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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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赶快写稿子，跑到电视台门口的一家打字室，刚刚开始写，翟老的电话打来：“没有接到带子，而且湖北台通联部门的同志说不知道有往北京传送的事情。”
怎么会呢？又是一通电话联系，原来湖北台通联部门接收带子的是一拨人，传送北京的是另外一拨人。由于中间没有衔接好。而且，同志们已经下班回家吃午饭了。没法子，只好再次麻烦江浩老师从家里赶来，进行协调。
几经折腾，下午4点多带子传递过去。只是时间太晚了。曲老一定在家很着急，“巧妇难为无带之编吗。”事后，曲老告知，节目推了一天，曲老又采访了农业部、公安部的有关负责人，内容更全面了。晚上，节目播出；我和张予北在武汉看毕说：“翟老，曲老，您们辛苦喽！”
补记：
1、《时空连线》的主持人在连线完毕对我说：“讲得很好。”第二天，就为了欣赏这位表扬我的主持人的风采，我破天荒起了个大早，7点15看他，顺便看节目。
2、予北同志在利川告诉我，刘年说了，节目做好了，奖金大大的。这话是真的吗？刘年这个温文尔雅的男人，说话一定是算数的。
3、高瞻在那传送节目的夜晚，告诉我，回来一定请吃饭。这个大帅哥说话是真的吗？英俊男人说的话不要全部相信。
我和张予北同志的回答是：奖金可以不要，饭一定要吃！
（顺便叫上节目编导，他给我的镜头实在不少，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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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警察／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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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5日凌晨，在四川省简阳市发生了一起公安民警和保安人员非法拘禁和殴打市民的事件。7月5日，《焦点访谈》以《权力不能用过头》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节目播完正在飞字幕时，我的手机响了，一位朋友在电话里愤愤地说“刚看完你的节目，那两个警察怎么那么恶呀！气得我老爸连饭都吃不下了”。其实，看了这期节目被那两个警察气着了的，还不只是那位朋友的老爸，很多观众打电话或发伊妹儿向我们表达他们的愤怒之情。
要说那两名打人的警察的确挺恶：一个喝了酒的市民，不过就是借着酒劲儿冲撞了他们几句，结果就被他们深更半夜地从家里拖出来带到警务室，背带上手铐，一顿暴打，直至把腿打断。善良的人听到这样的事，再看到那70公分长的“榔牙棒”、血衣以及遍体鳞伤、断着腿躺在病床上的受害者，第一反应多半是“难以置信”、“骇人听闻”。姑且不论作为人民警察该不该打人，就是普通老百姓把人打成那样，如果没有个阶级仇、民族恨也很难下去手啊。
打人的警察，一个是有着30多年警龄的老警察，一个是刚从省警校毕业不到一年的小警察。见到他们时，都穿着民服，即便是在看守所里还戴着手铐，如果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很难把他们和“恶人”联系起来。老警察曹德弟还戴副眼镜，虽然不能用文质彬彬来形容，但也不带凶相。小警察蒋军白白净净，看上去稚气未脱。
与简阳市公安局局长谈起曹德弟，他的评价是“工作还挺努力，但是执法水平不高”。我们问：“执法水平不高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方法简单”。又问：“是不是经常打人？”回答不置可否。虽然局长没有明确地说是还是不是，但是他的表情、他的态势所传达出的信息让我们坚信：曹德弟打人绝不是第一次，而且地球人都知道。
倒是小警察蒋军，此番行为有些出乎他的同事和同窗们的意料。与他有过接触的一些民警谈起他，不无惋惜地说“跟错了师傅”。在简阳市公安局，像蒋军这样受过正规警察学校教育的民警并不多。据说，当初把他安排到简阳市城中派出所，局领导也是出于培养锻炼新人的考虑，以便日后重用。
蒋军一到派出所就和曹德弟分在一个警务室。曹德弟是警长。蒋军说，那天曹德弟要他给蔡世全戴上手铐，他意识到了这样做不对，但是警长发话了，他也就照办了。当然，照办的还不止是给蔡世全戴上手铐，在殴打蔡世全时，他也和警长保持了一致。
这一老一小两名警察打人后认罪态度并不好，都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尤其是曹德弟，竟然矢口否认自己打了人，只是在我们镜头前面他没有睁眼说瞎话，而是闭着眼睛说“我没有动他一个手指头”——不知这是否说明他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
