陔馀丛考 [清]赵翼-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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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御传》）。可见风会所成，见闻久习，虽以朝廷风旨，且不能骤变也。厥后牛金星以举人降李自成，劝自成重用举人，贼所至，获举人辄授以官。有举人李得笥者，被执不屈死，或告贼曰：“此举人也。”贼将惧，弃其尸而去。金星之令如此。说者谓其久困乙科，故藉是以泄愤云。
○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前明中叶以后，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明史。万安传》：成化七年，群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时召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力请于司礼中官，乃约以御殿日召对，并戒初见情意未洽，勿多言。及期，时、辂及安同进见，甫奏一二事，安遽呼万岁欲出，时等不得已，亦叩头出。中官戏朝士曰：“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为“万岁阁老”。自是帝不复召见大臣矣。其后尹直入阁，欲请见帝，安辄止之。按尹直入阁及成化二十二年，然则自七年召见时、辂后，至此十五六年，未尝与群臣相见也。《徐溥传》：弘治十年，帝御文华殿，召见溥及刘健、谢迁，面议诸事，赐茶而退。自成化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等后，至此始再见，举朝诩为盛事。然终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云云。是成化七年至弘治十年，两朝天子与廷臣不相见且二十五、六年也。《刘健传》：帝自召对健后，阁臣希得进见。及是在位久，数召见大臣，欲以次除弊，遂召健等时时进见。左右窃从屏间听，但闻帝数称“善计”。是时已在弘治十五六年间，阁臣始得频见。未久而孝宗崩，武宗嗣位，初与刘瑾等八人昵，继与江彬等昵，色荒禽荒，南北游涉，至使谷大用等守居庸，不许群臣出谏。则其时廷臣之不得见，更不待言。世宗初亦尚勤于治，然《邓继曾传》云：嘉靖三年，帝渐疏大臣，政率内决。是临政未久，即已疏大臣也。十一年正月祈谷，郭勋摄事。则郊祀己不躬亲也。二十一年，因宫婢之变，移居西苑。则并大内亦不复入也。《丁汝夔传》：俺答薄都城，帝久不视朝，军事无由而奏。礼部尚书徐阶固请，乃许。群臣昧爽入，至日哺帝始御奉天殿，不发一词，但命阶奉敕谕至午门集群臣切责之而已。按是进嘉靖二十九年，本纪特书始御殿，明乎前此未尝见群臣也。以后亦更无有召见之事。穆宗嗣位，临御日浅，周宏祖疏言：“陛下嗣位二年，未尝接见大臣，咨访政事。”郑履亦疏言：“陛下御极三年，曾开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否？”是隆庆初已不复见大臣也。神宗初年犹有召见大臣之事。《张居正传》：帝御文化殿，居正侍讲毕，以给事中所陈灾伤疏奏上。又居正服阕，帝御平台召对，慰谕久之。自万历十七年以后，渐不复见廷臣。本纪书是年三免升授官面谢，自是临御遂简。《王家屏传》云：家屏服阕，召入阁，三月未得见。家屏以为言，帝乃于万寿节强一临。家屏又请勤视朝，帝为一御门，自是益深居不出。家屏疏方言：“臣一岁间两觐天颜而已。按家屏服阕入阁，十七年事也，本纪又书十八年正月始乃见申时行等于毓德宫，出皇太子见之。七月召见阁臣议边事（《万国钦传》：万历十八年，以火落赤诸部犯边，帝召见申时行等于皇极门，盖即七月中事）。一岁中两见阁臣，至特书之以为异事。十九年四月，享太庙，自后庙祀皆遣代。则十九年以后太庙亦不亲祭矣。二十四年，大学士赵志皋请视朝发章奏，不报。直至四十三年，以梃击事起，始召见群臣于慈宁宫。盖自十七八年至此凡二十四年，群臣始得一望颜色耳。《马孟正传》：万历三十九年，怡神殿火，孟正疏言：”陛下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通下情者惟恃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内侍，未知果达御前否？“《吴道南传》：万历四十一年，道南以大学士入阁。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谢乃莅任，帝不视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获见，不敢入。同官方从哲以为言，帝令先视事。迨梃击案起，慈宁宫召见群臣，道南始得一见，自是亦不得再见云。本纪又书：四十七年，群臣请视朝行政，不报。四十八年，南京科道言：”上深居二十馀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亦不报。则自四十三年梃击事一见群臣后，终神宗世，不复有召见之事也。光宗短祚，仅于弥留召见刘一景等。熹宗童昏，为权阉所蔽，固无论矣。统计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馀皆”廉远堂高，君门万里“，无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神宗初即位，高拱请绌司礼权，还之内阁。是内阁且听命于司礼监矣。倦勤者即权归于奄寺嬖亻幸，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为威福而上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
