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有话说186-282-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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鳎瑀ovide的意思就是提供，没说要买啊，今天开始老子们不买了。如果我李敖进入立法院，我可以用我的威力影响大家，我们通过立法，老子们不再买美国武器，看看美国人怎么感觉。
第一八九章 历史迁徙的创伤
最近大家在凤凰电视台看到我们台湾这边，由我的制作人游本嘉这些小老弟，他们所制作出来的，叫做一九四九年大迁徙这个专辑，主题就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兵败山倒，逃到台湾来，当时呢大约有两百万左右的外省人，其中包含了有六十万的军人到了台湾来，到今天已经五十五年了，这五十五年有很多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不过呢绝大部分这些当年的当事人都死掉了。譬如说，当年蒋介石来台湾的时候只有六十三岁，比现在的李敖，比在你们眼前的李敖还小六岁，蒋介石只不过六十三岁。现在呢，这些人老的老，死的死，都走掉了。
游本嘉他们做的这个节目，一九四九年大迁徙，他们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最大的缺点啊是在做成以前，没有让我李敖过目。为什么这是一个缺点？因为我必须说，做这个节目呢需要很强的一个历史背景，游本嘉他们这些人是非常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游本嘉还是德国留学的那么好的一个知识分子，那么优秀的，可是碰到历史这一行，当然他们都要靠边站，我认为要有很好的历史背景才可以啊。干什么？可以拆穿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这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个一九四九年大迁徙的最大的优点，是他居然能够找到了这么多的人，现身说法来说出他们的遭遇，跟这五十五年来的故事。可是我认为，缺点也就在这里，什么原因呢？因为在整个节目的时间里面，有限的时间里面，你不可能做精密的历史考证，换句话说呢，你也不能够去用其它的证据来诱导对方，或者纠正对方的一些话，会很难。这个呢完全不怪制作单位，而是说时间上面也不允许，如果这样做起考证工作来，这个节目做不下去了。
我记得过去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我的好朋友唐德刚教授跟我讲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在美国帮着李宗仁写回忆录的时候，常常跟李宗仁发生争执，什么争执呢？就是这个李宗仁当然做过了所谓中华民国的副总统，代总统，李宗仁他根据回忆啊说是这样的事情，可是唐德刚教授，就帮他写李宗仁回忆录的这位教授啊，他说根据资料啊是这个样子的。李宗仁说我记得一点都没有错，绝对没错，结果呢唐德刚教授拿出资料来给他看，时间、地点、人名、事实通通有错。这个李宗仁一看啊，傻眼了，说为什么我的记忆力这么不可靠啊？嘿，你的记忆力就是这么不可靠。所以我们认为，用记忆来陈述的历史啊是非常危险的。虽然我们干历史这一行的人，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做Oral History，就是口述的历史，可是我们当作口述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呢？当事人会有意的说谎，或者无意的说谎，有意的夸大，或者无意的夸大。
像台湾当时有一位叫许世英，许世英什么人呢？就是当时四九年兵败山倒到台湾的时候，在所有的这些满朝文武里面，做过最大的官的人就是许世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北洋时代的国务总理，他做过这么大的官，他比国民党这些人呢官做的全大。他到台湾来的以后，就经过口述出了一本许世英回忆录，里面错误百出，他说谎吗？他没有说谎。他记错了吗？他也没记错。可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的记忆力跟当时他年青所发生的事情，真的假的已经混在一起了。所以像杨乃武小白菜的案子，他说他审判过这个案子，可是杨乃武小白菜审判的时候，根据记录许世英在欧洲，你在欧洲怎么在北京审判案子呢？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比说他又记得他审判过汪精卫，他参加过审判，可是想想看他也在欧洲，你怎么参加审判呢？就是说他把过去大家传说的这些事实，跟他个人成长的经验连在一起了，他自己分不开了，他没有有意说谎，可是说出来的时候呢，经不得对证。
