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变革 作者:[英]安东尼·吉登斯-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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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性征与偶发性接触
偶发性性征在一些女同性恋俱乐部和酒吧文化中得到最充分发展。酒吧生活往往以寻欢为主，即寻找临时的性搭档。一个刚刚接触酒吧文化的新人说，长期以来，“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直不幸被排斥在酒吧文化之外”。她继续说，她的教育和出身似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然后，她突然明白了建立联系的最重要因素是相貌和“现场的魅力”。“就是那么简单……在酒吧里没有人会对可以带回家与老母见面的人感兴趣。”锡德尼·阿波特和芭芭拉·罗敷：《萨福是真正的女人》，第74页，斯坦出版社，纽约；1977。
短期的非个性化的联系在女同性恋关系中决非不存在。仅就许多男同性恋者都相互建立起长期的性纽带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应夸大男女同性恋之间的差异。然而，一些男同性恋者的偶发性性征的强化却是女同性恋群体所远不可及的。比如，当洗浴房存在的时候，来洗浴房的许多男人每天晚上在那里寻求多次性经验；如果在几个小时之内只有一次性经验的话，他们大多会失望的。马丁·霍夫曼在对60年代的洗浴房文化的研究中采访过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常常在一天晚上就有过大约50次性接触。马丁·霍夫曼：《男同性恋的世界》，第49～50页，基础书局，纽约，1968。
如男同性恋者从事性活动的各种群体场合一样，洗浴房的性活动一般是隐蔽的。到那儿去的男人除了最随意的谈话之外，通常相互间没有社会交往。他们丝毫不了解各自的外部世界生活，只称呼各自的名字。在此，临时性被赋予一种新的意义；与这种接触相比，《巴黎的最后探戈》中描写的异性艳遇仿佛成了一种情深义重的纠缠。
霍夫曼提到的男人已经结婚，已是两个孩子的父？。男性双性性征在今天的男性性行为中如此典型，以至于成了有如异性性征一样“正统”的性指向。不时从事偶发性同性性活动的“异性恋”男人的比例近来已有显著增长——尽管受到艾滋病的冲击。据研究者们估计，在美国，40％的已婚男人在其婚后生活期间都与其他男人有过性交往；还有人认为其比例甚至更高。西德尔·弗尔马尼：《男人，更加黑暗的大陆》，第23～30页，曼达林出版社，伦敦，1991。
以这种伪装出现的偶发性性征的防御方面似乎再清楚不过了。这可以视作男性从性征、自我认同和？密关系等关系的一种总体逃逸。在妇女不再充当共谋的地方，偶发性同性性征便成为男人串通起来抵制性别平等的一种努力。在婚姻关系中承诺给对方的各种权利由于偶发性接触的间离效果而陷入了困境。
对拒绝与女性进行任何性接触的较公开的男同性恋者也可以做同样的描写吗？仅就对女性的厌恶是非常普遍的男性心理的一部分这一点而言，男同性恋者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安全置身于外而解决矛盾的情感。然而，仅仅从否定的方面看待偶发性性征的趋势将是错误的。与女同性恋者一样，男同性恋者也对传统异性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整一提出质疑。如人们所理解的制度化了的婚姻一样，一夫一妻制总是维系于双重标准，因此维系于父权制。它是对男人提出的规范要求，但许多人只能报之以违背。而在一个可塑性性征和纯粹关系的世界上，必须依据承诺和信任的语境“重构”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指的不是关系本身，而是指把性的排外性作为信任的标准；“忠贞”除了指信任对方所假定的那种诚实外不具有任何意义。
偶发性接触虽然并不构成一种控制手段——或一种癖好，如霍夫曼描写的例子所示，但事实上却是对可塑性性征提供的各种可能性进行的探讨。由此看来，甚至在非个性的、昙花一现的接触中，偶发性性征也可以是日常实验的一种肯定形式。它揭示了可塑性性征（隐含的）真实：性摆脱了古老的对区别性权力的臣服。因此，洗浴房文化中男同性恋者的偶发性性欲表达了一种大多数异性关系（包括临时关系）中所没有的一种平等。就其本质来说，它只能以性实践本身的形式赋予权力：性感受是惟一的决定因素。这当然是偶发性性征在去除其冲动特点时所能提供的快感和满足。
