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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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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越胜和他的沙龙     周国平 
   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主人名赵越胜。

  初识越胜,是在1982年9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庐山开会。上山前,几个年轻人到九江烟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长江,有人提议买酒喝,他立即赞成,说:“我不会喝酒,可是我喜欢看你们喝,你们醉了,我也轻飘飘了。”这句话使我一下子喜欢上了他。那时他好像在戒酒,真的滴酒不沾。此后不久,我调到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和他成了同事。我们来往密切是在一年后,我失恋了,十分孤单,常去他家,他也常陪我下酒馆。记得那年除夕,他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便陪着我到处找仍然营业的小饭店,好容易找到一家,两人在冷清的店里吃了一顿年夜饭。他开了戒,其实酒量惊人。有一回,我在龙潭湖公园里看书,忽然听见有人大声说:“我看这个人像周国平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原来是郭建英,越胜带他去我的宿舍,又按照室友的提示找到龙潭湖来了。在我的地下室里,我们喝啤酒,越胜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够,又去打了两暖壶生啤,结果醉了,但也就吐了几口而已。

  我们经常一起逛书店,或者在他家听音乐,聊书,也聊我刚写的诗。他常说:“书,音乐,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为他是开导我,其实不尽然。看到雨儿回到我身边,他由衷地替我高兴,也非常欣赏雨儿,但仍劝我:“和雨儿浪漫一阵,以后回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宁静。”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说自己:“我不能再爱,再爱,就从希腊人变成罗马人了。”可是,说了这句话没几分钟,他突然激动地喊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没有给我一个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国了,他们后来也分了手。按照他的分析,我这个人易感,包括对女人,是优点也是弱点。一次在镇江开会,某校一个女研究生喜欢我,与我比较亲近,被同来的系领导提前遣回学校了。我很难过,会餐时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越胜跑来劝我:“人家小年轻抽抽风还可说,你抽什么风?”我破口大骂:“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后来他向建英转述,建英大表赞同,气愤地说:“我们俩一路走,这么多漂亮姑娘,他竟什么也没有看见!”

  越胜称得上空灵。诗的国度,水天一色,如果说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贵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们聊起贵族主义对于文化的必要,甘阳举出希特勒的例子,他当即驳斥:“希特勒是什么贵族?一个奥地利下士!他怎么会保存高级文化?国家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拥护纳粹的都是工人!”他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一说起朋友来便眉飞色舞,没有了分寸,仿佛个个是天才和完人。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两居之后,他便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变成了沙龙。每次举办帕提,他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里是一没文化之辈,始终被拒之门外。这成了此君的一个心病,一次酒醉时号啕大哭,倾诉委屈,而他毫不为所动。

  他实在是一块做沙龙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细心,对每一个客人都照顾周到,但丝毫不露痕迹。一进他的家门,客厅里有一流的音乐,餐厅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会感到轻松踏实。倘若是学界朋友为主,我们也不怎么谈学问,多为闲聊,聊往事,聊见闻,聊书,聊到兴会处,一个个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我应该算最口讷的一个,但我喜欢做听众,觉得是一种享受。他们全是言谈高手,越胜的激情慷慨,正琳的雄辩犀利,友渔的理性机智,嘉映的潇洒含蓄,各具特色,无不可观。有时候唇枪舌剑,斗智玩儿,惹到我头上,我也会反击一两句,往往还招来一阵喝彩。若干智力相当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赏,那种氛围着实令人愉快。夜深之时,通常该讲黄段子了,越胜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腊,直抵高雅的顶峰。有时候,我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他在谈论着荷马和海伦。

  我们也经常结群去北京郊外游玩,人数较多,一召集二十来人,那就不是身为穷书生的越胜所能负担的了。这时候,自有大款出车出资。我说的大款主要是于洋和北陵,其实当时他们都处在创业阶段,还算不上大款,不幸的是两人各有弱点,便被乘虚而入。于洋外形粗犷,却有内秀,青春期热爱过文化,曾经也是读托尔斯泰读得入迷的人,留下了后遗症。北陵看似斯文,其实很野,凡出格的事一律兴致勃勃,加上典型的喜聚不喜散的脾气,只要和朋友在一起,就怎么都好。这样两个人,该着这些穷书生赖上了他们,花掉不少冤枉钱。凡属大型活动,实际组织和操持的人一般是阿坚。阿坚是新时期文化盲流的当之无愧的先驱,大学刚毕业,在八十年代初就辞掉了工作,为了灵魂自由而坚持无业,为了肉体自由而坚持独身。他写诗,产量极丰,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把一册打印稿分送到朋友们手上。但是,诗卖不了钱,日子不免潦倒,只好到处蹭吃蹭喝,遇见姑娘还蹭睡。他的诗写得极自由,越来越口语化,真正是流出来的,有的极精彩,有的很一般。因为天性好色,写着写着就忍不住调起情来,以至于一个受过他的委屈的姑娘评论道:“这哪是诗?完全是罪犯的自供状!”结识越胜后,他自称走狗,担起了跑腿的责任,常去越胜家领旨,顺便扫荡那里的酒柜。

