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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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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十分反感。我们实际上已经身处在这样的直接现实之中了,除了“红宝书”,任何书都不准读,也读不到。我的灵魂被抛入无边的沙漠里,看不见一片绿荫,找不到一点寄托。我对自己说:也许,总是寻求着一种精神寄托,无所寄托就惶惶不安,这种状态仍不免是小资吧?

  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的还有当时盛行的“三忠于”之风,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绣宝像、表忠心,这一套做得煞有介事。起床号一响,所有的人边穿衣服边冲向室外,列队站在空地上,挥动“红宝书”,高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每顿饭前,都要集队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顶峰’只是宗教的代名词。事实上,一切宗教仪式都应有尽有了:祷告,忏悔,唱赞诗,诵经文……”公开抵抗是不可能的,但我实在觉得参加这类活动是愚蠢的,便消极怠工,装得动作缓慢,等我赶到时往往仪式已经结束。

  面对这样的环境,学生中有两种表现比较常见。一种是主动敏捷地适应环境,在那些机械的事情上革命透顶。有一个当饲养员的同学竟然亲自品尝猪食,以表示热爱养猪工作。大粪是香的——这几乎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人们以此证明自己的感情包括嗅觉都已经彻底劳动人民化。当然,如同一切不合常情的极端行为一样,这些举止背后都有强烈的功利目的。更多的人则迅速地成为庸俗的现实主义者,唾弃一切理想,成天谈论和思虑的唯一大事是娶妻生子。有人对我说:“什么理想、事业,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虽然也看不到前途,但仍信奉理想主义。我回答说:不对,生活有无意义,不决定于环境,而决定于精神状态。同样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精神状态,生活的意义也就完全不同。理想虽然不能变成现实,但仍有作用,就是赋予现实一种方向和品格。在人们看来,我与环境的不协调是十分扎眼的。好心人便替我惋惜,纷纷劝我学一点生活哲学,这样才可以使我的遭际与我的才能相称一些。有一天,一个同学盯我良久,说:“我对你的一生,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表示同情和遗憾。”还有一个同学预言:“你将来或者青云直上,或者大祸临头,反正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活着和死去。”甚至那个老实的副连长也劝我学会适应环境,否则再大的本事也用不上。

  总算熬到了头,1970年3月中旬,我们离开农场,奔赴各自的工作地点。虽然日夜盼望这一天,但是,这一天来了,心情依然迷惘。客轮在苍茫的湖面上航行,远处的那一小角陆地,那一块我们曾经在上面流过汗的土地,逐渐模糊而消失了。四周湖水浩淼,水天一色。我和那两个曾经同游橘子洲头的同学一起站在甲板上,他们也去广西,我们靠着栏杆,长久地沉默着,各想着自己的心事。“一生交给党安排——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其中一个说。“进去了,还能不能出来呢?”另一个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凝视着湖面上若隐若现的几点白帆,它们像风筝一样,从远处的天空轻轻地飘过来,滑过眼前的湖面,又轻轻地飘向另一头的天空去了。我一直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好不容易从地图上找到一个小小的点,标着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名称,也许我将永远生活在那里了。其实,去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我并不很在乎,使我忧虑的是我将处在什么样的人群中。一个同情者曾半开玩笑地问我:“到了下面,你的诗还有什么用呢?”是的,我的诗,我的心,我所珍惜的一切,还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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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广西资源县     周国平 
   从洞庭湖农场出来,我的目的地是广西资源。先从长沙乘火车到桂林,住一夜后,第二天早晨,在桂林汽车站乘长途汽车。坐在车上,想到这辆车将把我送到一个既陌生又很可能要呆一辈子的地方,我的心情既好奇又落寞。中午,到达一个叫百里村的小站,停车休息,司机和乘客都在站上的食堂吃午饭。在以后的岁月中,我许多次重温这个情境,百里村相当于资源的门户,进出都要在此停留。从百里村驶出不远,汽车就进山了。山越来越深,越来越高,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颠簸盘旋。一边是崖壁,另一边是深谷,路面窄而不平,迎面错车相当惊险。车窗外细雨迷蒙,似雨似雾,罩住了群山。下午四点钟左右,终于到达资源县城,正遇上开公审会散会,街上人流如潮。