男同性恋性虐狂 、皮带王后、穿粗布的群居者——这些不仅仅是对异性关系中男性的讽刺反驳。他们也是可见的对男性的颠覆，同时证实了阳物权力所否认的理所当然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自我认同，包括性认同，乃是一种反射线成就。在一种平行的意义上，非个性的偶发性性活动是对由于参与“外部”统治而颠覆了性快感这一现象的批判。这完全可能是防御性的和强制性的，甚至受其外部影响的驱使。只有通过在其他社会生活场合平等对待各种影响而汲取营养时，才能充分认识其内在的平等。偶发性性征往往会成为逃避？密关系的一条途径，但它也提供促进或加工？密关系的一种手段。性的排外性仅仅是保持对对方的承诺、达到诚实的一种方式而已。这种排外性尽管是阳物统治的核心，但偶发性性征是否本质上与新出现的纯粹关系的标准不相协调，却一点也不清楚。
男人与女人：同路还是殊途？
“30年来我一直是同性恋者。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有过长期的关系，但几乎没有人能‘白头偕老’。我们为此而焦虑——我们认为异性恋夫妇远比同性恋夫妇厮守得长久。”海特研究中的一位妇女提出这一灼见，还说：现在情况不同了。情况的确不同了。海特研究中描写的同性恋关系往往很难相处，为许多问题所困扰，并为时不长。然而，与同性恋关系相比，异性恋关系往往看上去是一个战场，在那里，进攻和公开的战斗与两性间深切的不满混合在一起。海特发现，她用作抽样调查的所有异性恋妇女都说需要与丈夫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大部分人报告说，当他们试图创造更紧密的交流时都会遇到抵制或情感疏远。妇女对对方持续的不忠诚感到绝望，尽管有相当一部分人也保持婚外联系。在她们期待着持续的爱的地方却出现了情感的枯竭。海特是这样描写的：
许多妇女知道在婚姻关系中她们不会得到相同的情感支持、尊敬或敬重。然而却很难对一个男人确切描述他是如何逐渐改变态度的。促使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些方式在表现上如此微妙，以至于当一个妇女忍不住表达沮丧的情感而保护自己时，她发现几乎说不出什么理由来：指出所说或所作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会显得小题大做。但一旦总合起来，那么，毫不奇怪，甚至这样一件小事也会引发一场大战——或确切说，会导致永远不会和解的另一次离异。这些小事削弱关系，使妇女生气，最后使爱情减少到一种不过是淳朴的忍耐。谢尔·海特：《妇女与爱》，第73页；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
正如可能的交流一样，平等是？密关系变革的一个内在因素。今天，男人向女人发怒就其实质来说是反对妇女在家里、工作单位和其他地方的独断专行。反过来，妇女向男人发怒是因为男人以微妙和并非非常微妙的方式否认妇女所要求的物质特权。对妇女来说是经济贫困，对男人来说是情感贫困：难道这就是两性之间关系的嬉戏状态吗？男女双方自命的辩护者都会这样认为的，尽管每一方都可能谴责另一方没有完全承认给对方带来的痛苦。
赫伯·戈德伯格拣取作为心理伤害的男性主题，描写了“男性面临的危险”，谈到了作为神话的男性特权。赫伯·戈德伯格：《男性面临的危险》，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6；《新男性》，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9，及其他著作。戈德伯格敏感地观察到了影响性别和性征的那些变化，并对妇女运动表示同情。然而，在他的著作中，那些在海特调查中以及在无数治疗手册中引起反响的妇女对男人的抱怨——男人缺乏情感、感觉麻木等——被视作男人必须肩负的令人不愉快的负担。