万历中不惟不见群臣，又有听大臣自去而不问者。本纪：三十七年九月，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赵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正月，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九月，大学士李廷机拜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九月，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四十二年七月，礼部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朝廷既不闻追留，又不闻诘责，听其自来自去而不问，古来所未见也。按三十五年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听其自去。”则三十五年以前抚按官已有投劾自去者，不自三十七年始也。
●卷十九○女娲或以为妇人司马贞《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娲，古帝王之圣者，古无文字，但以音呼，后人因音而傅以字，适得此“女娲”二字，初非以其为妇人而加此号也。《风俗通》云：女娲祷祀神，为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谓女娲佐太昊，祷于神，而为女妇，正姓氏，职婚姻，是曰神媒。则女娲亦但系创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乃后人因女娲之名，遂有以为妇人者。王充《论衡》引董仲舒之说：雨不霁，祭女娲。谓仲舒之意，盖以女娲古妇人为帝王者，男阳女阴，二气为害，故祭女娲以求也。充又云：今俗图女娲多为妇人之像。则女娲之讹为妇人，其来久矣。《北史》：祖谓：陆令萱实妇人之英杰者，女娲以来未见其比。程伊川《易传》于坤六五亦云：妇居尊位，女娲氏、武氏是也。则伊川亦以女娲为妇人。○炼石补天皇甫谧《帝王世纪》及司马贞《三皇本纪》皆谓女娲氏炼石补天，其说本于《列子》及《淮南子》，谓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语极荒幻，宜乎王充非之也。然充徒以为天非玉石之类，岂石所能补；且女娲虽长，岂能及天，不能及天，又安有阶级可上？此则三尺童子皆能知之，何烦辨驳？须得其讹传附会之由，乃为笃论耳。陆深以为古时生民甚朴，茹毛饮血，未能尽火之用。女娲氏炼五色石以通昏黑之变，辅烹饪之宜，所以补天之所不及。后世焚膏继晷、爝火代明，皆此意也。其说稍近理，然直以为上古未有火，至女娲始取火于石矣。此以之属燧人氏可也，而何以属之女娲？况取火何必五色石耶？吾乡黄芷御进士谓：五金有青黄赤白黑五色，而皆生于石中。草昧初开，莫能识别，女娲氏始识之，而以火锻炼而出。其后器用泉货无一不需于此，实所以补天事之缺，故云炼石补天也。此论虽创而甚确。
蚩尤为黄帝相《国策》：苏秦谓秦王曰：“昔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史记。黄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帝乃与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是古来皆以蚩尤为黄帝所诛也。然《管子。四时篇》：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遂置以为六相之首。又云：蚩尤明于天道，故使为当时。注云：知天时之所当也。则蚩尤又尝为黄帝相矣。《韩非子。十过篇》及王充《论衡》亦云：黄帝合鬼神于泰山，毕方并辖，蚩尤居前。而《周礼》表祭貊，郑康成云：祭黄帝蚩尤。又《汉书》：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盖亦以蚩尤始作兵而为黄帝臣故同祀之也。岂此蚩尤别是一人耶？抑或蚩尤本有非常之材，能察阴阳，造兵器，被擒后黄帝仍赦而用之，而史迁所纪多一杀字耶？吴仁杰辨《汉书》祠黄帝、蚩尤句，谓乃是祭蚩尤旗之星耳。蚩尤已为黄帝擒杀，何得既祠黄帝，又祭蚩尤云云。此第知蚩尤与黄帝战，而不知黄帝之相有蚩尤也。况天星本何名，亦以此星主兵，而蚩尤实始造兵器，故以其名名星耳。而谓是星非人，岂此星自谓人曰“吾名蚩尤”哉！