  资源是一个小县,人口仅十万多一点,位于广西北部,与湖南接壤,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方言也与湖南相近。全县有七个公社(乡),分布在越城岭山脉之中。这里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毛泽东《长征》诗曰“五岭逶迤腾细浪”,越城岭就是五岭之一。县城很小,建在山坳上,抬头看四面都是山,居民也就几千,只有一条街,几分钟就能走完。在农场里关了一年半,现在突然自由了,可以随心所欲地走动了,我感到轻松愉快。开始几天,我天天在街上转,从这头走到那头,看朴素而色彩明亮的房屋,看不同的人脸,觉得一切都新鲜。资源是资江的发源地,因此而得名。这条清澈而又湍急的河流从此成了我的密友,我常常站在县城一侧的那座大桥上,看江水滚滚北流,发出永不止息的轰响。

  到资源后不久,一天黄昏,我独自沿着一条小溪进山去。山谷里静悄悄的,殷红的杜鹃花在涧边,在山坡,在打柴的小姑娘的手中开放着。我发现前方有一匹瀑布,正在夕阳中闪着光芒,便欢快地跑过去。瀑布有数丈高,从一注暗泉的洞口泻下,喷溅着雪白的飞沫。两边的峭壁上布满青苔,紫云英像星星一样嵌在暗绿色的青苔间。瀑布冲入下方一口绿得发黑的深潭,投一块石头进去,听不见落地的声音。我心想,这样的景致倘若在闹市附近,一定会成为名胜,在这荒山野岭却只能默默无闻,至多吸引了像我这样一个偶然落到这里的同样默默无闻的外乡人。推物及人,同此一理,不免苦笑。据说现在资源已成旅游胜地,到桂林的游客往往会进山一游。倘若我至今仍在那里工作,看到纷至沓来的观光客,一定会生出另一番感想的吧。

  我到资源那一年,分配到这个小县的大学生多达六十几人,大多是从广西本地的大学毕业的,但也有好几人来自全国名牌学校,其中北大二人,复旦二人,中山一人,北京政法一人。这些学生绝大多数被分到公社去了,一般是当中小学教师,也有当公社的专职共青团干部的。我算是最受重用的,只有我一人留在县革委会政工组工作,机关恢复旧名后,担任县委宣传部干事。在当时,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相当的满足。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书生在县里出现,又安排在县府工作,大约是很引人注目的。不多时间,差不多半个县城的人都认识我了,走在路上,常有我不认识的人向我打招呼。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小小的春风得意只是假象,我的秉性使我完全不适合于在县机关工作。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虽然我在宣传部工作,但始终入不了党,四年后便被调到位于一个公社的县党校去做教员了。与此同时,若干分配在公社的学生则入党提干,有一位当上了组织部副部长,另一位顶替我做了宣传部理论干事。当然,我很快看清了这种情形的必然性,也就不在乎了。

  在县里工作,下乡是经常的事。我喜欢下乡,一开始是觉得新鲜,后来是为了远离县机关的琐碎是非,图个清静。第一次下乡,是去最偏远贫困的两水公社,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两水是苗乡,景色很美,两条溪流穿越群山,把村寨连结起来。溪上这里那里筑有桥亭,是当地一大特色。顾名思义,桥亭既是桥,又是亭,木结构,瓦顶,两边木栏杆内侧有两排长凳,村民们出工前在那里集合,夏夜在那里乘凉。民风十分淳朴,多数妇女儿童没有出过乡,以至于我这个脸上架着两片玻璃的人几乎被当成了怪物。有一回,我在山里行走,迎面走来三个小孩,最小的那个立即转过头去,把脸紧贴山坡,另外两个恐惧地瞪着我,握着小拳头,如临大敌。我怕吓着他们,便装着没有看见他们,微笑着走了过去。还有一回,几个戴大耳环的苗家姑娘走来,经过我的身旁时,突然一齐尖声大笑,撒腿就跑。