蒋军狡辩起来虽然没有曹德弟那么老道，但是也不肯承认自己打人有错。采访他时，他那张还带着稚气的脸不停地抽搐，一双挺清澈的眼睛因为自己难以自圆其说而目光游移。看着眼前这张张稚气的脸，想象着他穿上警服的形象，真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不值。
采访结束时，我对他说：“你考上了警校，毕业又分到公安局，你父母一定很高兴吧？”蒋军看了我一眼，点点头。“但我想他们现在一定非常伤心。”我又说。蒋军目光不再游移闪烁，而是盯在了某个地方，慢慢地，他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泪水。“你是警察，以前一定没少到看守所送人审人，那现在你又进了看守所，可身份却变了，你有什么感受？”他低着头强忍着泪水没有说话。我想他不会说话了，我们正准备关机，他突然开口说话：“我很后悔。”我问：“你后悔什么呢？”他说：“如果我当时冷静一点，提醒制止警长，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了。”
这是蒋军和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我想这是打人事件发生后他说的最真实的一句话。
7月9日，也就是节目播出后的第4天，简阳市委宣传部发来一份传真：“2003年7月5日，《焦点访谈》以‘权力不能用过头’为题报道了6月5日凌晨发生在我市的公安民警曹德弟、蒋军和保安人员梅和、毛贵州非法拘禁、殴打简城居民蔡世全的严重事件。我们认为，报道是客观的、公正的。节目对事件的批评是中肯的。”同时发过来的还有一封“来自看守所的悔过书”，署名是“蒋军”。
老警察曹德弟却没有进步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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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之行／吕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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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四月初，接到一个去川藏线采访的任务，报道川藏公路雀儿山段养路工劳模陈德华的事迹。开始我对这个任务认识不足，只想到采访地点海拔5050米；含氧量只有平原的50％，因为我是第一次去那么高的地方，可能身体会不适应，能否完成这次任务心里没有底。但这种事对谁都是第一次，没有人可以替我，只有去了再说吧。
没成想这来回的路上会这么艰难，原来告诉我们路程上需要4天时间，可到了成都才知道4天是单程！一千多公里的山路要走4天才能到达。再加上采访和返程最少要9天。这还是顺利的情况，如果天气不好或者拍摄不顺利的话，就不知多少天才能完成任务了。
从北京出发时，京城的媒体记者们加我们一行有二十多人，到了当地再次集合了新闻媒体和其他方面的人，队伍就变成了四十多人，其中还有两名医生随队。
从成都出发到雅安是高速公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出了雅安，才算进入了真正的川藏公路。这里路面还可以，但车多路窄，路面因地势变化曲折多弯，还记得李白当年的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今仍然是这里道路交通的真实写照。这里群山环抱，江、河、沟、溪、涧相互交错，山势纵横，乱石成岗，山高无路，峡谷难穿，冰封雪地，滴水成冰。进入藏区的东大门被二郎山无情阻隔，邛崃山脉、横断山脉把整个藏区围得几乎是水泄不通。藏族有句名谣：“藏区散、山峰高，百姓地处半山腰，康定虽近西康省，二郎山风雪冲云霄。”川边藏区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最低的峡谷平坦地带也在2000米左右，其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
到达康定后，因为从成都来的司机和车辆已经不能适应以后的路程了，我们整个车队都换成了当地的司机和车辆，他们都是从州运输公司抽调来的、具有雪山行车经验的司机。
出了康定就看到雪山了。望着远处神秘、肃穆的雪山，想到两天后就能登上它，我们这些从内地来的记者都兴奋不已。越往西行，山峰越陡峭，山山相连，峰峰相依，五指山乃至十指山举目可见。就这样我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峰，雪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一路上无比的颠簸，我们在车里东倒西歪，一刻不停，那种感觉好似成了“脱骨扒鸡了”。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我们到达了炉霍县为第四天翻越雀儿山做准备。因为这次采访的最后一站德格县在雀儿山的另一面，这样我们来回都要翻越雀儿山。
