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门前_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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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你说得对。我确实没有你说的那种感觉。不过，我还想问一句，你“变＂的过程或说你丧失信念的过程痛苦吗？
李：可以说很痛苦。
乔：这话怎么讲？
李：我为了从庆五手中接过“河北第一秘”的职位，与庆五、铁梦倒腾500万美元外汇时，中途曾想停下来过。如果当时止住了，也可以说，当时坚守住了信念那道底线的话，以后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也不会进这里来（指看守所）……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常常翻江倒海。
乔：你什么时候想停下来过？
李：我记得那是个麦收时节，我到一个县级市去办事。车在路上出了故障。下车后，我看到大片的麦子都收割完了，只剩下一小片没有割，很是显眼。于是，我向地里张望，看见地里有个老人，我感到纳闷，就走了过去。老人坐在地上割麦子，割一点，屁股向前挪一点。我问：“你怎么不用收割机呀？”老人说：“收割机太贵了，割一亩地要15元钱。”我说：“那也没多少钱呀。”老人说：“我这一亩地能收多少钱？”我问道：“你怎么不站起来？这样太慢了。”老人回答说：“腿疼。年轻时打仗留下的病根。”
老人告诉我，他年轻时是八路军。有一年冬天攻打定县，城外有条护城河，攻打非常困难。要人工架桥，他是班长，又是党员，第一个跳进水里。冰冷的水一下子好像钻到了骨头里，这腿就留下了病根……现在老了，病更重了，腿疼得都不能打弯，只得坐着割麦子。
李：老人说，他还有个傻儿子，吃得多，国家现在一个月给150元补助，可是他只能用一半，所以得省着花。我问他为什么只能用一半。他说，那一半给了一个没有孩子侍候的老人。在我再三追问下，老人给我讲了这样一段感人的故事：“在一次打仗中，我的一个老战友负伤后，躲在了一个农民家养伤。这个农民的老婆生下孩子后中风死去。家中只有这个农民和一个不到一周的孩子。两天后恰逢日本兵进村搜查。那个农民先是把他背进地道，随后又去抱孩子。不知孩子是饿的，还是怎么的，哭闹不停。那个农民就把孩子的嘴捂住了。等日本兵走后，他才发现孩子已没气了。我的老战友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又受重伤，牺牲前叮嘱我，希望将来胜利了，能去看看那个农民。由于没有人作证，胜利后，国家也就没有给那个农民奖励，他也没有得到过补助。他至今仍孤身一人。我现在每月有150元补助，他却没有，你说我能一个人花吗？从国家给我补助那天起，我总是分一半给他……现在我们都老了，我的儿子虽然傻，可毕竟还有儿子。可他为了救八路军的命，连儿子都搭上了……”
听完这位拿着脑袋为我们打下江山的老前辈讲的故事，我呆了，我被深深打动了。我转身回到车里，从包中拿出1000元钱。当我把钱递给老人时，老人却不肯收。他说：“我不能平白无故收别人的钱。”我流着泪劝老人：“老伯……拿这笔钱，找个收割机，再给那个老人一些，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钱。我看到，他接钱时，老泪顺着他皱纹里裹满了土的脸向下流。他一边哭，一边说：“感谢党，感谢党培养出你这样的好官！”
乔：（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李真继续讲下去。）
李：“感谢党，感谢党培养出你这样的好官！”这是什么样的赞语？我配吗？我还有党性吗？什么是党性？党性就是在战争年代，像这个老八路把脑袋别在腰上，第一个跳进水中；在和平年代，就是像他那样任劳任怨，只要能动一点，就要关心别人，为国家分忧。这个老人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却如此贫困地活着，而且无怨无悔。而自己呢？迷恋权力，一心向上爬，不是为了做更大的贡献，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老人的话像石子打在我的脸上，脸疼；像鞭子抽在我的心上，心颤……我一直反问自己：党员，你配这个称号吗？你还有党性吗？……500万美元……用2000万元人民币换取一个职位……你无疑是在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这还不算，你还要对他们敲骨吸髓，不要说党性，你还有人性吗？
