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法庭辩论实录-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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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从各个角度驳斥了限制的根据，在宪法修正案第九、第十四条，乃
至在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中都是可以找到的。还说，在从　
1965年的康涅狄格州
避孕案件到上个避孕案（这个案子是布伦南精心裁决的）等一系列私生活案
中，这点也是隐约可见的。

斯图尔特觉得，“实质的正当法律手续”是布莱克门意见书的真正基础，
因此他认为，布莱克门不愿在意见书中承认这一点。斯图尔特表示支持布莱
克门，但补充了自己对意见书的真正根据的看法。

道格拉斯反对斯图尔特用“实质性的正当法律手续”来解决堕胎是妇女
的“自由”，他不容置疑地强调：

“这一裁决的基础是清楚的，布莱克门意见书的基础是私生活不受侵犯
的权利。”

怀特在上次开庭时持反对态度，现在已有所缓和。他认为：“是否限制
堕胎这个问题，应该由州而不是由各级法院来决定。布莱克门的根据时间分
段和看生存能力的方案纯属立法。”怀特说道：“作为司法机构，最高法院
也许有权像今天这样方便行事。”但是，他对宪法上会准许妇女“随心所欲”
地打掉自己不想要的胎儿的说法表示怀疑。

怀特说道：“最高法院显然更加珍视怀孕妇女的权利，而不重视她所孕
育着的那个生命或潜在生命的继续生存。”

伦奎斯特的不同意见同堕胎问题毫无关系。同往常一样，他强调的是，
限制联邦法院的权力，以及妇女把这些案件提交法院的权利。他首先对这些
案件的最基本的东西进行了抨击。他说，谁也没有权利把这些案件提交法院。
试想，妇女提出诉讼书时已身怀有孕，但是，到下级法院作出裁决时，她们
已至少处于怀孕的第三阶段了。鉴于布莱克门的意见书认为，在第三阶段州
可以禁止堕胎，那妇女就无诉讼可言。


在堕胎案件辩论开始时，道格拉斯感到悲观失望，现在，他认为最高法
院已经起了很大作用。私生活不受侵犯的权利，在这个重要意见书中也赋予
了宪法基础，因此，他放弃了同斯图尔特的“权利”与“自由”的辩论。既
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道格拉斯只是想补充一份附随意见书来强调其重要
性。

到　
12月初，布莱克门的最后意见书草案已经散发。斯图尔特和道格拉斯
的附随意见书已经完成，怀特和伦奎斯特的异议书也准备就绪，但还是不见
伯格的任何东西。

到了一月初，首席法官还是没有拿出什么东西。布莱克门开始紧张起来，
堕胎问题已准备就绪；布莱克门想让这个案件立即了结，他以有多数派中的
其他法官附议提出　
1月　
15日星期一宣布堕胎案裁决，但还是听不到伯格的任
何意见。

在　
1月　
20日的会议上，斯图尔特把自己的想法直接告诉首席法官，建议
“现在就投票吧，否则就让这八票决定这一裁决。”

使多数人感到惊奇的是，伯格说他早已决定支持布莱克门的意见书，但
像其他人一样，他也想加上自己的附随意见书，他保证说，“我下星期把材
料交给你”。斯图尔特和布伦南认为他是在拖延时间。首席法官于　
1月　
20
日主持理查德·尼克松就职第二任总统的宣誓仪式，如果伯格站在那里使曾
任命他出任现职的那个人宣誓，而背地里又支持一份在政治上会引起强烈反
响的意见书来批判那个人的观点，那无疑是很尴尬的。

在　
1月　
19日星期五的会议上，首席法官说他的时间表排得很满，尚未着
手处理堕胎裁决问题。斯图尔特估计，一经把裁决推迟到就职典礼之后，伯
格大概就会同意的。其他人希望在三天后即　
1月　
22日星期一宣布这一裁决，
伯格说了会拿出点东西来的。

周末，他写了一份附随意见书，共分三段。伯格撇开他支持的多数派意
见书不谈，而是说，德克萨斯州有条法律，由于不允许在被强奸或乱伦的情
况下堕胎，因而被取消；还有条法律，由于措施“过于复杂”，要求有医院
董事会证明才能堕胎，因而也被取消。他不相信，这一意见书会产生怀特和
伦奎斯特这样持异议的法官所预料的“后果”，他确信，各州仍然会控制堕
胎。伯格最后说：“简单说来，今日最高法院将赞同多数派意见书的说法，
即根据宪法提出要求而准许堕胎。”

