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报告-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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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读班开课了。校长专门来讲话，他说今年这个班是请示市教育局才同意继续开设的最后一期复读班了，同学们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我后来第二年再上复读班时，校长又这么说，到第三年进复读班时他还是这么说。有一次我问校长，复读班真的以后就不办了？我们为什么年年还在办？他说你知道啥？上面对办复读班是有不同看法的，市教育局也是今年不知道明年的事，所以我必须每年告诫同学们：这是最后的机会。
噢，校长可谓用心良苦。
学习开始了，老师并没有先上数理化，而是先开“誓死会”。几位同学像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一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自己由于没有听进老师的话，或者是把父母的话当了耳边风，结果害得自己高考落榜，以及由此而承受的种种屈辱与辛酸……那眼泪、那控诉，太容易引起我们这些高考失落者的同感了，于是全班特别是那些刚刚从高考中退下阵的“高四”新生们，常常哭得泣不成声，我亲眼在两年的“誓死会”上，有女同学哭得最后连气都背了过去，其中的一位甚至经医生抢救才脱离了危险。
“誓死会”后就有了“实际行动”。同学们个个要表态，开始写决心书，但写在纸上字太小，大家必须在很近的距离看才能知道你写了些什么。不行，决心书不足以表达大家的“誓言”。于是有人就用大标语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决心，我开始写的诸如“努力刻苦”、“争取考好”之类的词，马上被班长和组长们指责为“太软”、“太平”。
那应该写什么？我问。组长看了我一眼，从桌子抽屉里扯出一张白纸，又从笔盒里取出一把三角形削笔刀，就在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时，那把雪亮的刀已经扎进他胳膊的肉里，随即我看到一股鲜红的血溅满刀刃……我吓得几乎要叫出声来，但我的嗓子像被什么塞住了。
我看到组长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浸了浸自己的血，然后在白纸上“刷刷刷”地写下了五个血字：生死看今年。
“来，现在看你的了！”班长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对我说。当我抬头看见自己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时，心跳得不得了，浑身热血顿时涌至头顶。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和力量，抢过组长手中的那把雪亮的三角刀，也在自己的胳膊上划出道口子，于是鲜红的血也蓦然涌出。我没有犹豫地把流着血的胳膊凑到桌前的正右方，对准那行雕刻得很深的“500分生，499分死”的字沟里注下我那滴滴鲜红的血……
“万岁——！”“英雄——！”“必胜——！”全班的同学们顿时为我欢呼，并且那一张张兴奋和庄严的脸上挂着对我的敬佩之意。而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伤口的疼痛。我想我也疯了。
事后，每每看到那行被我用血注红的字时，我心头都会不寒而栗。关于“发誓”的事件中我还不算是最疯的，有人为了一句所谓的“誓言”，真的做出了疯事。有位男同学在班里许下“誓言”说，如果再考不上，他就从四楼跳下去（我们复读班所在的楼层）。去年他真的没有考上，当时高考成绩下来后，大家各怀心事，谁都没有特别注意他。那天，老师召集我们复读班的同学通知高考分数和录取情况，上课的铃声响后，大家发现那个男同学没有进教室。就在这时，楼底下传来…快救人哪！快救人的呼救声。教学楼里顿时大乱，当我们走下楼一看，吓坏了：那位男同学站在四楼拐角的一个窗口正要往下跳……这情景把全校的师生们惊得不知如何是好，楼丁的人在校长老师的指挥下组成了人墙，一些老师乘机又纷纷从宿舍里抱来棉被，另一些人在楼下做劝说工作，而欲往下跳楼的男同学，则旁若无人地仰视着蓝天，不知在作何逻想。正在大家不知所措时，警车到了，那个男同学仿佛一下从梦幻中醒来，在他欲跳不能、欲生又不成的犹豫时刻——他的脚下已经铺满了软垫和师生们组成的人墙。有经验的警察同志把他救了下来。