乔：因此对贪权开始反思？
李：对。你想一想，当时老人跳进河里去时，可能就没想到还能活着上来，更没想到还能活到现在。他跳下去不是为了升迁，就是因为自己是班长，是共产党员，是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解放……
可自己呢？总是想升迁……升迁可以，你为党做了什么贡献？你有什么能力？……你升上来了，靠的是什么？不就是靠别人骂我的＂头尖些，手长些，心黑些＂？上来你能干什么？又干了些什么？过去上中学时学过一篇文章，忘记叫什么了，说的是有一个人卖的水果，外表好看，但败絮其中，比喻那些外强中干的人……那段比较刺耳的话是什么？我记不得了。
乔：你说的是刘基的《卖柑者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那些高高地戴着官帽、腰上拖着长带子的人，看那气度不凡的样子，很像是有能力辅佐国家的重臣，可当真能够建立伊尹、皋陶那样的业绩吗？……看他们坐在大堂上的傲慢的样子，骑着高头大马时得意忘形的样子，美酒喝得醉醺醺的，油腻美味吃得饱饱的，哪一个不是看起来高不可攀，使人敬畏？又哪个不是些外表像金玉、里面像破旧棉絮的人呢？”
李：对。按理讲，自己职位越高，应变得更有理智、更讲道德，但恰恰相反……职位升高后，除了能更清楚看到、更大胆利用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漏洞，贪婪地掠夺国家与社会的财富，还能做什么？……不能说我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进行过反思，没有诅咒过。但就是反思着、诅咒着，信念仍在一点点地丧失着，就像从山坡上滚下的战车，想停都停不住……
李：（停了一会儿接着说）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像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工资收入看起来并不算太高，但在住房、用车、医疗、招待、出国及其他活动交往中享受到的待遇，绝大多数人是达不到的。组织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确实不少，应该知足。为什么我们就看不到这些，还要运用权力拼命攫取？我想，是不是跟现在社会缺乏“廉政光荣”的环境有关。廉洁成了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笑料。无论是我做秘书还是做局长，我都看到过、接触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因为廉洁，不仅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工作上得不到重用，反而还遭到有些人的奚落、责难、孤立和排挤。廉政典型成了“苦行僧”。相反，一些贪官，当然包括我在内，口碑不好，举报信不断，却能一次次逃过党纪国法的追究，还被认为是有能力的干部……这种现实让我怀疑，究竟是我有了病，还是别人有了病，甚至是这个社会有了病……进而得出了错误的判断：笑廉不笑贪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了……
乔：就这样，内心受着折磨，信念一点点地丧失了。
李：（李真点了点头。他的眼睛依然红红的。）
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党培养李真多年，为什么他竟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就丧失了信念？
在上世纪50年代，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前，当有人提出是否给刘青山、张子善一个改造的机会时，毛泽东主席斩钉截铁地回答：“正因为他们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也正如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确实整整教育了一代人。这一代人中就包括李真的父母。李真的父母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建国后，两位老人严于律己，忠于职守。李真的父亲离休后，自愿到一个贫困农村扶贫。富裕起来的农民，拿着钱到他家表示感谢，却被老人婉言谢绝。李真的母亲，在职时，舍小家为大家；离休后，尽管离休费不多，还为下岗职工踊跃捐款……可以说，包括李真的父母他们那一代人，绝大部分坚守住了共产党员的信念，保持了高风亮节。
