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变革 作者:[英]安东尼·吉登斯-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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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伦敦，1989。她发现，在时间较长的受试过程中，男孩谈论性（他们常常不谈论爱）的方式和女孩的回答之间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差异。男孩似乎不能用一种和想像的未来相联系的叙事形成谈论性；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50页。而只能大致地讲出偶然的性故事论段；像什么早期异性游戏或各种各样的性征服。但当询问女孩的时候，汤普逊发现，她们几乎都能够不要暗示就讲述一段颇长的故事，“这些故事浸润着对于？昵关系的惊奇发现，痛苦的情绪，和自鸣得意的快乐。”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51页，伦敦，1989。她指出，女孩天生就具有很类似于职业小说家讲故事的技巧与本领，有能力复述复杂的故事情节，说起来还事无巨细，有条不紊；有许多女孩还能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根本不需要测试主持人的太多帮助。
汤普逊认为，自我叙述的这种流利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么一个事实：这些自我叙述已经是一再重复过了。这些自我叙述的故事产生于女孩彼此之间多次交谈，其中的情感和思想不仅在对话过程中出现过，而且还固定成形了。汤普逊承认，她本人比这些女孩长一辈，而那些故事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专门为她而编撰的，然而被调查者的反射性解释又在她身上引起共鸣，她也像她们一样深深地被这些故事所吸引。她觉得自己“被托付给某种像初恋一样有价值、有意义、有预见性的东西，此时初恋情人把这种东西理解为未来的预兆”。因为，作为更强烈的反射性共鸣者，她认定自己有“对罗曼司的嗜好”。
追寻—罗曼司
汤普逊把少女故事中重要的主题样式名之曰：“”。罗曼司使得性关系与对未来的期待一致；在对未来的期待中，性交活动被认为是迂回地接近终极恋爱关系的方式。性从来都是一个闪光的策略，并伴随着对命运追求的罗曼司。但是，对浪漫之爱的追寻不再意味着要将性活动推迟到那种梦寐以求的关系出现之时。与一位新的伴侣发生性关系，可能是所追求的命定遭遇的开端，但一般说来并非如此。下面就是一位受试者对罗曼司的叙述：
我们发现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开始一起赶公共汽车回家，然后我们又不想赶公共汽车，而想步行回家，这样，我们就有更多时间谈话。我俩都已经有了对世界的独特看法……我们开始谈学校，最后还谈到了中国……不出3个月，我们就这么恋爱了……这是令人惊异的。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61页，伦敦，1989。
是的，令人惊异，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25年前一个追求少年性关系的人身上。因为这个爱情故事是个女同性恋者的罗曼司。明显地体现在汤普逊著作中的重大发现之一是，性多样性与执着的罗曼司观念同时并存，虽然二者有时也处在动荡与冲突的关系中。汤普逊所测试的同性恋少女中，她们似乎都认为同性恋罗曼司和异性恋罗曼司一样不可抗拒、引人入胜。
从不可追溯的年代开始，说一个男孩“失去童贞”似乎是不伦不类的说法，即使今天亦复如此。在男孩看来，初试云雨是一种有益的收获，它对未来生活具有保护意义，但无关于自我的核心面，而只不过是诸种男性能力的标志之一。对于女孩而言，贞操仍然是某种被认为是被放弃的东西。对大多数人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要放弃这作为早期性经验构成部分的贞操，而在于如何选择正当的时间与场合放弃它。男孩对第一次性尝试迫不及待，女孩则“不紧不慢，希望不要操之过急”。这件事同浪漫叙事直接相关。女孩向自己、也暗暗地向第一位性伴侣（不论是她还是他）提出的问题是：我的性活动能让我决定未来的生活道路吗？性活动能给予我性权力吗？对许多人而言，初次性体验都是一种考验：未来的浪漫前景能否美梦成真。
