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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寒宫暖流-女子监狱纪事 作者:季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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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得不给她加点儿温。我说梁佩芬,你也不要端你那臭官架子了。你判十五年,我才判十二年,两人是半斤对八两。可我才二十二岁,你已经四十出了头,你要跟我过不去,我就奉陪到底,要上铐,两人一块上;要关禁闭,两人一块关;要加刑,两人一块加。就看谁耗得过谁吧!我出去的时候,还有一大把日子好过的。你呢,多熬几年也就熬成个老太婆!
  梁佩芬还是不吱声。我不得不再给她一点厉害的。我说好吧,好吧,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我会奉陪到底的。你呢,在我下铺,我今天给你床上撒一把胡椒面,明天给你床上放一条小虫子,我就看你还敢不敢跟我作对!
  梁佩芬叹了口气,说:“好吧,好吧,今后我再不会惹你了。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这还不行?我会要求调换一个铺位,甚至调换一个号房。”
  我轻轻冷笑一声说:“哼,不管你逃到哪里,你的‘百宝箱’是保不住了。”
  这是对梁佩芬最致命的一击,她一下子就老老实实投降:
  “别,别,请你千万别把这事报告干部!”
  我说:“这么说,我说的条件你都同意了?”
  “好吧,好吧!”梁佩芬回答得很勉强,几乎快哭出声。
  我主动伸出手,说:“来,我们握握手。”
  梁佩芬很不甘愿地把手伸给了我。嘿,这臭娘们的手细皮嫩肉,到底是当大官的手。

  任思嘉——
  下一个站在中队部办公室墙旮旯里的女犯,是关飞鸾。
  我还没有开口问话,先把关飞鸾上上下下瞅了一眼:她清亮的黑眸子里稚气尚存,胸脯发育得不够丰满,嘴唇微微上翘,唇角隐约可见细细的茸毛,整个儿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女中学生。我不由在心里暗暗叹息一声:这个女犯真是太年轻了!
  随即,关飞鸾犯罪档案里一些主要文字,在我脑子里蹦了出来:她只有十九岁,却判了二十年徒刑,入狱才一年多一点。她的父亲是四川某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母亲是一家夜总会的女老板。关飞鸾刚出娘胎那会儿,家境并不阔绰,她记得小时候住的房子小得像鸽子笼。到了她上幼儿园的年龄,家里突然暴发,她就过起像小公主一样奢侈的生活:有最新的玩具,最好的文具,最漂亮的时装,还有左右不离的小保姆。上了中学,父母又给她买了吉他、小提琴、电子琴、钢琴,还走马灯似的给她换了无数家庭教师。总之,她要啥有啥,父母无不有求必应。但是,只有一件东西极其悭吝,那就是时间!父母太忙,只顾挣钱,对女儿的学习、成长,从来无暇过问。关飞鸾上重点小学,上重点初中,上重点高中,一关一关都是花了大钱“买”来的。
  十八岁高考,她考砸了,无须等待发榜,她断定自己肯定名落孙山。心情有些郁闷的时候,她常去逛逛歌舞厅。她偶尔认识了几个哥们姐们,又偶尔吸上了白粉。当父母源源不断给她的几千元,上万元,都在眨眼间随着缕缕青烟而化为灰烬的时候,她开始为哥们姐们带“货”。这是吸毒者的必然之路。无钱吸毒的时候,都得“以贩养吸”。她把“白粉”藏在高跟鞋底,扎在双重皮带,埋在礼品盒的生日蛋糕里跟着旅游团来A省的“小香港”旅游,头一回和第二回,她都顺利得手,像电影里带密电码的地下工作者,她做得非常秘密而机智,不仅挣够了吸毒的票子,还从冒险中获得有趣的刺激。但是,第三回她再来“小香港”,打了一辆的士去住一家豪华宾馆,刚从车上钻出来,就被两个便衣警察截住。带进局子里,警察搜遍她的全身,一无所获。最后,两名女刑警“请”她上一次洗手间,而且要看着她解一次小便。她拖拖拉拉褪下长裙、短裤,女警察又命令她解下安尔乐卫生巾。至此,用塑料纸包扎好的五十克白粉才暴露无遗。
  我眼前晃动着从一次展览会上看到的清末民初“鸦片鬼”们形销骨立的骷髅,又想起林则徐虎门销烟那一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惊天壮举,对关飞鸾陡地增添了几分憎恶。我提高了嗓门问道:
  “关飞鸾我昨天叫你想的事情,想好没有?”
