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宝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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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妓女唱曲
　　苏州人称评话为“大书”，评弹为“小书”。评话说为主，评弹以唱为主。书寓中的倌人，是经过师傅传授的“弹词先生”，一般都能唱整本的评弹小书。发展为长三以后，特别是外地来妓女，不是“科班出身”根本不会评弹，于是“先生”有名无实。每逢出局，坐在一旁陪酒的时候多，唱曲的机会少。遇到不唱不行的场合，只好各显所长，除了弹唱“开篇”（评弹的“书帽”）之外，有唱昆曲的，有唱西皮、二黄的，有唱本滩（本地滩簧），也有唱弋阳腔、梆子腔的，京津来的妓女还有唱莲花落的。真是百花齐放，应有尽有。
　　后来的长三堂子为了替“先生”正名，买进女孩子来以后，专门请老师教唱，终于又赢了一批能歌善唱的“先生”。光绪年间，四马路一带书馆林立，长三堂子里的“先生”们为了招揽嫖客，书馆主人也为了招徕更多的听众，各书馆都有几个固定的妓女开场说书。说的大都是《思凡》、《果报录》、《玉蜻蜓》、《珍珠塔》、《古今大全》等与男女私情有关的小书。其中以天乐窝书馆的场子最大，网罗的妓女也最多。当时的名妓如王秀林、洪文兰、金小卿、小如意、王者香、赛金玉等人，每天轮流登场。其他如江南第一楼、海上一品楼、荣华富贵楼、品玉楼、品升楼等，也都有各自的“女先生”升座说书。所说的书目，除了挂牌的正本戏之外，还有听众（主要是妓女的熟客捧场）的即兴即兴点唱，以点唱的节目越多，收入越多，表示越红。
　　（五）妓女出局的过程
　　妓女出局，除了事先约定的之外，一般先由嫖客到饭店定好了酒席，然后填写饭店提供的局票，差人到各家妓院去送。妓院接到局票，如果所点的妓女在家，立刻派轿子把该妓女送去，并有娘姨和小大姐儿手持琵琶和水烟筒之类跟着，叫做“跟局”。身价越高的妓女，跟局的用人越多，而且有自己的专用轿子和轿夫。但作为高级妓女，跟局用人绝不能少于一人。妓院里妓女很多，不可能每个妓女都准备一顶轿子，特别是生意不太好的妓女和清倌人，每人都准备一顶轿子，特别是生意不太好的和清倌人，接到局票以后，只好临时到轿行去请轿班。但如果点的是清倌人，也有个变通的办法，反正清倌人年纪比较小，没多少份量，就叫一个龟奴用肩膀“扛”着去出局。久而久之，有的妓院干脆就叫龟奴扛着比较年轻的妓女去出局，被戏称为“人上人”，而扛人的龟奴，则称为“鳖脚。晚清时代，上海四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膀大腰圆的龟奴，肩膀上平平稳稳地”坐“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年轻妓女，那妓女一手扶着龟奴的脑袋，龟奴一手拢着妓女的两脚，招摇过市，人们见了也不以为怪。据说妓女”骑人“出局，比坐轿出局更具有”广告“效果，因为嫖客们如果不到妓院去，平常时候是看不见妓女脸蛋儿美不美、金莲儿小不小的。
　　清倌人最小八九岁就出局。当时忙于应酬的非生意中人，往往喜欢叫清倌人的局，一者资费低，二者表示自己并不贪恋女色，只不过为了“入境随俗”，应付场面（吃花酒人人必须叫局），三者清倌人刚刚学唱，唱得认真，不像红倌人那样应付了事。
　　（六）妓女的收入
　　长三堂子里的妓女，房间布置奢华，服饰穿戴讲究，往往一只银水烟筒，就镶金嵌玉，价值一千多两银子。“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这些排场，当然都是从嫖客身上得来。但是出局、过夜，都有一定的价格，即便每天出二三十个局，也不过一百多元，根本不够妓院里流水般的开销。因此主要收入，还是用软磨硬泡的方法向有钱的嫖客敲竹杠。而这种“瘟生”（冤大头）又不是天天都有，加上妓女妓女之间，崇尚互相攀比，生意不好的妓女，也要绷场面，讲排场，因此往往外强中干，负债累累。此外，用人带档（相当于入股）利息太高，房租逐年上涨，打白茶围的熟人太多，白贴烟茶，节下碰上漂账（赖账）的客人等等，都是妓院亏空的主要原因。妓院一亏空，妓女就用“嫁人”的办法要求熟客替她还账。
　　（七）倌人姘戏子
