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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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妈当然比我懂的多,晓得人民政府讲的到做的到,坦白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坦白人民政府也会晓得的,那辰光,对自己就不好了。”她望了姨妈一眼:姨妈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放在胸前,头微微歪着,出神地听她说话。她了解可以再说下去,“为了姨父,只有劝姨父坦白,才能挽救姨父啊。”
姨妈突然把眼睛对她一瞪,说:
“这些我都晓得,还用你说。”
姨妈心里想:城隍菩萨和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徐义德的,因为她已经许下了愿。
“吴兰珍,吴兰珍!”
这是徐守仁在楼下叫唤的声音。
吴兰珍走到姨妈的卧房门口,提高嗓子,对楼梯口那个方向应道:
“我在这里,有啥事体呀?”
“快下来,快下来啊!”
这一次徐守仁的声音比上一次高而清晰。他走到楼梯那里,按着扶手,抬头对楼上叫。
吴兰珍以为有紧急的事体,连忙飞一般地跑下楼来。
徐守仁手里拿着一把德国造的小刀,见她下楼来,上去一把抓住她的右手,说:
“快来,我们两个人比飞刀白相。”
天黑了,外边看不见,徐守仁一个人也白相的腻了;他摘下客厅外边墙上的木靶子,挂到客厅里面的墙上来,叫吴兰珍下来陪他白相。她看见小刀和木靶子就摇头:
“这做啥?”
“练飞刀!”
“现在是啥辰光?姨父在厂里‘五反’,你还有兴趣在家里练飞刀?”
“我,我……”徐守仁讲不下去了。他想:父亲“五反”,自己也不“五反”,待在家里,不白相做啥?林宛芝老是蹲在楼下看书,像是有意监视他一般,叫他不好活动。他本有意到书房里挑选一两件值钱的物事,偷出去换点钱花,林宛芝在那里,不好下手,多可恶!没钱不好出去,留在家里一刻也闲不住,他总想活动活动。他原来盼望吴兰珍下楼来和自己一起白相,热闹些,不料吴兰珍朝他头上浇下一盆冷水。他不得不装出一副忧愁的样子,说:“实在闷的慌啊。”
“你为啥不给姨父想想办法呢?”
“我?我有啥办法!”徐守仁一屁股坐到客厅里的单人沙发上,闷闷不乐地说。他望着手里的德国造小刀,嘟着嘴,解释地说,“我不是经理,也不是厂长,我百事勿管,我啥事体也不晓得。爸爸也不给我讲。这几天他回来很晚,我看也看不见他,我有啥办法!”他讲到这里,把眼光从小刀上移到吴兰珍的脸上,理直气壮地盯着她。
她坐在徐守仁斜对面的沙发上,两根辫子垂在胸前。她两只手抓着右边那根辫子梢,出神地望着绕在辫子梢上的橡皮筋,想起学校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支委对她讲的话:“你不是一个青年团员吗?在‘五反’中应该起啥作用呢?你的姨父是上海有名的工商业家,他那爿沪江纱厂的五毒行为很严重。你打算怎么样帮助他彻底坦白呢?”她在团支委面前保证:绝对不失掉一个青年团员的立场,要到姨父家里去帮助他。她感到自己的肩上担负着神圣的责任。姨妈的态度已经有些改变,徐守仁还是糊里糊涂,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知道姨父严重的五毒的不法行为。她要启发启发徐守仁。姨父很喜欢徐守仁,徐守仁讲话的作用比她大啊。她说:
“不一定要当经理厂长才有办法,……”
“哦,”他惊异地说,“那你的本事比我高强,我愿意甘拜下风,听你的!”
他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对着她一翘,钦佩的眼光注意着她那圆圆脸庞上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它掩藏在长睫毛下面,越发显得动人。她问;
“你晓得姨父厂里的情形吗?”
“不晓得。”
“听说沪江纱厂的五毒不法行为很严重。”
“啊?”
“唔。姨父不坦白的话,就要抓起来,吃官司,坐班房……
你也没有好日子过。”
“我?”他想想也是的,假如父亲被关起来,那怎么办呢?父亲不在,他就是徐公馆的主人。他可以支配一切。他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没有人敢碰他一根毫毛。那他不是可以痛痛快快地白相了,也不必动脑筋偷啥出去了。他旋即否定了这个可耻的念头。他想到父亲。如果父亲被关进了监牢,自己哪能够忍心出去吃喝玩乐呢?他说:“是呀,有啥办法帮助爸爸呢?”