正如“追寻—罗曼司”这一术语所示，少女们对罗曼司的追寻并不只是一系列被动消极的渴望——“总有一天我心中的白马王子会到来。”尽管在许多方面充满痛苦和极度不安，这种追求却依然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信奉未来的过程。汤普逊对罗宾做出了回应，她发现被调查的少女们并不必要为实现性解放而奋斗，因为自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问题即是要不顾男性的态度来运用这种自由，这种男性态度往往不只是对过去时代的继承。因而，少女们在此是作为主要的社会实验者而出现的，对此，汤普逊作了非常恰当的解释：
在某种程度上，少女们正在奋力解决19世纪女权主义者所预言的难题；这些女权主义者在当时就反对割裂性与生殖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正好构成了女人说服男人的惟一方式，她说服他对这种关系作出自我承诺。但这最终只是个幻想而不能强制的问题，因而必须面对性、罗曼司和？密关系的解构，重新协调性别纷争。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60页，伦敦，1989。
迫于上述使命的过度压力，少女们往往试着以守为攻，皈依于先前存在的观念与行为方式，接受双重标准，“梦想当母？”，“又渴望永恒的爱”，二者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但许多人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背叛了早先确立的标准、规范与禁忌，并以许多方式调校着它们；对于这些调校方式，人们投入了大量的情感资源，但这些方式却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必待以可能出现的未来事件予以重构，因而它们是开放的。
到了少年时代后期，许多女孩已经体验过了苦恼的恋情，意识到罗曼司再也不会等同于恒久的爱恋。在一种高度反射的社会里，她们不仅接触到，而且还在电视与书本媒介中积极主动地寻找五花八门的有关性、人际关系和影响力量的讨论，这些讨论都极大地影响了女人的立场。在实际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的追求活动中，这些女孩子所把握的浪漫之爱情结的零散要素再也不是完完全全地维系于婚姻了。所有的女孩真正认识到她们要通过有酬劳动使自己的生活大多能自食其力，大部分人认为劳动技术乃是她们将来独立自主、安身立命的基础。在汤普逊所测试的女孩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大都具有中产阶级家庭背景——才认为工作是他们未来生活意义的源泉。一个女孩说：“我想，我现在要做的是找一份我喜欢的工作……如果我嫁给某个人或跟某个人生活然后他们又离开我，我就什么也不害怕，因为我是完全不依靠别人的。”但是，正如汤普逊在同别的女孩交谈时又发现，女孩很快回到了罗曼司与性主题：“我要与一个男孩建立理想的关系；我想，我要别人爱我、关心我，正如我爱别人、关心别人一样。”
女人、婚姻与关系
只是在过去一代人中，女人们自立运动才意味着离开父母家庭。在更早的时期，除了少数妇女，对于所有人而言离家都意味着出嫁。与大多数男人不同，大多数女人还继续把走入外在世界与形成某些依恋等同起来。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甚至当一个人还是单身，仅仅在预期未来关系的时候，男人们常常用“我”的口气说话；而女性对自我的叙述总倾向于用“我们”的口气表达。上述引语中一望便知的“个体化言语”被暗度陈仓的“我们”所修饰改变了；正是那种人要“爱和照顾”，并从“我”之中塑造出“我们”。
与今天那些更年轻的年龄群体之中的人相反，较年长的妇女们对于性的经验几乎总是纳入了婚姻的框架，即使正在谈论的人并未结婚。艾米莉·汉柯克在80年代后期研究了20名美国妇女的生活档案记录，这些妇女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在20～75岁之间，有的仍然生活在第一次婚姻中，有些是再婚，还有些是离异或寡居。在她们看来，婚姻是一个女人生命中最核心的体验——虽然许多人必须向后回溯重构她们的过去，因为在她们第一次结婚时，对婚姻的认识与今日有天壤之别。
