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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金狱 作者:萧陶-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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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就知道了。”     
        我们拾级而上。快到门口时,格子门被从里面拉开了,一位身着旗袍的服务员面带微笑地对我们说:“欢迎光临。”     
        首先印入我眼帘的是一硕大的木屏风。上面雕刻着许多竹子,像是临摹郑板桥的哪幅画。刚迈过高高的门槛,就听见服务员问大江:“先生,请问几位?”     

        “两位,‘文竹厅’有人吗?”大江问服务员。     
        服务员走到前台,看了一眼订座单后,对大江说:“没人订,请跟我来。”她一边说,一边领我们往里走。     
        屏风后面摆放着十几张红木八仙桌和雕花椅,墙上挂着不少字画。客人不多,显得非常安静。这两天有点倒春寒。大厅里好像没暖气,怪不得大门紧闭呢。餐馆应该是开门笑迎八方客。 
          
        走到“文竹厅”前,服务员推开门,把我们让进去。一进去,我就看到一盆娇美的文竹端坐在房间一角的花架上。屋的中央有一张小一号的红木八仙桌和两把雕花椅,两边的墙上一边挂着一幅竹子的国画,另一边吊着一把大竹扇,扇面上有五个苍劲大字:有缘来相会。看到它,我就明白大江带我来这里的用意了。 
          
        落座后,服务员一边把菜单递给我们,一边问大江:“请问,喝什么茶?”     
        “来八宝茶吧。”大江对服务员说。     
        四川人也喝八宝茶。一把铜茶壶,壶嘴有几米长。茶师傅隔着一张桌子就能把你的茶沏上,而且滴水不漏,那可真叫功夫。     
        “现在点菜吗?”服务员又问大江。     
        “等一下。”     
        服务员转身出去了。大江对我说:“这里我来过两回,吃饭的大多是山庄里的客人。现在还没到旺季,人不多,很安静。”      
        没过多会儿,服务员端着茶杯茶壶进来了。我揭开杯盖,口大底小的瓷杯里已放了茶叶、红枣和桂圆。服务员用茶壶里的热水把茶沏开。沏完茶,她又问大江:“点菜吗?” 
          
        “想吃点什么?”大江问我。     
        “什么都行。”     
        “你点一个。”     
        “我们这儿主要是淮扬菜,也有广东菜。”见我翻开菜谱,服务员站在一旁介绍说。     
        我把菜谱前前后后看了一遍,也没找到一个喜欢的菜。大江点了仨,菜胆鱼翅、蟹黄狮子头和鱼米之乡。     
        “什么是‘鱼米之乡’?”我问道。     
        见服务员想解释,大江忙对她说:“你别说,让她先想像一下。”说完,他又问我,“想好点什么了吗?”     
        我突然看到一个“水煮干丝”。川菜里有水煮牛肉、水煮鱼。我以为淮扬菜的做法也差不多,心想就它了。     
        “就要个水煮干丝吧。”我一边把菜谱合上,一边说。      
        “这个菜不错,你挺会点的。”大江夸我说。     
        服务员走后,大江对我说:“看你这样子,一时也上不了班,可你们部门总不能群龙无首呀!我跟陈同周商量过了,想从总行借调一个来替你。这样,你也可以踏踏实实在家养病。” 
          
        “行,你看着办吧。”对于行里的人事安排,我没什么好说的。大江这么做,也是为我好。     
        “除了皮外伤,没发现其它毛病吧?”     
        “开始两天,头有点疼,后来又没事了。”     
        “嘴边万一落个疤,去美容院把它做掉。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出门,不见人吧。”     
        “等拆线后再说吧。”我还心存侥幸。     
        菜上来后,我才发现“水煮干丝”跟我想像的完全不同,说南辕北辙都不为过。大江知道后,还把我笑话了一顿。他的那个“鱼米之乡”上得最慢,我都快吃饱了才来。其实它就是个大杂烩,有鱼丸虾米,还有糯米。糯米像炒过后,又泡过水,鼓鼓涨涨的,很烂但还能成粒,挺有味道的。 
          
        吃完饭,我问他:“这儿为什么是淮扬菜?现在外面流行吃的可都是广州菜潮州菜。”     
        “可能跟郑板桥有关吧。”     
        “他是扬州人?”     
        “在扬州做的官,好像是兴化人。”     
        “兴化在哪儿?”     
        “扬州附近喽。”那口气像是告诉我,你这个问题很无聊。     
        “你带我来这儿,不会是因为你喜欢吃淮扬菜吧?”我故意逗他。     
        “还真让你说着了,我就喜欢吃淮扬菜。”     
        “没别的原因了?”     
        “这里人少呀,你不是不想见人嘛。”     
        “我看真正的原因是这五个字。”我指着扇面上的“有缘来相会”说。心想不如跟他挑明了。     
        “你说得没错。”他停了停后,又说:“是缘分让我们走到一起,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吧。”     
        “你也信命?”      
        “信,怎么不信?”      
        服务员进来收拾碗碟,又给我们续了续茶水。大江对她说:“拿个大壶来,我们自己添水。”服务员应了一声后,端着盘子碗出去了。     
        “能跟我讲讲她吗?”他知道我问的是谁。             
        “我老婆在新民中学工作。”      
        “你们怎么认识的?”我对他避重就轻的回答很不满意,追问道。     
        “你想知道?”他反问道。      
        “想。”      
        “好吧,那就跟你讲讲。”他端起茶杯,揭开杯盖,喝了口茶后,接着说,“我跟她的婚事,在我们俩出世前就由双方的父母定了。”     
        “指腹为婚?”     
        “比指腹为婚还惨。她爸和我爸是抗美援朝的战友,都是湖南湘潭县人,跟毛主席同乡。”他开始讲述他的故事。我默默地听着,不想打断他的回忆。     
        “在朝鲜,我爸救过她爸的命。转业后,他们两人又同在粮食系统工作。我爸在县油米厂,她爸在城关粮库。他们哥俩还没结婚时就约定,如果将来你有儿我有女,一定要做亲家。她爸先结的婚,她妈给他爸生了个胖小子。我爸跟我妈结婚后生下了我。我们两家都住在县粮食局宿舍,我妈跟她妈也以姐妹相称。隔了两年,我大弟出生了,她妈没再有喜。眼看两位战友的约定要泡汤,她爸对我爸说我们都要努力,不成亲家誓不休。老天爷真够帮忙的,过了一年,她妈还果真生了个丫头,可把她爸乐坏了,说这下成亲家没问题了。哪知七一年城关粮库着了场大火,她爸救火牺牲了,被追认为烈士,没能等到两家结亲家的那一天。” 
          