  越胜的沙龙里不乏可爱的女人。嘉映带来了于奇,说是从路上捡的,她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后来我发现,她也总是不声不响地帮助朋友,内心独立但又善良,有主见但又善解人意。我带来了又傻又聪明的雨儿。独来独往的孟湄用她的智慧和风情征服或者吓退男人。温厚的丽达用琴声和歌声为大家助兴。有一年夏天,一大群朋友在黄松峪露营,水库那边突然响起男高音,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霎时间众声俱寂,唯有这美得令人惊呆的歌声在夜空下自由伸展。此后,沙龙里又增加了一对常客,便是歌唱家竞马和他的漂亮女友曾琼。小曾那时候真是清纯,越胜说她是幽谷百合。

  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自己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一个鉴赏家。他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常常与他争论,我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中国学术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可笑的是,他对所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胡克的现象学”、“多余人又译局外人”之类。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但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不久后,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一百回合。我觉得越胜不写作实在可惜,他谈书极精彩,我就一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他就去法国了。多年后,海外一家出版社让我编一本中国当代学者随笔,我只选了十人作品,就有他的这三篇。我决不是徇私,而是实在觉得好。

  我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对于我来说,越胜的沙龙是一桌现成宴席,我觉得味道不错,就在桌旁坐下了。另一方面呢,我交友又比较随和,本质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之间也许互相看不惯,不来往,我觉得这和我没有关系,我也不受此影响。友谊是每个人的私事,正是在交朋友这件事上,朋友之间更不必求同。在越胜的圈子之外,我也有一些相知很深的朋友,比如润生、怀宏。我和怀宏结识很早,那时他刚转业,报考人大的研究生。在部队那种环境里,他居然读了萨特,还写诗,写得很好,聂鲁达的风格,仅此一点就不同寻常了。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年轻,我周围的朋友们也都很年轻,我们身体里藏着无穷的力量。我最引以为荣的是这些朋友,在我眼里,他们个个才气横溢,性情超俗。我相信,我们在一起既能享受最纯真的友谊,又能干出最漂亮的事业。当时我的感觉是,美好时光刚刚开始,仿佛可以没完没了地这样过下去,何尝料到不久后就戛然中止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已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九十年代我两次住他家,发现他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平静得像一个农夫,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朋友们觉得他寂寞,劝他回国,他毫不为所动。于是我想,世上的贵族岂不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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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启蒙或躁动     周国平 
   八十年代后半期,国内思想界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在反思这个时期时,人们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誉之为新启蒙,另一些人斥之为躁动,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改革开放不仅是体制的转型,而且涉及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凸现出来了。事实上,随着时代场景的突变,人们业已感到,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原有的理论资源已经不够用,因而对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怀着一种普遍的饥渴。与此同时,文革后复学的中青年学人经过几年学习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积累。于是,彼呼此应,风云际会,出现了国外思潮涌入的热烈场面。当然,正因为一方饥不择食,另一方功底尚浅,就免不了显得浮躁。在当时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甘阳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与我、越胜、友渔在同一研究室。他乍来就和我们商量,要办人文丛书。我和越胜原是散淡之人,友渔虽有抱负但好像缺少实际操作能力,经他一鼓动,也都欣然赞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那个年头的气氛实在非同寻常,一年之内,我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印了十五万册,陈宣良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印了十万册,陈嘉映、王庆节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印了五万册。尼采还好说,后两种书那么难懂,几个人买了真读啊,不过是赶时髦罢了。当然,赶时髦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大面积地撒下种子,没准有几颗会发芽。当时出版的译著,有一些是译者已经开译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编委会策划的。无论如何,甘阳率先组织大规模出版国外现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名著,显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没。编委会的这一批家伙个个自命不凡,没有甘阳照样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当推甘阳。

  编委会有一个无形的核心组,我们室的四个人都在内,因而也包括我。其实我做的事很少,仅审校过两部译稿。我只是觉得这伙人可爱,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气,因而乐于参与。在我眼中,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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