但反对很快就开始了，为首的是天主教会。纽约的特伦斯红衣主教库克
质问道：“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多数人今天采取的这一令人震惊的行动，该有
几百万未出生的婴儿将永远见不到白昼的光明！”

全国天主教会主席、费城的约翰·约瑟夫红衣主教克罗尔说：“很难想
象出，在我们　
200年的历史中，有任何一项裁决，对我们文明社会的稳定性
会产生比这更大的灾难性影响。”

看来，法庭上的辩论虽然结束了，但美国社会对堕胎问题的论争却没有
平息。

也许，关于妇女堕胎问题的辩论还会出现在美国的法庭上。

【评析】

这是一场特殊的法庭辩论，不是发生在控方和辩方之间，而是发生在最
高法院几个大法官之间。从对堕胎的司法权限问题的论争到妇女有无权利自


由堕胎，辩论步步走向深入。布莱克门呕心沥血地对堕胎问题的深入研究，
为妇女自由取得了法律上的认可，这可以说是他对美国妇女的一大贡献。


我国首例“安乐死”之辩护

我国首例“安乐死”之辩护

死者夏素文，女，死时　
59岁。1984年起，夏就患有肝硬化腹水症。1986
年　
5月病情恶化，神志不清，腹大如鼓，脐部突出一拳头大包块，双下肢渗
水，股部因生褥疮而烂了个碗口大洞。。其状惨不忍睹。

1986年　
6月　
11日，在西安工作的儿子王明成接到其母病危的电报后，
匆匆赶回汉中，将其母送入汉中市传染病院。该院肝炎科主任蒲连升对病人
作了如下诊断：①肝硬变腹水，肝功失代偿期（低蛋白血症）；②肝性脑病
（肝肾综合性）；③渗出性溃疡并褥疮Ⅱ——Ⅲ度。经数日治疗，患者肝昏
迷反复发作。清醒时，病人焦躁不安地喊叫：“我这么难受，不如让我死了
的好！”到　
6月　
27日下午，病人就再也没醒来。6月　
28日，王明成对前来
查房的院长雷振甲问道：“我妈还有救吗？”院长摇了摇头，许久才吐出一
句：“病人送得太迟了。。”

“既然没救了，能否采取点啥措施，让她早点咽气，免受痛苦？”

“这种病在国外可以实行‘安乐死’，但在我国不行。不过，你们如不
想治，可把病人拉回去，出不了一天，她就会死的！”

跟院长没有商量余地，王明成和其妹王晓玲又找到了主管医生蒲连升，
蒲先是坚决不肯。王明成兄妹俩再三请求，并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出了
事与医院无关，这样，蒲才表示同意。蒲为病人办理了出院手续后，即为夏
素文开了“复方冬眠灵　
100mg，肌注”的处方，并在处方上注明：“家属要
求安乐死。”王明成也以家属全权代表的身份在处方上签字：“儿子王明成
6月　
28日　
9点　
40分”，以示对行为负责。

处方开出后，蒲让实习医生蔡某执行。在操作时，蔡某故意将　
1/4的药
液排在地下。

注射后，家属王晓玲问蒲：“啥时可以咽气？”蒲答：“看　
12点以后咋
样。若不行，可让当班医生再补一针。”

到了下午　
1时和　
3时，王明成兄妹见其母还未咽气，便再次找到值班医
生李海华，对其说：”蒲大夫走时交待过，若　
12点以后还未咽气，让你再补
一针。”李便按蒲的原方，又开了复方冬眠灵　
100mg，让护士赵某给注射。

6月　
29日清晨　
5时，夏素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90年　
3月　
15日至　
17日，汉中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公开审理。公讼
人指控蒲连升、王明成两人犯有故意杀人罪。