　　妓院中最忌倌人与优伶相好。因为倌人一旦姘上了优伶，就被嫖客所轻视，生意立刻要清淡下来。但是很红的倌人往往偏要与优伶相好，不但一分钱不要，而且倒贴。许多人不了解妓女的心态，认为是“下贱”的本性。一个妓女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她说：“我们沦落风尘，接触的人相当多，有的是显贵，有的是富翁，千金买笑，无非是钱肉交易，逢场作戏，双方都没有真心。只有娼优之间，身份相近，地位平等，能够做到气味相投、身心相许。”但是当时的戏子真正与倌人相爱的也不多，往往是把舞台搬到妓院中来，假情假义地真戏假做，骗取倌的身子和银子而已（参看本书中沈小红姘戏子一节）。
　　（八）“四大金刚”名称的由来
　　光绪年间，上海妓女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被称为“四大金刚”。原因是静安寺附近有一个“味莼园”，是当时上海的四大名园之一。因为主人姓张，习惯上都称之为“张园”（关于张园的介绍，请参看本书附录《张园与晚清上海社会》一文）。园内不但有奇花异草，而且有西式建筑的“大洋房”，有茶馆、照相馆、弹子房等设施，游客很多，特别是星期日，所有的时髦倌人，几乎都要到这里来亮相。有的与嫖客一起坐马车来，有的带着娘姨、大姐单独来。只有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这四位最红的倌人，只要天气好，几乎天天来。每逢这四人到达张园，游客们都拥上前来，好像迎接督抚司道大官一样。有人说：“抚台、藩台、臬台称为三大宪，她们一共四人，不如称为‘四大金刚’。”这一说法在《游戏报》上登了出来，于是“四大金刚”的名称就定下来了。
　　《海上花列传》最初发表在光绪十八年（1892）作者自己创办的文学刊物《海上奇书》上。《海上奇书》为三十二开石印本，每期二十页。开头每半月出版一期，第九期以后改为月刊，
　　共出十五期；每期发表两回，共发表了三十回。每回都有两幅很有特色、颇为精美而且完全是“写实”的插图。插图作者没有署名，有些插图和文字内容也略有出入，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插图看到当时社会的众生相，特别是妓院的陈设和妓女的打扮。因此不仅具有欣赏价值，也具有史料价值和社会学价值。
　　《海上奇书》，实际上是作者自费出版分期连载的《海上花列传》，一方面委托申报馆代售，据野史记载，一方面作者自己还亲自在马路上兜售。十五期以后停刊，即筹备出版全书。全书共六十四回，仍系石印本，题名《华也怜侬海上花列传》，分两函，每函三十二回，各有目录。前三十回的文字、插图，就是利用《海上奇书》的原版重印的，连页码都未作改动。此书没有署明出版年月，书前的序写于光绪甲午孟春，即光绪二十年（1894）。离《海上奇书》停刊不过十个月。
　　《海上花列传》虽然是章回体小说，但是已经挣脱了传统章回小说的框架，摒弃了每写到紧要去处就戛然打住，来一个“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的陈旧手法，而是基本上以故事情节为单元分回目。但是由于作者下笔之初，计划是每两回出版一个《海上奇书》单册，而《海上奇书》每册二十页则是固定的，除去四幅插图，每回的字数只能控制在七千左右。有剩余版面，就用文言文的短篇传奇小说《太仙漫稿》和《卧游集》补足；情节未完的就按字数掐断，下一回书接着写。我所改写的普通话本，把原书的六十四回合并为六十回，除了章回小说的传统习惯大都回目整齐、有意要凑一整数这个次要因素之外，主要还是根据作者的初衷，　　按故事内容为单元重新编排了回目。
　　《海上花列传》初印本出版以后，曾经产生过“轰动效应”。尽管作者在例言中郑重声明：“此书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矣。”但是由于作者本人经常出入妓院，跟风月场中的妓女、嫖客大都厮熟，下笔的时候，即便没有直接把某人作为描写的模特儿，就一般文学创作的常情来分析，至少有许多人物或事件的素材是真实的，是为当时的嫖界人士所熟知的。因此尽管作者郑重声明“俱系凭空捏造”，社会上的反映还是非常强烈。一方面是“索隐派”人物纷纷传说某人即某人（直到鲁迅先生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还根据传闻说了“书中人物，亦多实有，而悉隐其真实姓名，惟不为赵朴斋讳”这样的话）；一方面是坊间立即出版了各种名目的缩印复制本。