        “真不幸。”我为大江岳父的意外身亡感到惋惜。     
        “她爸走后,她妈成了烈士遗孀,一直没改嫁,含辛茹苦地把她跟她哥扶养成人。两家结亲家成了她爸的遗训,粮食局里无人不知没人不晓。我爸先前碍于面子也就说说罢了。她爸一死,反倒不能说了不算了。我爸又是特要面子的那种人,这门婚事还就由不得你不答应,好在我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说得是那么的无奈。 
          
        “你有三个兄弟姐妹?”我好奇地问。      
        “我叫谢大江,我大弟叫谢大山,小弟叫谢大多,妹妹叫谢大娇,合起来就是毛主席的‘江山多娇’。后来我妹妹嫌她的名字太小资了,自己改成谢大桥,反倒不像个女孩子的名字。”他道出了他兄弟姐妹名字以及由来。 
          
        “要是现在就不会改了。”     
        “可能吧。你的名字也挺有意思,应该去当老师。”     
        “为什么?”     
        “严厉呀。”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名字。”我觉得跑题了,便说,“怎么说上我了,你说,你继续说。”     
        “还想听什么?”     
        “你不是上过大学吗,那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     
        服务员送来一把瓷茶壶,里面盛着热水。等她走了,大江才说:“我1978年考上财院,1981年毕业。毕业后的第二年就结婚了,都是我爸逼的。”看得出,到现在他还愤愤不平。我没接他的话茬。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长沙的一所高校当老师。长沙离湘潭不算远,能常回去。我老婆一直在县城中学教书,她喜欢当老师,可我不喜欢。要改行就只能考研。磨了两年,学校才同意。1983年我考取了这里的金融学院。”说完,他端起茶壶给我加水。我忙提起杯盖,见还是满的,他就给自己添水。续完茶后,他没盖杯盖,好让茶水晾凉。 
          
        “那个时候结婚,是不是可以生几个孩子呀?”我的口气好像我们是两代人似的。     
        “不,不行。我儿子是1982年出生的,1980年就搞计划生育了,湖南这档子的事抓得特别紧。”     
        “你没赶上喽。”我有点幸灾乐祸。      
        “我儿子十岁前,我基本上没管过他。我研究生毕业后,每年的寒暑假把他们娘俩接过来住上两三个月,但还是聚少离多,直到1992年他妈调过来,他才跟了过来。他跟我就是不亲。假如我有两三个这样的孩子,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说起他儿子,看得出他很内疚。 
          
        “你一工作就在咱们行吗?”我换了个话题,免得他为孩子的事自责自己。     
        “要那样就好了。考研是为改行,结果苦读三年又做回了教书匠,留校当老师。”他停了停后,说,“这就是命。”     
        “我原本不信命,听你这么说,现在我倒有点儿信了。”我讨好他说。     
        他冷笑了一下,像是告诉我,你的用意我明白。     
        见他没再往下讲,我又问他:“你一个金融学院的老师,怎么就做了行长呢?”     
        “说来也是命。1988年我们给人行搞课题,结识了汪行长,他那时在人行工作。后来他调到咱们总行做行长,就把我调过去了。”     
        “咱们总行行长不是吴行长吗?”      
        “汪行长退了,吴行长才调来。”     
        “你继续说。”     
        “就这样在总行一干就是六七年。三年前,你们分行的老周到点退了,吴行长找我谈话,让我去接。开始我不太想去,可吴行长来的时间不长,我跟他不熟。我不知道不去会有什么后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他的印象中,我就是个不服从组织的人。没辙,还是听招呼的好。我可是头一回跟人说这事,你别出去乱说。”说到这种事,他又像起个领导来了。 
          
        “我跟谁说呀?”      
        “我只是给你提个醒,知道你嘴紧。”      
        “这么说,你被逼来的喽?”我没好气地问他。     
        “也算吧。我来是平调,没升也没降。”     
        “你为什么不愿意来分行?”     
        “总行眼皮底下的分行可不好干。干好了,应该的。干不好,还得栽在这里。”他说得挺悲观的。           
        “就没一点好了?”我当然有所指。     
        “要有,那也是意外收获。”     
        “什么意外收获?”     
        “你觉得我会说什么?”他反问我。     
        “认识了我呗。”我心想他不肯说,不如我来说,反正也没外人。     
        “其实,你可能都不知道,在你进银行这件事上,我是出过力的。”      
        “你?”我知道他不会信口开河,更不会往自己身上揽功,可还是将信将疑。      
        “招你来的那年,你们行搞用人制度改革。从社会上招聘部分岗位的员工,实行合同制。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评审小组,来甄别应聘人员。这个小组有十几个人,其中就有我。” 
           
        “你是总行的人,怎么掺和分行的事?”     
        “这你就不懂了。分行有用人权,但那次是试点,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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