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宝鉴-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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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道：“耐再要说出啥来末，两记耳光！”张寿道：“就算我怕仔耐末哉，阿好？”徐茂荣道：“耐倒来讨我个便宜哉！”一面说，一面挽袖子，赶去要打。张寿慌忙奔出天井，徐茂荣也赶出去。（回五）
试问我们现在学做拟曲，究竟能有什么人做得出这样的一段文章没有？更进一步，我们在无量数的新旧小说中，像这样的文章，能有许多没有？
我举这两个例，不过因其篇幅较短，容易写出罢了。此外正有无数的妙文，散见全书之中，细心人随时可以发现。最好的一段，乃是十八回中所纪李漱芳的病状，和浣芳的一片天真（至于四十二回中写漱芳的死，就比较不甚出色；其写浣芳，却分外有精神）。这段文章，真可用得着高亚白批小赞的菊花诗的十五个字来批它：
是眼中泪，是心头血，成如容易却艰辛。（回六一）
他描写事物的手段如此高明，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出的，但问他何以能如此高明，我们就不得不注意于两件辅助的事：一件是冷静的头脑；又一件是精密纯到的观察。
所谓冷静的头脑，乃是无论笔下所写的事物何等纷忙，何等杂乱，在作者总还要一丝不苟，保存他“死样活气”的态度。不然，即使有好材料，也不免毁去。因为用热乱的态度写出来的小说，总是平面的；必须是用冷静的态度写出来的，方是立体的。我用“平面”、“立体”两个名词来比拟小说，不免有人以为比得不伦不类。但是我请你想一想：你读到过一种一览了无馀味、好像是水面漂着一层油花的小说没有？一定是有的。你又读到过一种小说，它中间的事事物物，好像能一一站立起来，站在你面前的没有？也一定是有的。既都是有的，你就可以相信我所说的“平面”、“立体”两个名词，更可从这平面、立体上，比较出作者的头脑的冷热。但有一层不要弄错：作者头脑的冷热，并无关于所写事物的本身的冷热。热的事物如红笑中所写，总无可更热的了；但作者的头脑，仍还同西伯利亚的冰雪一般的冷。至于把冷的事物写热的，那就不必我来举例，你书桌上一定堆着不少！
本书作者的头脑，虽然也不免有紊乱的时候，但十分之八九总是冷静的。有了这冷静的头脑，他才能不慌不忙，一丝不乱地将他的白描技术使用出来。我在书中看见这样的两段：
莲生等撞过乱钟，屈指一数，恰是四下，乃去后面露台上看时，月色中天，静悄悄的，并不见有火光。回到房里，适值一个外场先跑回来报说：“来哚东棋盘街哚。”莲生忙踹在桌子旁的高椅上，开直了玻璃窗向东南望去，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回一一）
阿珠只装得两口烟，莲生便不吸了，忽然盘膝坐起，意思要吸水烟。巧囡送上水烟筒，莲生接在手中，自吸一口，无端吊下两滴眼泪。（回五七）
“月色中天，静悄悄的，……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把水烟筒）接在手中，自吸一口，无端吊下两点眼泪”：这便是替花也怜侬的脑子画了个小影啊！
精密周至的观察，乃是作一切写实小说的命脉；要是没有，便无论你天才怎样的高，工夫怎样的深，总不免一动笔就闹笑话。因为既是写实小说，就决不能“瞎三话四”的。相传花也怜侬本是钜万家私，完全在堂子里混去了。这句话大约是确实的，因为要在堂子里混，非用钱不可；要混得如此之熟，非有钜万家私不可。但在堂子里混了一世的人很不少，混了之后做出小说来给我们看的人也很不少，为什么我们所看见的别种小说，都比不上这一部书呢？这就不得不归功于作者的用心观察了。大约别人在堂子里混，只是颟颟顸顸地混了过去；到著书时，糊糊涂涂随便写上些就算。花也怜侬在堂子里混，却是一面混，一面放只冷眼去观察；观察了熟记在肚子里，到下笔时，自然取精用宏了。况且他所观察，不但是正式的堂子，便是野鸡与花烟间中的“经络”，以及其中人物的性情、脾气、生活、遭遇，也全都观察了；不但是堂子里的倌人，便是本家、娘姨、大姐、相帮之类的经络，与其性情、脾气、生活、遭遇等，也全都观察了；甚至连一班嫖客，上自官僚、公子，下迄跑街、西崽，更下以至一班嫖客的跟班们的性情、脾气、生活、遭遇也全都观察了。他所收材料如此宏富，而又有绝大的气力足以包举它，有绝冷静的头脑足以贯穿它，有绝细腻、绝柔软的文笔足以传达它，所以他写成的书，虽然名目叫《海上花》，其实所有不止是花，也有草，也有木，也有荆棘，也有粪秽，乃是上海社会中一部分“混天糊涂”的人的“欢乐伤心史”。明白了这一层，然后看这书时，方不把眼光全注在几个妓女与嫖客身上，然后才可以看出这书的真价值。