这一场虚惊给整个学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好几天我们感觉心头像堵了棉团一般喘不过气来。
每届复读班里，都会冒出几个让你听来不信的疯子。有个女孩长得很漂亮，是原来中学的“校花”，可惜她的高考成绩不好，落榜后她也没有马上进我们的复读班，一直等到12月才与我们一起上课，据说在前三个月里她家托了很多人，也花了不少钱，想等机会看哪个大学愿意出钱收她，结果落空了。“校花”起初进来，从来不跟谁说话，看样子既有那种美人特有的傲气，也有些抬不起头的自悲。时间长了，她慢慢就跟同学们说话聊天了。大家议论说，上大学也就是那么回事，现在研究生毕业都不好找工作，即使我们将来费尽心思考上了大学，出来还不是做“高级盲流”，与其这样，倒不如男的现在就去做生意，女的找个大款嫁嫁算了。于是有人就对“校花”说，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读什么大学，大学毕业证能值几个钱，你的脸蛋就是最高的“文凭”证书。那女孩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现在想明白了，要是今年再考不上就嫁人，只要谁有钱，我就嫁给他。谁知她这半真半假的话不知被哪一位传出去后，以后常有那些长得肥头大耳或者瘦如猴狲的小老板、大款爷来学校观摩窥视。来年高考，这位女同学很不走运，差几分又成了落榜生。一般来说，在复读班里，头年差几分落榜者，来年都能考个好成绩，甚至还有进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可能！可是就在我们一批落榜者重新踏进复读班时，这位女同学却穿着异常鲜艳的衣服，手挽着一位长得特别难看、年纪也显得很大的男人，走进了我们的教室。她乐呵呵地向我们大家宣布：她已经跟这个男人订婚，并马上准备出国旅行。说完，她朝我们甩下一把把各色各样的喜糖。可是我吃着她给的喜糖，怎么也觉不出一点甜味。当这位女同学挽着男朋友离开教室时，我看到她已经是泪流满面……
复读班里还有一个人的事我必须对你讲。你们外人一定想不到，我们对座位还大有讲究。比如像我这样的“高五”、“高六”生，我选择座位有两个地方，像我去年高考考的比较差，通过一年后我的考分一下上升了几十分，那我一定要坚持坐在原来的座位，因为这样的座位被认为是“元气较足”，用教师的话说是“只要再坐热一点就开锅”。还有一种座位是上一年考出状元水平的“金座”和“银座”，这种座位是幸运座位，留有“仙气”。你们听起来觉得我在宣扬迷信，其实开始我也不信，但随着“高四”、“高五”生一年年“升级”，你对这些事不信还真不行。我旁边的一个座位就“风水”好，在我“高四”时有人坐在那里，当年就考了个重点。第二年这个座位的同学又考了最好的大学。后来我问老师是怎么回事？老师笑着说，这个座位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占得住的，若非校长熟悉，或家里是头头脑脑的，还不让你坐呢！我仍不太信，可在我当了“高六”生参加第三年高考时，我本以为此次班上最高分非我莫属，但最后还是坐在那个神秘座位上的同学抢走了第一名。你说怪不怪！
信不信由你。我们复读班上的人以及他们的家长都很信佛，家长时常会烧香磕头求菩萨保佑儿女上大学。也有些同学自己每天在观音娘娘面前拱手祈祷。
于是，有经验和听说过座位之灵验的学生和家长们，每年在复读班开学时，便展开“抢座位”之争。复读班教室里年年满满当当，但我们的班上总有一个座位醒目地空在那儿，并且已经空了好几年了。据老师说，原来那个座位也是不错的“幸运座”。但有一年来了一位外地的女同学，她当时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抢占了那个“幸运座”，可是这位同学不幸运，高考时就差两分没被录取，第二年她本人还要求进复读班学一年，就在她重新上课不到一个星期，突然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说她母亲急病让她回去。她急急回到家时，母亲已经断了气。三天后这位女同学搭一辆拖拉机返回学校，不想在半道拖拉机翻倒在山沟里，她当场身亡，书包里的高考复习书撒了一地，上面还留下了点点血迹……后来有人说，这位女同学在复读班没有考上大学后，母亲就不让她再进复读班了，可她瞒着母亲又报了名，当地老人说，这女孩子命不该是读书人，她是“水蛇命”，克龙门的。于是接下来，她坐过的那个座位再也没人敢坐上去了。有一年，一位天不怕堤旎怕的男同学说我才不相信鬼话呢，便勇敢地坐到了这个座位。半年不到，这位本来身体好好的同学竟然一病不起，自然不用说考大学了。第二年养好身体后他再进复读班时，有人间他敢不敢再坐那个座位了？那同学连连摆手，说我可领教了，那座位一坐上去，便有种透凉的感觉，直冷到你脚底心，你想摆脱也摆脱不了，还能念好书吗？