“只有一个办法。”
“啥办法?”
“劝他彻底坦白。”
“我劝他,行吗?”
“当然行,他可听你的话哩。”
“他听我的话?”徐守仁突然觉得自己了不起,真的变成一名“英雄”,好像自己有一股无上的威力,自己讲啥,别人听啥,精神因此抖擞起来。
“姨父最心疼你。”她知道他一贯好胜逞强,整日价就想做英雄豪杰,给他一个高帽子戴,要他做啥就做啥,如果说动了他,做起来,劲头不小哩。她说:“姨父最听你的话啊。”
他兴奋地站起来,拍一拍胸脯,大声地说:
“那好,我叫老头子彻底坦白。”
叮叮,叮叮叮……
客厅外边忽然传来一串铃声。徐守仁耳朵对着客厅门口,右手放在耳根子后面,在凝神地谛听。他仿佛从铃声里可以辨别出谁在揿电铃。他最初以为是楼文龙来找他,今天是礼拜六啊,多么好的时间啊。徐守仁蹲在家给姨表妹谈啥坦白不坦白,真扫兴。父亲坦白不坦白,同徐守仁有啥关系呢?想到这里,他的心已经飞到门口,在和楼文龙低声商量,到啥地方去白相?再一想,他的心又回到客厅,因为从那铃声可以辨别出门外的人揿的轻而稳,仿佛心情很沉重,没有一点儿年青人的火气,完全不像楼文龙过去揿的重而急。可是他又希望是楼文龙来,也许这次楼文龙有意揿的轻而稳呢。他拔起脚来,想出去看个究竟。他走到客厅门口那里,大门的电灯亮了,黑漆大铁门上的那扇小铁门咔嚓一声开了。
从外边走进来的是徐总经理。徐总经理今天和往常不一样:他穿着深灰咔叽布的人民装,头上那顶布帽子几乎要压到他的眉毛上,远远望去,他的圆圆的脸上只有鼻子和嘴。过去他出去,气概轩昂,洋洋得意,到什么地方都引起人家注目,有意让人家知道,这位矮矮的胖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陈市长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徐义德低下了头,唯恐让人家知道他就是那位沪江纱厂的总经理。杨健率领“五反”检查队进了沪江纱厂,他的头更低了下来。他脱下西装,穿上人民装,开口闭口工人阶级怎样怎样,你不知道他是徐义德,有时会误会他的人民装的口袋里恐怕还有一张红派司哩。以往他回家来,汽车还没有开到门口,司机就揿喇叭,门房一听见熟悉的林肯牌轿车的喇叭声,立刻就开好黑漆大铁门,站在门口等候徐总经理。最近门房得听电铃声。不坐汽车,黑漆大铁门也不必开,开那扇小门,徐总经理就跨进来了。
门口电铃声传到楼上,大太太和朱瑞芳都下来了。林宛芝捧着冯永祥借给她看的托尔斯泰的《复活》,也从书房里走进了客厅。
徐义德走进客厅头一件事是嫌电灯光线太亮,厌恶地说:
“是谁开了这许多电灯?”
这是徐守仁做的事。他在家里总喜欢把一切电灯都开了,自己好跳来蹦去。他听父亲生气地质问,不敢正面承认,把责任推到老王身上:
“大概是老王吧。”
徐义德并不真的要追究谁开的电灯。他回过头去,把屋顶上那盏最亮的大灯关上了,把火炉上的两盏壁灯关了,只留下右边那一盏立灯。在米黄色的府绸的灯罩下,灯光显得柔和,稍为远一点的事物,这个灯光就照不到,靠窗户放钢琴那里几乎是模糊一片。徐义德在外边怕人见到,在家里,最近也不喜欢刺眼的灯光。仿佛灯光一亮,看到徐义德的人就多了似的。
徐义德坐在矮圆桌子面前那张双人沙发上。吴兰珍和徐守仁坐在他正对面那边双人沙发里,朱瑞芳和林宛芝则坐在右边靠墙那一长排沙发上。大太太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徐义德身边。她的眼光从他的头打量到他的脚,好像从他的外表可以猜测到最近厂里的“五反”情况。徐义德那身灰色咔叽布的人民装并没有告诉她啥。她关心地问:
“厂里情形怎么样?”