  从我这方面说,开始时我同样不适应村民的生活习惯,不免显得狼狈。我住在一个多子女的贫穷人家,到的第一天,看见主妇把一些蚂蚱放在盆里,用开水浸泡,然后倒进锅里,便好奇地问:“蚂蚱还能喂猪?”她没有回答。晚饭时,桌上有一碗干炒的蚂蚱,我才恍然大悟,后悔自己失言。还有一次午饭时,我到厨房添饭,锅盖半开着,露出一只小猫的下半截,我赶紧把它拖了出来。打开锅盖,我不由得朝后退,另一只小猫正蹲在里面从容地吃着饭。怎么办呢?我犹豫了一阵,还是硬着头皮添了一碗,回到餐桌旁也没有声张。这个家庭真的很苦,几根辣椒放在灶膛里烤一烤,然后捣碎,撒一把盐,就是下饭的菜了,基本上顿顿如此。不过,我始终很愉快,相处久了,一家人都很喜欢我。尤其是那个十九岁的女儿,每见到我就特别高兴,总是甜甜的笑脸,还兴致勃勃地教我讲苗话。我在这一家住了一个月,临别时,男主人拉着我的手,眼圈红了,喃喃说:“对不起……”我知道他是为他家的穷内疚,便赶紧不让他说下去。我正奇怪没有看见那个女儿,她出现了,塞给我一包刚炒好的热花生。她天天穿着补丁衣,现在特意换了一件新衣服为我送行,并且因为我的离去而闷闷不乐。我心中十分感动,但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来。

  后来我下乡就很多了,走了全县七个乡的许多村庄。南方多雨,经常的情景是,我头戴一顶斗笠,脚穿草鞋,在山间小路上踽踽独行。山区地广人稀,村落之间往往相距很远,有时去某地开会,要走大半天。我还曾经在一个生产队蹲点,住了整整一年。那个队离县城倒不远,我和农民一起到城里的公共厕所起大粪,挑回村里作肥料,并不觉得难堪。县里多数干部下乡下油了,一般不参加劳动,我毕竟是学生,并且有强烈的改造意识,常和农民一同劳动。有一回,正是盛夏,在田里割禾,渴极了,看见农民用手拨开水面的漂浮物,喝稻田里的水,我也效仿,喝完定睛一看,水底有一条大蚂蝗。在县机关,因为我不肯惟命是从,我的上司总批评我骄傲。农民对我的评价恰好相反,他们都说我不摆大学生架子,待人最平等。我自己也喜欢和淳朴的农民在一起,比起和那些自以为是的小官打交道惬意多了。只有生产队的开会是我始终习惯不了的,尤其在冬天,会议室窗户紧闭,燃着湿柴,浓烟刺得睁不开眼,吵吵嚷嚷,往往开到半夜,不决而散。

  经常在农村,我对农民的艰难也就有了切身的感知。他们的艰难,很大一部分是干部的强迫命令造成的,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所谓科学种田,强制推广双季稻和相应的水稻矮秆品种。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来到某大队,下令把已经播下的七千斤高秆种子全部犁掉,大队干部要求放鸭子吃,不致完全浪费,这位地区最高长官耍威风道:“不行,就是要全部犁掉,让你们得点教训!”一股风吹下去,定了调子,层层贯彻:“有收无收都得给我种!”我到一个生产队,队长告诉我,去年种双季稻20亩,颗粒无收,今年他想少种一些,但硬派下来的任务是80亩,一亩也不能少。另一是大刹副业,一律判为资本主义倾向。县农办主任带队进驻一个生产大队,我也在其列,被派到一个生产队。正值冬日农闲,有些生产队搭窑烧石灰,烧出的石灰出售,这原是当地农民常用的增加收入的办法,但主任宣布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下令制止。生产队长对我说,不烧石灰,农民没有钱,连年也过不成,问我怎么办。我便召集全队农民开会,让大家讨论怎么办。当然,所有的人都和队长看法相同。我说,既然如此,就照大家的意见办。石灰烧成后,我才汇报,理所当然地被主任批判为右倾的典型。这位主任以贯彻政策坚决、对农民狠出名,曾亲自带民兵拔掉一些生产队种的单季稻,越是这样的人越受到重用,他后来升为副县长了。

  我在资源生活了八年半,收获之一是对中国农村问题有了一点感性的了解。以前我容易把农村想象成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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