“平民律师”为我国首例“安乐死”辩护

我国当代著名律师张赞宁为被告辩护。他不仅在法学界享有盛名，而且
还深谙医道。他曾“提前介入”一起伤害致死案，为一嫌疑犯洗清冤情，恢
复了自由。为震惊全国的内蒙“切肝案”仗义执言，而获满堂喝采。素有“正
义之神”与“平民律师”的美誉。

他为我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辩护如下：
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南昌市第二律师事务所指派，接受被告人蒲连升的委托，担任其辩
护人。根据本案所有的证据材料及我国法律的规定，我认为，检察机关对被


告人蒲连升、王明成犯有故意杀人罪的指控不能成立，被告人是无罪的。为

告人蒲连升、王明成犯有故意杀人罪的指控不能成立，被告人是无罪的。为

一、冬眠灵与患者夏素文的死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起诉书认定夏素文的主要死因是肝性脑病。对此，本辩护人没有异议。
但是起诉书认定“冬眠灵仅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促进了患者的死亡”，
我认为，这并没有事实依据。

本辩护人认为，夏素文的死因，完全是由于疾病本身，即肝硬化晚朗，
肝细胞高度衰竭，最后并发肝性脑病所致。夏的死与冬眠灵之间，并没有必
然的因果关系。。被告人蒲连升、王明成的多次供述以及大量的证人证言，
均已证明了病人夏素文的肝硬化已到晚期，死亡将不可避免。。。而夏素文
两次接受药物总量仅为　
87。5mg。这个剂量比照药典的正常治疗给药剂量（25—50mg/次及　
100—200mg/日）仍在正常允许范围。还应看到，患者最后一次
接受　
50mg冬眠灵的时间距死亡时间间隔　
14小时，而此时药物的最强作用时
间已经过去，结合患者死亡过程中始终没有呼吸抑制及血压下降，与之相反，
患者体温却异常升高，这种表现与冬眠灵的药理作用难以吻合，可见夏之死
并非由此直接引起。

二、对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990）1号《法医学文证审查（死因分析）
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的评价

总的说来，《意见书》对本案的鉴定是客观公正的。尤其是在“案情摘
要”、“病历摘抄”、“调查补充材料”及“死亡经过”等事实的认定上，
是较为全面客观和无可挑剔的。但是，《意见书》也存在个别用语不够严谨
和以推理代替事实的地方。。

然而遗憾的是，在《意见书》最后结论中，却出现了“冬眠灵仅加深了
患者的昏迷程度”的字眼。在这里，鉴定人员从前边的“可加深”一语中推
断出了“仅加深”的结论，在字义上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可”者，仅仅是
一种可能，而“可能”并不等于“必然”。但“仅加深”一词，其含义就不
一样了。它至少起了点“加深患者昏迷，促进死亡的作用”。我认为，鉴定
人犯了一个“将可能当作必然”的逻辑错误，违背了逻辑学的充足理由律，
也与《意见书》在前面分析的病人在临终前的表现“与冬眠灵的药理作用难
以吻合”的结论自相矛盾。本案的真实情形是：①两次用冬眠灵在一个很安
全的系数范围内；②两针所间隔的时间前后　
6小时，而该药在体内的维持时
间也正好是　
6个小时左右（见《新编药物学》第　
12版第　
239页）；③第　
1
次用药后，并没发现病人有任何不良反应；④在第二次用药后，经过了　
14
个小时病人才死亡。而在这　
14小时中，也没发现有任何与冬眠灵可以相吻合
的临床表现。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断定“冬眠灵促进了病人的死亡”呢？

在这里，我提请法庭注意，我国的法律规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决不能
以推理为依据，何况这种推理在逻辑上也是错误的。

三、起诉书适用法律不当，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实施了“违背我国法律的安乐死”，实际上并非“安
乐死”所致，即使病人的死是由于“安乐死”所致，我认为，被告人也是无
罪的。

首先，我国现行的法律虽未对“安乐死”作出认可，但也没有明文禁止。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志，如
果一种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甚至对社会有利，那么就缺乏犯罪的基本特


征，因此，这种行为就是无罪的。本案中，被告人蒲连升只是为了减轻一个
无可救药、生命垂危的病人临死时的痛苦，采取了一些人道主义的措施，根
本就谈不上什么社会危害性。

征，因此，这种行为就是无罪的。本案中，被告人蒲连升只是为了减轻一个
无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