在此，癖好似乎又一次起到核心作用。戈德伯格认为，许多男人都变成了“木讷”，被他们几乎不理解的动机所驱使。现代文化浸透着“商业木讷，高尔夫木讷，体育木讷，花花公子木讷”：所有这些木讷都“遵守男性游戏规则”，结果，“已经失去或逃离了他们的情感和对自身作为人的意识”。妇女抗议并已经挣脱了束缚她们的家庭环境和这种环境给他们自身发展带来的局限。男人仍然被禁闭在养家？口的角色之中，尽管男人为女人提供的经济利益现在非但受到青睐，反而遭到白眼。“像男人一样行动”的必要性已经刻下深深的印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也是妇女所期待的——但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却是沉重的。据戈德伯格言，男性占有特权的观点公然不顾所有那些个人伤害的统计数字：在寿命、患病率、自杀、犯罪、事故、酗酒和吸毒等方面，妇女一般要比男人幸运。
男人在诚实的反思时刻会扪心自问，“所有这些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得到了什么？我对未来能期待什么？”这种人将不知道如何做出肯定的或乐观的回答。她的变化与他自己的僵化加在一起使他陷入困境。如果他坚持旧的方式，他就会被谴责为大男子主义和性歧视。如果他尽最大努力承担新的责任而同时不提出平等要求、甩掉传统束缚，那他只能感到负载过重，已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他完全抛弃传统的男性风格，他会惊恐地发现在大多数女人甚至大多数其他男人的眼里，他变成了看不见的、没有性感的和没有价值的人，那些人会对一个没有工作、地位和权力的男人弃之不顾的。赫伯·戈德伯格：《男性面临的危险》，第3页，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6。
据戈德伯格言，在当代关系中，男人往往陷入一种认输的境地。女人会说，“你害怕？密和情感的温暖，”这往往是事实；但她们事实上一直在寻找她们所敬仰的男人，有自治力、控制力和事业心强的男人。女人逐渐对起初吸引她们的那些特点感到愤怒，因为她们越来越看不起男人所最能提供的那些关怀形式。赫伯·戈德伯格：《新男性》，第163页，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9。
女性主义的反驳以迥异的方式看待这一切。据芭芭拉·厄伦雷契言，男人比妇女更早一些时候反叛先存的性别角色。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早在30或40年前，人们指望男人结婚，养活妻子；不这样做就会在某些方面受到怀疑。然而，在某一时刻，男人开始对结婚和满足经济需要感到厌烦。他们仍然需要获得经济成功，但不必相信应该承担为他人工作的责任。要无拘无束，男人就得过单身生活；他能够在不满足娶妻生子的社会要求的情况下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在厄伦雷契看来，似乎对传统男性的勤劳生活提出质疑的垮掉分子和嬉皮士进一步强化了已经发生的变化，因为他们蔑视婚姻、家庭和家庭责任。
男人与女人：同路还是殊途？
厄伦雷契认为，医学和心理学无意中促进了男性叛逆；它们表明男人是如何不成比例地受到现代生活的紧张和压力的影响的。在19世纪，男人的寿命长于女人；随着心脏病、癌症和其他疾病取代了以前的主要疾病，如结核病或肺炎，随着婴儿死亡率越来越低，妇女的平均寿命开始长于男人。男人变成了弱性别，至少在某些医学圈子里，这个事实被认为是男人需要比女人更努力地工作造成的。尤其是冠心病，其患者大多是男人，因此被解作男人承受更大压力的表现。在此，戈德伯格的观点是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的：“心脏病造成的长期恐惧将颠覆女人要分享丈夫工资的要求，而且，不仅如此，还会把养家？口的角色指控为给男人设下的‘致命陷阱’。”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第86页；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
其结果如何呢？在厄伦雷契看来，戈德伯格的观点可以使男人获得双丰收。他们可以担当养家？口的角色，同时不丢掉优越于妇女的经济地位。“男性的面具”可以剥去了，与此同时，男人也可以避免长期的家庭义务，而集中精力追求自己的快乐。一种社会氛围已经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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