○湘君、湘夫人非尧女湘君、湘夫人，盖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后世祀泰山府君、城隍神之类，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闲录》所载杜拾遗讹为杜十姨，而以之配伍子胥也。屈原《湘君篇》明言“望夫君兮未来”，夫君即指湘君也，若女子则不应称夫君也。下云“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则原自言布精灵以求感格而尚未应，故姊Ч为我太息，喻己之忠诚不能悟君，而姊规之，非指湘君为女也。《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曰帝子者，犹云天帝之女，并未确指为尧女也。《天问篇》所述舜、禹、夷羿等事，铺张最多，若以湘君、湘夫人为尧女，则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苍梧之事以为波澜。乃两篇中并无一字，以此知屈原本未指为尧二女也。《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曰帝女，亦谓天帝之女，并未指为尧女也。曰居之，亦谓帝女子所居，而非以为死而葬此也。《山海经》所附会舜事甚多，如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宋丹朱葬于阴；又苍梧之山，舜与叔均之所葬；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国为姚姓之类，不一而足。使以尧二女为葬于洞庭，必又有几许铺缀，而其书并无一字，则《山海经》亦尚无尧女葬洞庭之说也。自王叔师注《楚词》湘君、湘夫人，谓尧二女娥皇、女英妻于舜，舜往征有苗，二女从而不返，道死于沅、湘之间，因而张华《博物志》等书皆承此说，湘君、湘夫人遂为尧二女矣（按《博物志》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不言湘君也）。叔师之说，盖本于《史记》秦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风不得渡，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尧之二女为舜妃，死而葬。”此叔师所由误也（郭璞引《河图玉版》亦同此说）。而博士之说，盖又本《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三妃未之从”之语，遂以为舜妃从驾不及而死于此，为湘山之神。此又博士所由误也。殊不知《檀弓》所云，本谓古无夫妻合葬之制，如葬舜苍梧而妃嫔不同葬，明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初不言二妃从舜不及而死于洞庭也。况《檀弓》言三妃，而此以二妃当之，尤见其牵强不相合也（刘向谏起昌陵疏亦云：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则讹三妃为二妃已久矣）。古来惟郭景纯识其误，而未识其致误之由，且亦以湘君为女神，故特辨之。
○隶书不始于程邈《书断》云：秦下わ人程邈，字元岑，为县吏，以罪下云阳狱，精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得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时以篆字难成，乃用隶书，以为隶人佐书务趋便捷，故曰隶书。是以古来皆以隶书为邈所作。然《封氏闻见记》谓郦道元注《水经》云：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篆，余同今书，则知隶书非始于秦也。封氏又谓：此书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诸国或用或不用，程邈观其省易，有便于时，故修改而献，非创造也。然则隶书非起于邈矣。又按许氏《说文自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隶书，以趋约易云云。似隶书亦李斯所作。其下文又谓：新莽改定六书，一古文，二奇字，其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书，即秦隶书云云。是许氏于隶书不言程邈所作，而反以小篆为邈作。
○造笔不始于蒙恬冯鉴《事始》载：蒙恬造笔，蔡伦造纸。《学斋占毕》谓：恬乃秦人，而《诗》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载之笔，又《传》谓史载笔，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绝笔于获麟。《尚书。中候》云：元龟负图出，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又《尔雅》及《说文》云：秦谓之笔，楚谓之律，吴谓之不聿，燕谓之弗，其来尚矣。孙膑诱庞涓，斫大树白而书之，当亦椽笔醮墨所书，若用刀刻，昏夜岂能辨识乎？马大年乃附会以为简牍之笔乃今竹笔，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耳。不知《庄子》书中有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舐笔和墨之语，则以毫染墨明矣。庄子在恬之先，则非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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