让我们对汶蒂的故事稍加追述。在汉柯克采访她时，她39岁。汶蒂的生活履历证明，部分由于外在世界的变化，部分由于她本人必须克服的个人生活危机和生活变迁，从而产生了一种日益上升的自我反思意识。汶蒂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的父母？严格遵循的行为法则是“行为正当举止得体”，她是4个孩子中最年长的大姐。她用嫁人的办法来挣脱父母的严格控制，做得非常主动、非常有意识，她是以跟人私奔来完成其壮举的（“私奔”经过几十年后已成了一个古字）。汶蒂认为结婚与进入成年，二者是完全等同的。她认为；婚姻就是“再造茧蛹，同时又使你再蜕变为一只完美的蝴蝶”。
对她未来丈夫的依恋促进了她的独立性，至少，在她看来事情是这样的：“与一个新的人建立这种关系，是我采取的第一次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行动，从这里接踵而至的又有如此多的事情。”但是她的自律行为也是一种假设的物质上的依托。“我想，不结婚才是更加激进，但这决不会是我的选择，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是个未婚的人，这是肯定无疑的。”她不想只当一位家庭主妇，因此决定不会像她自己的母？那样过着一种褊狭的生活，因为那种生活的最高关怀永远是家庭——是锅前灶后。汶蒂当上了中学教师，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甚至当她身怀六甲成了准母？的时候也没有辞去工作，而是改为半日制教学。
后来，她丈夫在一次偶发的事故中丧生，她经历着人生最严重的危机，丧失了作为一个成年人把握自己的能力。这个事故不仅是生离死别，而且还是失落依恋。她的安稳感与成就感原以这种依恋为基础，因而，失落依恋成为一种心理创伤。尽管仍要哺育爱子，她还是感到“一下子被抛回到少年时代”，茫然失措、心智衰微。她父母希望她搬回去和他们共同生活；她认识到自己为了一种整体感而多么依靠着婚姻，因而成功地谢绝了父母的好意。她的第二度婚姻，也像初次婚姻一样，完全是由爱情而发，最后水到渠成，所以梅开二度，亦是她“自我完全复归”的构成要素。但是这时，她已经比初婚的时候具有更宽阔的视界：“带着一种产生于灾难与混乱中的自我意识去做事，这有助于你认识到自己的潜能，你可以像一个雕塑家那样把它更清晰地刻画出来。”汶蒂跟第二个丈夫又生了几个小孩；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继续在她的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但已不再追求更高的职业成就。
与汶蒂相比较，海伦的经历完全不同，当她接受研究者测试时，已49岁。在她成长的年代，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极端“缺乏自信，几乎到了一种心理变态的程度”。在大学里，她碰上了一位事业有成、颇有名气的教授，并和他结了婚。为了结婚而甘愿辍学、放弃自己的大学生活，她的自我价值感基本上依赖着丈夫的抱负与功名。正如她后来说的，她管理着他的生活，就像一个“仆人”或者“管家”。当她丈夫宣布要跟她离婚时，他们正生活在大学住宅区；由于他具有专业职位，她必须离开；带着孩子到别处生活。和汶蒂不一样，海伦的父母没有邀请她回家，也没有提供任何道德上的声援和物质上的资助。
首先是被绝望所压倒，其次又为孤独所折磨，海伦最终想回到大学，半工半读而完成学业。她始终认定自己无可救药，处在“劳动妇女”的低社会层次，直到她谋到一份出版发行行业的职位。在她接受测试时已成为一名成功的编辑。汉柯克把她描述成一个敏锐犀利善于讽刺的人，全身充满嘲讽的智慧。然而她表面的强悍后面却隐藏着绝望与自憎，这是她婚姻之终结留给她的“财富”，她一辈子都不可能从中恢复过来。她感到是束缚在一种“空虚无聊的”生活中，不是致力去塑造自己的未来，而是任自己继续“向无限漂泊”。她还总结说，“你问我什么是我的成年生活？空虚，这就是一切。在35岁时，我就已是具行尸走肉；现在已近天命之年，但我甚至不能够描述这过去的15个春秋。我抚养孩子长大，但是，完全没有了时间感。”全部引文出自艾米莉·汉柯克：《少女之间》，伦敦，1990。
女人、婚姻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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