在一九四九年大迁徙里面，我就发现过有这种情况。好比一开始访问了一个二二八时候呢一个所谓武装起义的一个台湾人，叫做钟怡人，他满头白发，白头公与朔天保，古董山人话晚名，说得头头是道，在我李敖看起来，头头是谎话，不是有意的谎话，而是记得错误，可是这种错误，在当时就发生了。当钟怡人作回忆的时候，他的同党一位姓古的古先生就讲出来，说我们当时我们这个反抗国民党的部队，根本没有这么多人啊，你说你做总司令，没有这个事情啊，根本我们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个编制，没有这个声势，也没有这么多的抵抗，为什么变得把我们描写得这么英雄啊？果然，变这个英雄啊越来越扩大，到了一九四九年大迁徙的时候，已经扩大得不得了了。所以我们看起来，觉得这是整个的这个节目里面啊，我们觉得美中不足，可是我们没有怪制作人，因为呢这样的制作，不可能有你李敖所说的这个效果，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专家的事情，专家是谁？专家是李敖。所以如果讲问我李敖这个节目这么做，我告诉你，你们做不出来了，因为只有你们这个做法才能做出来。大家看起来这么好的一个节目，可是呢照我李敖的做法做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过分地挑剔，东挑剔、西挑剔，东考证、西考证，这个事情都做不出来了。所以历史有一部分的确是靠着我们这种想象出来所建构出来的一个感觉，事实上不可能有那个感觉。可是当在一九四九年大迁徙里面，你有的时候就看到这种感觉。
你看到严家淦，就台湾所谓做过蒋介石以后的这个，跟蒋经国之间过渡的这个总统，叫做严家淦，就傀儡总统，他的家里面，当那些箱子照出来以后呢，我们有个印象，觉得他们怎么加了这么多箱子？可是大家知道吗？或者节目里面有没有当然也强调出来，说是严家淦他不是四九年来的，他当年是跟着陈仪一起来接收台湾的，换句话说呢来的比较早，那我们才知道，他家里面那么多的家当。可是呢同样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没有反射出来，你没到我家来照啊，我们家也带出来一个箱子，只有一个箱子，为什么只有一个箱子？我们没有本领带出这么多箱子来，即使有一些东西也带不出来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的？我们是那么样艰苦的来的。所以对国民党这些大员而言，逃难对他们不是逃难，他们是搬家，可是对我们而言就是逃难。
我的好朋友叫做斯科，他是台大中文系研究所的，我的好朋友，他到现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还是干什么？还是在逃难。他从大陆逃到台湾，当他有机会去美国的时候，他跑到美国。大家看看我家里好了，我家来台湾的时候四九年，我的大姐二姐留在大陆没有出来，为什么没有出来？当时判断错误，当时我的大姐刚刚考取了辅仁大学一年级，刚刚考取大学，觉得怎么可以离开呢。我二姐在贝曼女中念高三，眼看就要高中毕业了，等念完高中吧，当时我的姑父是美国的那个陈纳德中将他们搞得那个所谓民航空运队，就空军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跟我爸爸说，不要那么急嘛，她们两个人一个念大学一年级，一个念高三让她们念嘛，万一有风吹草动，有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派飞机把她们接走就好了嘛。
结果大陆丢的比任何人想象中的快，那时候来不及了，所以我的大姐二姐留在大陆没有出来。到了台湾我的三姐，第三个姐姐，第四个姐姐，我的大妹妹，我的小妹妹，我的弟弟，到今天为止，三姐在美国，四姐在美国，大妹妹在美国，小妹妹在美国，我弟弟在加拿大，台湾只有我一个人在爱台湾， 留在这里，为什么？基本上就是这些外省的族群，有很多本省人骂，说你们不爱台湾，真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对台湾没有信心，有机会怎么样？有机会就跑，午夜梦回，我们就跑。