据《晚清戏曲小说书目》的统计，在清末就有《绘图青楼宝鉴》、《绘图海上青楼奇缘》、《绘图海上花列传》等六种不同名称的版本出现。解放前的排印本也很多，比较常见的是上海清华书局的排印本（有许廑父①的序）和亚东图书馆的排印本（有胡适和刘复的序），这些排印本，不但删去了全部插图，而且错别字也相当多。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室藏有一本香港法商理文轩书局的六卷石印本，题名改为《最新海上繁华梦》，由上海四马路南昼锦里理文轩书庄印刷，每部定价大洋一块二角。这是一种重新用工楷誊写的新版本，题“云间花也怜侬”著，目录六十四回集中在第一卷；插图一百二十八幅，缩小成每面印四幅，共三十二面，也集中印在第一卷；页码每卷自成起讫；书上没有印明出版年月，估计是民国初年的出版物。一九八○年二月，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绸面烫金的豪华珍藏本，作为“白话中国古典小说大系”中的一部，可以说是各种版本的《海上花列传》中排印得最精良的一种版本，可惜错字还是相当多（一九九八年台湾摄有《海上花列传》的电影，由梁朝伟和刘嘉玲主演，大陆似乎没有公演过，我看的是盗版光盘，声光的质量都极次）。大陆解放以后，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九八二年出过一种由典耀先生点校的整理本。此外，八十年代初（？）台北皇冠文学出版公司还出版过女作家张爱玲注释的“国语版”译本（同时出版有英译本），不过她的“翻译”工作比较简单，只把对白中的吴语一对一地改为“国语”，仍不是规范的普通话。一九九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的“国语版”《海上花列传》上下册，上册改名为《海上花开》；下册改名为《海上花落》。因此，在此书发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出版一部规范的普通话改写本，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①　　许廑父──现代通俗文学家，生卒年代不详，二十年代初，曾主编《小说月报》，抗战期间，任浙江第一大报《东南日报》的发行人，并著有讽刺时政的通俗小说《新镜花缘》。
　　原书六十四回，人物、故事似乎意有未尽，据跋文中所说，作者是有续作的打算的。可惜在初印本出版的同一年，作者就在贫病交困中死去了。终年只有三十九岁。
　　关于《海上花列传》一书的艺术成就，研究者已经有许多专文评论，　　一部分搜集在本书的附录中，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总结为几句话：作者的贡献，在于开创了现实主义的方言文学，客观地反映了那个畸形社会的一角；运用白描手法，改进了传统的章回小说的表现形式，对妓女和嫖客以及老鸨、二爷等形形色色人物的心态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写的虽然是嫖界故事，而书中基本上没有色情的描写。但是也必须指出，作者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以及他所活动、所接触的那个阶层，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决定了他的世界观并不是革命的、进步的，因此对于封建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不是着力地加以揭露、鞭挞，而是出之于欣赏的眼光，用游戏的笔墨加以陈述。特别是对于齐韵叟、王莲生、罗子富和尹痴鸳、高亚白、华铁眉等一班官僚政客和“文人雅士”，完全是用颂扬备至的口吻加以称赞的。在整部小说中，对这些人物的描写篇幅占据不少，但是有积极意义的章节却不多，可以说是此书的败笔。究其原因，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作者自己的思想体系，正是“此中人也”。
　　整理、改写古旧小说，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我们呼吁文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