他的话后来成了历届复读生的“经典传世定理”，再也不敢有谁拿这个座位来赌自己跳龙门的命运了……
高三生是中国高考的“主力队员”，他们每人都必须上场。关于他们的故事，每一个人都能说得极其生动、形象，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有人说，高考是高中生们获得再生机会的龙门或丧失理想的“鬼门关”，也是一生荣华与低贱的分水岭，这话看起来说得重了些，其实在中国的现实社会里，就是这么回事。
然而高考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直接参战”的高中生们的韦，他们的家长付出的代价和寄予的希望也许更大，因此表现出的种种心态，也就更显得似乎不可思议。
01
我曾见到一则报道，说鞍山有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妇女，为了送儿子上大学，竟然陪着儿子上完了初三到高中的四年课程。报道写得很简单，但我看后心情异常沉重，因为实在想像不出那位家长为了儿子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
其实，在为子女上大学这件事上，每一个家庭都有一部自己的书，而这每一部书，都是沉甸甸的。
下面我记录的十来位家长在子女考大学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劳，就是全国近两亿中学生家庭的缩影。
李倩原来与我是同事，我们曾在一个编辑部工作。我从部队刚转业见到她的时候，她真可谓“三十岁的女人是金花”。论风韵、论气质、论为人处事的热情与坦诚，足以使她成为具有现代色彩的单位“一枝花”了。李倩的儿子在小学时都是由她婆婆带的，李倩的丈夫从事驻外商务，很少在家里，所以她是个爱玩爱串门子的主儿。我在报社时，李倩就是个热心肠的人，谁生病、谁结婚、谁夫妻之间出了什么摩擦麻烦，凡事她都爱管。
“闲的呗。”李倩有时也自嘲。
因为工作调动，我同李情分开也有七八年了。去年有一次我在西单图书大厦买书，那天有位老师写了一本书，宣传广告上说“×××老师教的学生为什么百分之五十以上考进北大清华？”很吸引人，那位老师签名售书的场面，简直叫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汗颜，长长的等候签名的队伍直排到图书大厦门口。我从三楼买完书出图书大厦时，突然看到一楼队伍中有一对男女吵了起来，那女的硬要插队，五十来岁的男人就是不让她插，结果越吵越凶。我走过去一看，原来那女的正是李倩。李倩一见我这位老熟人，便有些不好意思再跟那男的把闹剧演下去了，只见她两眼泪汪汪的。
“有几年没见面了？都认不出我了吧？”李倩很沮丧地问我。老熟人了，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确实。不过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过去从不发愁的你改变了自己？离婚了？”
李倩两眼无神地说：“跟离婚差不了多少。不过不是我与那个冤家的问题，而是我与儿子之间的问题。”
“怎么？你不是从不管儿子的嘛？”
“过去是。可那种生活早已结束了。从四年前开始，我就像头被套着缰绳的马，再也没有歇口气的日子，我怀疑自己能不能挺得到儿子参加明年的高考……”李倩的眼泪又出来了。突然她猛地抬起头，朝我大声嚷嚷起来：“你何建明不是作家吗？为什么不写写中国人考大学的事？为什么不呼吁呼吁改革改革高考模式？考考考，哪年不考死孩子考死家长？难道真的就找不出其它更好的办法？”
又一个“逼”我写高考题材的采访对象。李倩当然属于比较典型的一种情况：
在她儿子上初二之前，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从没有把孩子读书的事放在心上。婆婆公公帮她把孩子吃喝拉撒的事全包了。但初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