但作为党新时期培养起来的干部李真，参加工作不长，可以说没有刘青山、张子善的贡献，换句话说，连“腐败的资本”都没有，却犯下了超过他们的罪行。
环视一下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确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年轻干部，甚至某些部门和行业的刚参加工作的个别职员，他们身上就已显现出堕落的迹象，抽名烟，喝名酒，穿名牌，开好车，泡小姐……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却没有出现上世纪50年代的效果，而且职务犯罪还呈现年轻化趋势？
乔：现在犯罪有趋低龄化的趋势，你认为“催化剂”是什么？
李：享乐主义。
乔：主要是指什么？
李：片面追求吃、穿、用、行、玩的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
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开放的过程中，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外资，也带来了享乐主义。享乐主义的要害在于放弃甚至贬抑精神的超越，而将基本需求扩张为无限的欲求。哲学博士卢风认为，享乐主义者，吃，意不在营养卫生，而在口味，甚至意在通过排场而显示其高贵的身份；穿，意不在保暖护体，而在通过名牌炫耀自己的富有……而且这种对享受和感官刺激的追求没有限度。
乔：从你的经历看，享乐主义带来的是什么？
李：精神日趋空虚，并且常常陷入一种折磨和焦虑不安之中。
乔：具体地谈谈。
李：正如我前面给你讲的，秘书虽表面无权，但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权力。从秘书到局长，你要处理人、事、财等，可以说，在处理中，你会看到政策的许多缝隙，你不可能不因私利不动心……有时铤而走险，有时犹豫不决，有时也想断然拒绝……初做秘书时，虽然凭良知生活很累，也很清贫，但是活得踏实……以后呢，权力一大，面对别人送到口的“肥肉”，包括钱、女人、千奇百怪的礼品、房子等也常常动心……其实一动心就烦恼，就陷入焦虑不安之中……
乔：有人讲，信念不自失，惟人自失。你认为呢？
李：是这样。内因在自己。
乔：西方人把权力比做贪婪、狡猾和无法逃避的兽。总结你的教训，你认为如何才能纯洁操守、坚守信念？
李：一个人有权之后，最怕的就是失去监督。自觉接受监督就能时时矫正自己的脚步，也就保证了自己党性的纯洁。过去就是没人对我监督，说穿了就是没人敢对我监督。还有就是，要主动遵守各项制度。如果你能真正遵守了制度，你就能始终走到正道上。
乔：现在为什么这么看重制度？
李：说句实话，以前的环境太宽松了，我一直觉得不遵守制度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自从进了看守所，与形形色色的罪犯同居一室，赤裸裸的争夺、以强欺弱，时时刻刻威胁着我。如果没有监规，身单力薄的我，想抢到饭吃都困难，能不能生存下来，更是个未知数；失去了自由后，我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动不动就想跟人吵架。我面对的都是外地的在押犯，如果没有严厉的监规，触犯众怒的我，恐怕早就被他们打死了。同样，如果办案人员不按法规办案，对我刑讯逼供，我又怎么能撑得了108天不开口讲问题？两年多的监禁生活，使我真正体会到，制度是约束，更是一种保护。它约束的是你的私欲，保护的是你的生存权力。
乔：行使权力时如何克制私欲？
李：首先要认清权力姓“公”不姓“私”。权力一旦姓“私”，那个“兽”就向你张开了口。至于什么时间“咬”你，那就要看情况了。从我自身看，受私欲影响，错误地认为“权中自有黄金屋，权中自有颜如玉”；在其他人来看，无论是当时求我办事给我送礼，还是事后揭发我，也没有逃出一个“私”字。我相信，我不被两规、逮捕，就没有人敢揭发我，并说“李真收了我的礼，给我帮忙弄了个厅长、书记、县长、处长，或者说李真收了我的礼，不给我办事”。再退一步来说，他们中有些人如果知道我能出去，出去后还要复位，那又是什么情况呢？肯定会有人要表现出宁死不屈的样子。可现在不行了，墙倒众人推呀……很多人非常自私，当他想利用你的权力时，他可以给你送钱、送金银珠宝，甚至把肉体、灵魂给你，一旦你失去权力，尤其是对他不利时，他会立刻砍断恩义这条纽带……权力一旦姓了“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