第三段：说这书的坏处。
一部书做得无论怎样的好，总不免有些毛病，因为作者的精神，总不免有疏懈的时候，识力也总有够不到的地方。但假使只有些局部的小毛病，那就完全算不了一回事；假使毛病不是限于局部而是有关全书的大局的，那就不可以轻轻放过了。
本书所有的不能宽宥的毛病，不在上半部而在下半部。自从高亚白和尹痴鸳两个狗头名士上了场，书便大大地减色；自从齐韵叟那老饭桶上了场，书更大大大大减色。原来狗头名士，在本书中断断用不着。即使要用一个凑凑趣，有了方蓬壶也就够极了（书中写蓬壶，着实写得好）。不料作者把蓬壶看做了倒夜壶的坯料（回三三），却把亚白、痴鸳两个倒马桶的坯料捧到什么似的，这真令人莫名其妙了。老饭桶，在书中也实在用不着。原用来凑趣，前面有了一个黎篆鸿，配上了一个老怪物屠明珠，也就热闹得可以了。不料后文又大吹大擂地把书中人大半拉到了此老门下去。于是一部书顿由趣味浓郁的境界，转入单调的境界：这是不得不替作者万分可惜的。
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人说：他所记的是事实：有这样的事实，就不得不这样记。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小说家不比得新闻记者与历史家，即使所记是事实，也尽该剪裁斟酌，决不能拖泥带水照直写上。或者又有人说：他是因为前面写了许许多多堂子经络，不免人家看了讨厌，所以后面转出一番名园景物、名士风流来，使阅者的眼光新一新。这句话说近了些了，然而还是不对。因为名园景物、名士风流，根本上就是些死东西，是写不出色的。作者若果为别翻花样，以新耳目起见，他为什么不换一个方向，抛开了上等堂子，转将下等堂子，如野鸡、花烟间、私门头、咸肉庄之类，好好地描写一番呢？这本是他擅长的事，他为什么不走这路，却走入一条死路上去呢？
我想来想去，想出他所以要走这一条路的理由来了。一层是他想把他的理想的人物（英雄）表出，二层是他要设法把许多零零碎碎、他自以为得意的文学作品，插入书中。
他的理想人物，当然就是高亚白。他说他能文能武，而且能医病。这真有些《野叟曝言》中文素臣的臭味了。你看讨厌不讨厌！幸而李漱芳的病，终于是死的；若说经高亚白一医，便霍然而愈，那就更要糟到不可言喻了！
他所得意的文学作品，我们也领教着了！高亚白填的词（回三三），很平常；帐铭（回四○），很平常；尹痴鸳的《秽史》（回五一），文笔也很平常；“鸡”、“鱼”、“肉”、“酒”的酒令（回三九，又回四○），不成东西；平上去入的酒令（回四四），更不成东西；求其略略像样的，只有一联咏桃花的诗：
一笑去年曾此日，再来前度复何人？（回四○）
和中联咏残柳的诗：
借问当年谁得似？可怜如此更何堪！（同上）
至于小赞的一首《赋得还来就菊花》（回六一），真是全无好处（即用做“试帖”的眼光去看，也不过如此），作者却把它恭维得天上有，地下无；这就可以见出作者在诗文上面的见解的谬陋了。
人的知识本不是能向着各方面平均进展、平均发达的；所以作者能有得一支作写实文章的妙笔，而对于做小品诗文的观念，竟如此其谬陋，原不是件离奇的事。所可惜者，他这样一来，把一部很好的书弄糟了。他把很好的篇幅，割出许多来给这些无聊的东西占了去，使人看到了就是讨厌、头痛，这是何苦！他甚至于有时将他所所最得意的特别笔法也忘去了：例如从三十八回起，至四十回止，一径写一笠园中的事，中间除放焰火一段略略有趣外，其余完全是平铺直叙，全无精彩，叫看的人看到此处，疑心自己已换看别书，不复看《海上花》。因《海上花》中是处处有波澜，处处有变化，决不是这样单调的。同时他因为要实写齐韵叟的“风流广大教主”的头衔，就不得不添上许多呆事，如姐妹花拜把，公祭李漱芳之类：将这类事也混进了书中，书又如之何而不糟！
