烂的肉泥――我埋葬了那具尸体。我用自己挖战壕的工具铲起沙子，盖在死尸身上。我先埋好他的双脚，然后在他身上堆了一个六英寸高一点的沙丘，最后我掩盖好了他那张面目全非的脸。他的脸已不再是一张脸，身体也不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座缅怀一个巨大伤亡的纪念碑。
克罗克特发现我把尸体给埋了。他说我是个懦夫、一个婊子、伊拉克的情人。我告诉他我埋掉尸体，对大家都有好处，特别是对他有利，终有一天他会感激我阻止了他的龌龊行为。
他对我说：“看看周围，到处都是那些狗杂种的尸体，我会找到另一具的。”也许他确实找到了。
不过克罗克特并不是唯一一个侮辱死尸的陆战队队员。连里集合时，马丁内斯军士长对大家说：“因为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是无上光荣的陆战队队员，所以我们不能射击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不能用我们挖战壕的工具去切开那些死人的头骨；不能往一个尸体坑里扔手榴弹；更不能在做了这些事以后，还拍下自己搞破坏的照片。如果我们拍了照片，并且照片被上面发现的话，我们会受到《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的严厉惩罚。如果我们从尸体身上偷走武器或可以识别身份的物件或是其他战利品，我们也会受到《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的重罚。解散。”
一天早上，我们从无线电通信设备里听到上级要让我们营在科威特城里列队进行胜利游行。还说如果我们想加入游行的队伍，就得在十一点的时候到某某坐标所在的位置去乘坐载重五吨的卡车。
我们的队伍在城郊游荡着。我们穿过贫困的街区，那里有着橄榄色皮肤的胖大妈们一只手紧紧地将小孩揽在宽大的胸脯上，另一只手挥舞着科威特国旗和美国国旗。她们的房屋都是石头做的，连在一起，好像是胶合板与钉子造成的创意非凡的建筑作品。我们看到的科威特人仅仅是些妇女和儿童。她们高呼着：“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我们向她们挥手，偶尔会有个锅盖头从卡车上跳下去，拥抱其中的一名妇女或小孩儿，然后由他的一个战友拍下这感人的画面。这一带肯定是外籍劳工的街区。那些工人从菲律宾群岛、
马来西亚、印度和埃及来到这里，干着收入微薄的工作，享受着有限的人权。这些人的人口数目在
伊拉克侵略前，几乎与科威特本国人的数目相等。这些抱着小孩的科威特妇女并不是我们为之而战的人：我们是为那些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拥有油田的皇室而战。他们住的宫殿全都被高大威武的棕榈树遮盖着。那些挥舞着旗帜的妇女其实和我们一样，她们就是我们的母亲。那些满嘴污物、皮包骨头的膝盖上流着鲜血的小孩儿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的邻居和朋友。
我们的部队不允许走出这片贫民区。我们被驻扎在各个关卡的宪兵队给挡住了。他们要防止我们进入真正的城市，防止我们进入富人们的街区。我想象着现在在那个街区的大房子里、豪华的宫殿里，女人和男人们正忙着清点伊拉克占领期间被盗的或是被破坏的财物。科威特城被伊拉克占领时，他们正舒服地住在开罗、伦敦以及利雅得的五星级酒店里。
我们往回走，又遇到了先前见过的那些妇女和孩子。我想应该是科威特政府和美国政府安排她们站在那儿，叫她们手举旗帜，并让她们在美国军队经过的那几个小时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