  关飞鸾回道:“报告中队长,想好了。”
  被洪月娥铐了一个通宵,关飞鸾也老实多了,低着头只顾看自己那双穿着解放鞋的脏脚。
  我绷着脸命令:“你把你们打架的过程说一说。”
  关飞鸾说:“报告中队长,前天晚上,我就说过了,就是那么回事么。”
  她一只腿屈起来,水蛇腰快折成三段。这家伙从来都是站没站相,我想,她入狱前大概常在舞厅鬼混,跳舞跳成这个熊样。
  “是怎么回事,你从头说一遍!”
  “报告中队长,就是睡在上床的吕金妹啦,下床小便的时候踩了梁佩芬的手,梁佩芬就动手打人,给了吕金妹一拳,我去拉架,梁佩芬把我也打了啦”
  我一听就火了:“这些我都听腻了,不要再说了!我来问你,你和吕金妹在背后还搞过些什么鬼名堂?”
  这话一出口,我就有点懊悔,这样的问话也太直截了当了,一点也不知道迂回包抄、声东击西、出其不意等等常用的审讯战术。果然,关飞鸾和吕金妹一样,一下子就把口封死了,她说她啥子名堂也没搞过,她一向人前人后一个样,老老实实遵守监规那一套和吕金妹说的如出一辙。
  “闭嘴!闭嘴!”我突然提高声音打断关飞鸾。
  我从来不骂女犯。从上幼儿园起,我的父母和老师都教育我不能说脏话,更不准骂人。犯人也是人,我当然也不会骂犯人。
  “闭嘴”算是我嘴里最严厉的词汇了。关飞鸾看我真的动怒,立即闭嘴。
  我说:“关飞鸾,你和吕金妹是订了攻守同盟怎么的?两人说的一字不差。”
  关飞鸾低眉顺眼回答:“我们哪敢订攻守同盟呀!事情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章大队长常常教导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从来不敢说假话。”
  听关飞鸾提到章彬彬,我也想起章彬彬常常说:“跟犯人谈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要老是压服,压服是压而不服的。”
  我就开始耐心地对关飞鸾摆道理。“关飞鸾呀关飞鸾,你看你多年轻,才十九岁,就犯了那么大的罪,一次贩毒就贩了五十克,还有好几次没给你算总账呢!按说,把你拉去毙了也不冤你呀!
  你的一个哥儿一个姐儿不是毙了吗?政府可是念你年纪轻轻的,又有立功表现,才给你留下一条小命呀!可是二十年徒刑也真够呛,你要是表现不好,你就是拿着青春做赌注了。你算一算吧,你今年十九,才坐了一年牢,还有十九个年头,那时出了狱,你也快满四十了,连找对象的年龄也耽误了;要是表现好,能加分,能减刑,判二十年徒刑的,提前八九年出狱的多的是,你那时才三十来岁,也还有个奔头呀!”
  关飞鸾听着听着,眼圈儿就有些潮红起来,小鼻子也轻轻抽搐了几下。
  我觉得有点门儿了,颇有信心地追问道:“关飞鸾,你再想想看,你有什么要说的,快快竹筒倒豆子,一家伙都倒出来!”
  关飞鸾嘴巴一撇一撇的,半晌不开口。
  我揣摸关飞鸾心里怕是有啥顾虑,就给她讲了半天政策,说天大的事情,只要她主动说出来,保证不上铐,不关禁闭,更不会扣分加刑。
  关飞鸾仍不说话。她像一只羽毛脱落的高脚鹭鸶那么独脚站立着,另一只脚在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儿。我忽然又走了神,心想,这双女孩子小巧白嫩的脚丫子,如果套上肉色的丝袜,再穿上钢蓝色的高跟皮鞋,扭达扭达走在大街上,会有多少回头率?
  如果更幸运一些,她穿上红舞鞋在舞台上翩翩起舞,说不定还能当上个红舞星,能倾倒多少观众?可惜呀可惜,现在她脚上没穿袜子,裤腿挽得一高一低,腿肚子上有许多泥斑没有洗净,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是蚊子小咬亲吻过的痕迹;鞋呢,是女监统一下发的解放鞋,半年一双,关飞鸾这双已经提前穿破,鞋头上有个大窟窿,脏兮兮的大趾头肆无忌惮地探出头来我的天!这样一副鬼样子,让她的“大款”父母瞧见,该会怎样的心疼?