所以我的好朋友他在台大念完中文研究所以后，他就走了。临走以前，他跟我见面，他的一个好朋友叫陶红，他们两个开玩笑，陶红跟斯科说，我一辈子就是要逃难，所以我把我的家当啊，携带细软啊，我这些细软非常简单，只要全部财产一背我就走了，我就可以上车，就可以上船，我就走了，就逃难方便得很。我这个斯科好朋友，斯科大哥啊他说，他跟这个陶红讲，你这一背就走算什么本领啊，我斯科手一提就走，我的家当、我的细软，我逃难的东西啊一提就走。换句话说，这些人他的东西带的就是睡衣睡裤，牙刷，牙膏，就这样子啊随时准备就走了，就跑掉了。今天还在美国，他们都在美国，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真正一九四九年大迁徙带给这些外省族群的真正的心灵上的这个关系，我的好朋友游本嘉他们应该指出来这种心理上的伤痛，心理上的恐惧，是多么的严重。他们不敢在台湾，望风而逃，共产党来，他们就跑，所以跑到台湾跑不动了，或者被控住不能跑了，有朝一日要开放的时候，他们全跑。
大家知道我的第四个姐姐怎么去美国的吗？哪里还花钱坐飞机啊，没有钱坐飞机，坐的是轮船，那个轮船还不是客船，是货船，坐着货船到美国去，并且坐货船的这个钱，还是大家借的，是这样子千辛万苦，像当年到美国的中国工人所谓华工一样，这样到了美国。为什么？全体都不敢住在台湾，能走我们就走了。为什么这样子？台湾人也学会了，很多台湾人有钱的，现在在加州，在美国，在加拿大，也是办了房子啊，他们叫空中飞人，就干什么？来回飞来飞去。有的时候叫内在美，什么叫内在美呢？我的内人在美国，就我的家在美国，我一个人在台湾，我随时就跑掉了，随时就飞回去了。为什么这样子呢？对台湾没有信心。为什么没有信心？就是一九四九年大迁徙带给我们的恐共症，对共产党的恐惧，这个原因。可是这个恐共症呢，经过国民党的宣传以后呢发生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说共产党是可怕的；第二点呢又宣传出来共产党是不可怕的。为什么呢？我们国民党可以打败共产党，我们可以反共，可以抗俄，共产党呢是暴政，暴政呢是必亡的，所以我们过去呢，我们是叫可以回去。
所以呢当蒋介石死了，当国民党垮了，当这个外省政权崩溃了，这个反共抗俄的教育意想不到的在台湾人身上，在某些愚蠢的或者有政治野心的台湾人身上，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说共产党是可怕的，共产党又是不可怕的，又不怕它，我们可以跟它打。前一种说法是可怕的，所以共产党是不会改好的，它不会变嘛，它就是共匪嘛，它大陆怎么会变好呢？它怎么会有钱呢？可今天它无法面对，如共产党变了，它也不再文革了，它也不再文斗了，它也不再武斗了，它也发财了，为什么？怎么可能呢？它从这个角度来看共产党是可怕的，不可以变好的，不会变好的。
第二看法，可是我可以打得过你的，我不怕你的。所以当全世界，尤其这洋鬼子怕共产党的时候，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地区不怕，就是台湾。不但不怕，还要说大话，你一百颗飞弹打过来，我五十颗飞弹打过去，你一百颗飞弹打我台北，我五十颗飞弹打你上海。问题是五十颗飞弹在那里啊？没有，为什么呢？台湾没有这个武器，要靠什么打呢？靠嘴巴来打。可是为什么说这种大话呢？为什么要以十三亿人口做敌人呢？
所以当年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英国的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家，叫做汤恩比，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日本人怎么可以跟几亿人口的一个国家制造仇恨呢？怎么会这样的不智呢？从历史眼光来看，这不是好现象啊。今天我们看到了，台湾这些主政者，这些政客们，这些民进党，它们真正的是国民党的好学生，它们师承了就接受了，学到了国民党带给它们对共产党的错误的看法。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跟这个看法有绝对的关系。
可是我必须说，就是因为一九四九年的惨痛经验，那种阴影深深地进入了当时这些人的心里，当时是进入了两百万的外省人的心里，然后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使现在整个的岛都有这种错误的心理，就是对真正的对大陆的看法是不正常的。当然不是全体，有很多人好比说这么多的台商，这么多的旅游的人，也不是这样子啊。陈水扁当选也不过是一般的票嘛，只要有一半的人还不这样看，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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