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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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被告陈伯达的态度问题。被告陈伯达在庭审过程中，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和所造成的后果，承认他的“罪恶是重大的”，并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担罪责，接受应得的惩罚，态度是比较好的。
以上三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确定被告陈伯达的刑罚时，作为从轻的理由，予以考虑。
在辩护律师结束发言后，陈伯达再度要求陈述，说了三点意见：
“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我只说一句。”
“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
“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陈伯达第三次在法庭上发言时，他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1981年1月25日，宣判的日子终于来临。
那天，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
第五章 假释陈伯达
王力写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中共中央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
“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 ※ ※
就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关注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的那些日子里，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着一位“大秀才”，他只是风闻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却不知其详。
他极为关注这一审判，曾经多次要求看《人民日报》，却遭拒绝。
这位“大秀才”，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王力本来跟陈伯达没有什么交往。解放初期，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
1953年，王力被派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长。1955年10月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的特殊“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对此事负责的应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
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中央耀邦、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王力写道：
“《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内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说：“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命’，坏事不会少。
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末，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是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王力长期在党内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何况他自己当时也是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就个人关系而言，王力与陈伯达过去有合作，也有诸多矛盾。特别是王力下台，跟陈伯达朝他身上推卸责任不无关系。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亦即释放之日。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的，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据陈伯达回忆，大意是：
“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其中所说的陈伯达“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这“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至于“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则显然透露了保外就医之意久久小说书库（99inf）
第六章 照料父亲
陈伯达从复兴医院的病房，一下子“大跃进”，“跃”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格外优待的保外就医。
公安部门选中了陈晓农，决定请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
那是在1981年8月初，正在石家庄工作的陈晓农，收到北京来信，要他尽快进京，商谈父亲陈伯达的治疗问题。屈指算来，这是陈晓农第四次获准探望父亲。除了在1979年12月、1980年5月两次探监之外，在宣判后不久，1981年3月，儿子陈晓农曾第三次获准探监。
1981年8月5日，陈晓农从石家庄来到北京。翌日清早，陈晓农就直奔公安部所属复兴医院。通常，犯人生病，住在这所医院里。江青在关押期间患病，便曾多次住在这所医院。陈伯达生病，也多次住这里。就在陈晓农这回来到复兴医院时，李作鹏正住在这所医院。
令陈晓农感到惊讶的是，那里的监管干部告诉他：陈伯达原本住在这里，昨天被送往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另外，陈伯达现在已改由北京市公安局监管。且不说陈伯达所住的北京友谊医院是北京的大医院，而且居然住进了那里的干部病房。陈伯达从复兴医院的病房，一下子“大跃进”，“跃”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格外优待的保外就医。也就是说，陈伯达保外就医的日子是1981年8月5日。陈伯达从复兴医院来到友谊医院，实际上也就是1981年7月15日那两人所传达的中央精神：“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陈晓农随即赶往北京友谊医院，发觉父亲所住的病房里还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跟复兴医院里的病房简直天差地别。伙食，也好多了。陈伯达告诉儿子，由于生病，已经几年没有洗澡，昨天来到友谊医院，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舒服极了！就在陈晓农这次探望父亲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王科长与他商量了有关陈伯达治疗、护理问题。至于日后如何安排陈伯达的生活，当时定不下来。陈晓农在北京呆了几天，又回到了石家庄。
陈伯达的病情已经缓解，却仍羁留在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医院已经几次三番催促他出院。但是，陈伯达仍在那里住着，前后达两个来月。
陈伯达滞留在北京友谊医院，迟迟没有出院，内中的原因是中央已经指示“治好病不再回去”，这“回去”当然是指回秦城监狱。
陈伯达不回秦城监狱，而他日后的生活，一下子难以安排。
陈伯达住到哪里去呢？显然，他已无法回到米粮库胡同那四合院里。
北京市公安局为他寻觅新居。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希望住平房。”
他向来住平房。不论他进京以后最初在中南海住的迎春堂，还是后来在新建胡同、米粮库胡同的住处，都是四合院、平房，或者是两层楼房。他不爱住高楼。尤其是他已上了年纪，上上下下诸多不便。
可是，在北京寻找独门独院的平房，并不容易。新盖的几乎都是楼房。
公安部门考虑到他的安全，几经研究，还是为他在北京东郊安排了一幢新楼的顶层的一套房间。公安人员住在他的隔壁，便于进行监管并以防种种不测———因为他毕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有公安人员作为他的邻居，可以挡掉一切未经许可的来访者。
房子解决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谁来照料他呢？
他曾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最初的妻子叫诸有仁，生过一个儿子，取名陈小达。
陈小达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回国后遇上挫折，一时想不开，于1960年自杀身亡。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又生一个儿子，取名陈小农。这名字是田家英取的。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80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本书为了前后文统一起见，在此处作一交代之后，都用陈晓农这一名字。
他跟余文菲又离婚，与刘肃晏（后来改名刘叔晏）结婚，先生一女，取名陈岭梅，如今在南京从事电子技术工作；再生一子，取名陈小弟，后来改为陈晓悌、陈晓云，在北方某大学教物理。
在“文革”中，他与刘叔晏不和，曾分居。他俩说过离婚，但未办过正式离婚手续。
虽然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在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达倒台之后，才八九岁的他，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