但是书中虽然有这许多坏处，他的好处，却并不因此而淹灭；因为究竟是好处多，坏处少。我们看书的，只要自己能分别他的好坏就是了。
最后一段：说方言文学。
这书中所用的语言有两种：一种记事，用的是普通的白话；一种记言，用的是苏白。在这上面，我们真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斟酌尽善。因为普通白话，在小说中及其他白话的作品中，已经使用了好久；因其使用了好久，所以它所具的能力，在文句的构造上和在字与词的运用上，总比较的发达；因其发达，我们拿来记事，自然很便利。但要说到记言，可又是一件事了。因为口白中所包有的，不但是意义，而且还有神味。这神味又可分作两种：一种是逻辑的，一种是地域的。譬如这样极简单的一句话：
我是没有工夫去了，你去好不好？
中间意义是有的，逻辑的神味也有的，说到地域的神味，可是偏于北方的；若把它译作：
我是无拨工夫去个哉，耐去阿好？
就是在同样的意义、同样的逻辑的神味之下，完全换了南方的神味了。假使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若是全用苏白写，那就非但北京人，无论什么人都要向我们提出抗议的。反之，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就连南方人也不见得说什么。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被习惯迷混了。我们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做一切的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但假使有人能将此中重要细为指出，或者将同一篇文字，用两种语言写成，互相比较，则其优劣得失，便立时可以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我们应当知道各人的口白，必须用他自己所用的语言直写下来方能传达得真确，若要用别种语言来翻译一道，无论如何总不免有相当的牺牲。所以文言不如白话，就是因为文言乃是一种翻译品，它将白话中所有的地域神味全消失了（文言可算得是全无地域神味的文字）；同样，若用乙种方言去翻译甲种方言，则地域神味完全错乱，语言的功能，就至少也损失了十分之三四了。
我想我这一段简单的话，已能将方言文学的可以存立而且必须提倡的理由，说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方言文学作品不能博到多数人的了解与赏鉴，也是事实。这一层，我却以为无需顾虑。因为文学作品不比得香烟与滑头药，赏鉴的人多，固然很好，便是少些，也不要紧。况且今后交通日趋便利，以一人而能懂得多种方言的人，必日见其多；而在语学上用工夫的人，也必能渐渐地做出许多方言文学与方言字典来，做一般读者的帮助。
吴语文学的作品，我们已有的是许多的弹词、小曲和小说。但弹词、小曲是韵文的，中间所含文言分子太多，不能将吴语的特长充分表现；至于小说，我们可还没有能找出比这一部《海上花》更好的。所以直算到今日为止，我们应当承认这书为吴语文学中的代表著作。这是就文学方面说，如就语学方面说，我们知道要研究某一种方言或语言，若单靠了几句机械式的简单例句，是不中用的；要研究得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本文（Texte ）做依据， 然后才可以看得出这一种语言的活动力，究竟能活动到什么一个地步。如今《海上花》既然在文学方面有了代表著作的资格，当然在语学方面，也可算得个很好的本文：这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结语了。
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在书中找出许许多多有关系的材料。例如明园、华众会之类，是上海“洋场”史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