一提到五反运动,徐义德就生气。他恨不得离开上海,站在天空,痛痛快快大喊大叫几声,抛却那些烦恼的事,把自己的财产和资本家这个臭名义都扔掉,舒舒服服歇一会。徐义德有天大的本事,可是没有翅膀。他今天从厂里回来,对严志发说要细细想一想,好坦白。他本来打算到家里轻松轻松,想不到大太太一张开嘴,就给他提厂里的事。他把脸一板,说:
“厂里的事,提他做啥?”
大太太给顶回去,一时想不起哪能说才好。吴兰珍也摸不清姨父为啥这样,不好接上去说。
大家沉默着。老王刚走进来,见空气很紧张,连忙知趣地退出去。过了一会,幸好朱瑞芳打破了沉默,说:
“你讲讲,也叫我们放心。别的人我不晓得,”她的眼光朝林宛芝一扫。她知道今天冯永祥来看过林宛芝,两个人在书房里谈了很久,不知道讲些啥。她不满地说:“这一阵子,我待在家里总没有心思,老是惦记着你。”
徐义德没有答理她,脸上也没有表情,心情却平静了些。林宛芝靠在长沙发上,把《复活》放在膝盖上,搭了两句:
“别老闷在心上,讲出来,大家也好出出主意。”
吴兰珍听林宛芝讲话,有意把脸转过去,心里说:“整天讲究吃穿,懂得啥,还出主意哩!”
徐义德摘下头上那顶深灰咔叽布帽子,往面前矮圆桌子上一扔。这时候,他好像才感到自己三位太太都坐在旁边,全关心他的事;并且发现姨侄女就坐在徐守仁身旁。他漫不经心地问:
“你哪能不在学校里念书?”
“今天是礼拜六,姨父。我惦记你,特地来看看你。”
“今天是礼拜六?”徐义德怀疑地暗暗问自己。他最近一些日子是在糊里糊涂中过去,根本不记得哪一天是礼拜几了。他猛然想起究竟是在自己家里,家里人惦记他,姨侄女也惦记他。他在家里感到了温暖,这里还有不少人惦记着徐义德啊。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还不是那个样子。”
“检查队走了没有?”大太太焦急地问。
“杨部长可厉害哩,不解决问题,他会走?”
朱瑞芳生气地说:
“那就让他住下。”
“他住下不是光吃饭睡觉的,”徐义德想起最近厂里闹的热火朝天,车间工人开会,公司职员开会,三两个人走在路上都是嘁嘁喳喳地谈论。“五反”检查队老是找人谈话开会,谁也不知道他们在谈啥。梅佐贤也不知道,甚至陶阿毛也不照面,即使见了面,也吓得远远避开了。自古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正是陶阿毛卖力气的机会,料不到他不起作用。他自己不好去接近,得告诉梅佐贤。梅佐贤这家伙是个胆小鬼,近来的态度也有些变。他大概看见徐义德不吃香了,有意避着不见面。徐义德一个人像是闷在鼓里,厂里的事不知道,而“五反”检查队的同志,比如严志发吧,见了他也不催也不急。越是这样,徐义德心里越是没底,有点沉不住气了。杨健带着“五反”检查队住下去,徐义德担心他那老底子会给翻得一清二楚。他显出自己无能为力,说:“不走,当然住下。”
“不走,请他走!”徐守仁拿出手里那把德国造的小刀子,雄赳赳的神情像是准备帮父亲把检查队打出去。他气呼呼地说:“也不是他的厂。”
“人家是政府派来的检查队,谁敢请他走。”
大太太同意丈夫的话:
“那是啊。”
吴兰珍不了解徐义德厂里的情形。她想知道,又不晓得从啥地方谈起好。她从厚蓝布的工装裤子里掏出她一直好好保存着的三月二十六日的《解放日报》,看了大家一眼,最后对徐义德说:
“姨父,我念段新闻给你们听,好不好?”
徐义德正懒得谈厂里的事,念段新闻调剂调剂,倒也不错。他信口应道:
“好吧。”
吴兰珍走到米黄色的立灯旁边,高声朗诵:
“我们根据政务院所批准公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也同样大体把上海十六万三千四百户工商业分为五类:守法户,估计大约可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基本守法户,估计大约可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我们并拟放宽尺度,规定凡违法利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