雀儿山的海拔在5000米以上，在山上采访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而同行的几十家新闻单位要采访同一个人，你想会有什么结果吗？这是我和刘涛最担心的事，而且还不知道我俩在海拔5000米以上身体会是什么状态？所以在炉霍这个晚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第二天工作的每个细节都详细定下来；甚至还计划了如果其中一个人倒下后的方案。
要想争取足够的采访时间就必须摆脱大部队，这是关键。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其次要做好保密工作。因此，第二天早晨四点多我们悄悄爬起来，在其他人还在熟睡时就向雀儿山出发了。
赫赫有名的雀儿山是“一山无四季，十里不同天”。秃岭荒山无半片绿叶，常年被风、雪、冰、冻困挠。此山因形似巨鸟翼而得名。藏族民谣中这样说它：要上雀儿山，眼睛欲望穿，马走五步歇，人走两步蔫。我们要采访的道班就在海拔5050米的雀儿山上，等我们来到雀儿山上时已经是上午11：30了，但比大部队早到了一个多小时。刚才在山下还是短衣单裤的我们，现在已经被冰天雪地包围了。
我们刚一下车，这里的风雪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风吹得我们站也站不住，雪打在脸上，嘴都张不开。镜头里的刘涛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头发是直的，脸藏在大衣里，说话上句不接下句的。当时我非常担心他的心脏会受不了。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采访是完整的，每一次采访都会被风雪打断。风雪小的时候还可以采访，可风雪一大我们就只能躲到道班的房里。有一次，我因为要拍风雪的空镜晚躲了一会，风雪就把我给围住了。周围一片白茫茫，不知哪里是路，哪里是悬崖。正在这时，给我们开车的藏族司机把我拉到了车上，当时，我的手和脸都冻木了，上车好一会才缓过来。
就这样，我们在大部队到来之前把大部分的采访完成了，当山上一场新闻大战开始时，我们已经驱车赶往最后一个采访地——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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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背后的游击战／刘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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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的宽甸县位于中朝边境，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但就是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却盛产硼矿，据说全国90％的硼矿产自这里。由于有了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宽甸县的经济非常活跃，城市建设得也不错。这几年县里的企业全部进行改制，所有的工业企业都变成了私营，小小的宽甸县里一下凭空冒出一堆儿千万富翁和好几个亿万富翁。但是偏远的地理位置，相对落后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与表面上的这种繁荣显得却不太相称：亿万富翁手下的工人们将县政府的大门一堵就是一个多星期；包括副县长在内的15个局级干部被一锅端……小县城里上演着一幕幕让当地生活原本平静的老百姓意想不到的故事。
让我和这个小县城联系起来的是一封举报信息单，举报的是宽甸火车站乱收费的情况。信上说，由于当地硼矿企业众多，硼砂生产和运输量大，宽甸车站就打起了铁路运费的主意，想办法帮助企业偷梁换柱，把要交给国家的铁路运费擅自降低，同时车站自己再多收一笔钱自饱私囊。举报的线索很清晰，情况也很详细，而且看上去还是个“现行”，应该是个不错的题，但是让人着急的是举报人怎么也联系不上，留的几个电话总是无人接听。
两个多星期后，闲来无事，我又拨了那个举报电话，有人接！“请问张先生在吗？”“没这人”。“请问您这是哪儿啊？”“公用电话。”接着电话很快被挂断了。这一次通话时间很短，但我就是感觉这个电话不像是公用电话。两天后我又拨通了那个号码。“我们是北京的，请问张先生在吗？”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最后冒出了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算了，我也不跟你们捉迷藏了。没什么张先生，是我举报的，这是我家里的电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红帆网举报单上有主叫号码这一栏就是好。就这样在我拿到举报材料三个星期后，我终于和举报人联系上了。在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