  我心里有点酸酸的。但我意识到不能让任何怜悯泛滥开来,连忙镇定自己,用冰冷的声音继续审问。
  “关飞鸾,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妈就生我一个。”
  “你爸你妈有多大年纪了?”
  “有五十来岁吧。”
  “有没有来看过你?”
  “来过。”
  “几次?”
  “一次。去年来的。”
  “为什么不常来?”
  “他们在四川老家,路远,不能常来。”
  “想不想家,想不想你爸你妈?”
  “想,非常想,做梦也想!”
  “关飞鸾,就是为你爸你妈着想,也该把你做的事全说出来呀!你想想,你再这样表现不好,要服满二十年徒刑,你出狱的时候,能不能见到你爸你妈,也很难说呢!”
  不知怎么搞的,我说这些话,无意中改成一种跟朋友谈心的语气,轻轻的,缓缓的,却意外地把关飞鸾说得伤心啜泣起来。
  我想乘胜追击,要关飞鸾把她和吕金妹在暗地的不轨行为痛痛快快说出来。可一问起这事,关飞鸾立即不哭了,同时也再没有别的话。
  转眼间,熄灯的铃声又响了。叮铃铃的,骤然打破监室的死静,真像一只带着鸽哨的鸽子在空中盘旋。
  第二个回合,我依然没有什么“战果”。
  清水潭女子监狱又陷入深夜静谧的重围。我打开那本粉红色塑胶封面的日记本,记下与关飞鸾谈话的大体情况。最后写道:
  “女囚徒们一个个都会装得像绵羊一样温顺老实,心灵却都上了一把锈锁。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它打开呢”

  任思嘉——
  此后几天,我连续找了9号号房其他几名女犯谈话。我想她们与吕金妹、关飞鸾朝夕相处,也许能了解一些蛛丝马迹。可她们也只能说些鸡毛蒜皮的事儿,除了说明吕金妹与关飞鸾特别要好,有钱买点零食的时候,常常不分彼此吃来吃去;有时她们在院子里捡到几个香烟头,就偷偷躲在号房里抽。除此,一点也说不到“地下团伙”的点子上。
  最后,我准备传讯梁佩芬。我把这着棋放在最后走,一是梁佩芬是个入狱不久的新犯,她知道的情况想必不会很多;第二,也说不出是啥原因,我对这个身份特殊的女犯,既有几分同情,又有几分发怵。是不是“虎倒威在”?我在精神上威风上还不足以压倒这位前女副市长?
  梁佩芬是我到任一周后人监的。毕竟是当过副市长的女犯,她入监的那个来头就非同凡响。
  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是一个天气特别晴朗的日子,洪月娥和王莹等带着女犯们到果园采柑橘去了,五大队只留下章彬彬、董雪和我正在办公室里批阅女犯们的作业和周记。清水潭女子监狱有一项明文规定:凡四十周岁以下而一字不识的女犯,必须上完扫盲班而达到小学文化程度;凡三十周岁以下而未达到初中文化的女犯,一律要进女监附设的“曙光中学”,争取达到中学水平。
  此外,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女犯,则鼓励她们报考函授大专班。
  同时还规定所有初通文字的女犯,每周必须写一篇周记。要女犯写周记的目的,一是练习文笔,二是汇报思想。女犯们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所写的周记和作业五花八门,有的文句流畅,有的狗屁不通,有的像鬼画符,比天书还难懂。我们得在上面批注意见,有鼓励,也有批评,还要一一订正错别字。这样,我们管教干部的许多时间,就花在女犯们那些精彩无比的“杰作”上。有人把我们比做“特殊的园丁”,既要为女犯们重塑灵魂,又要教给她们文化知识,我看我们享受这份殊荣,可是当之无愧。
  我们正伏案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声,坐在靠窗位子上的董雪站起来朝楼下的大操场瞧了瞧,说:“嗬,好家伙,今天来了些什么大头头?大车小车好几辆呢!”
  章彬彬和我也走到窗前去看热闹。女监大楼前的大操场上,停着三辆车顶装有红色警灯的小面包和一辆很气派的大奔驰。一会儿,车门打开,先走下五六个身穿警服的中年人,接着,再走下几个穿便衣的男女。赵监狱长等几位头儿,早在车前迎候,一阵热情的握手后,就把来人领到会客室去。章彬彬和董雪认出这些来客中,有省监狱管理局的副局长和罪犯关押中心主任等等。
  这几位是清水潭女监的顶头上司,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她们仅仅从他们走路的姿势,一眼就认出来了。于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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