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变革 作者:[英]安东尼·吉登斯-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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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而言，这是一个古怪的判断。然而，如果依据性所激发的情感和冲突、而非依据性活动本身来理解，上述观察还是有道理的。
男性性征在迄今一直盛行的“分离和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是不成问题的。其本质由一系列社会影响所掩盖，而所有这些影响现在已经或正在受到颠覆。其中包括：①男人对公共领域的控制；②双重标准；③依据双重标准而把女性分成纯洁的（可婚娶的）和不纯洁的（妓女、娼妇、姘头、女巫）两种；④依据上帝、自然或生物学来理解性差异；⑤认为女性的欲望和行动愚蠢或非理性而加以问题化；⑥依据性别进行劳动分工。
这些现存的社会形式越是破裂——尽管所有这些仍有立足之处——男性性征就越陷入困境，往往会成为冲动。如前章所示，男性性冲动可以解释为一种偏执但却脆弱的日常行为，这些日常行为已经脱离了以前的支持。至少从其公共制度的领域来看，这种冲动构成了可与现代性本身的苦难历程相媲美的一种“奥德塞”——涉及控制和情感距离但却处于暴力边缘的一种“奥德塞”。
性征与精神分析理论：写在前面的话
弗洛伊德发现的可塑性性征——载于《三篇论文》——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与其对男性和女性性发展的阐释并不十分吻合。按弗洛伊德的描述，那种发展是“天生的”，在儿童生长的环境中，其性能量是以特定客体为指向的。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可塑性性征上，并提出女孩子何以妒嫉男孩子的问题，而非理所当然地接受基于特定体质的妒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以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方式重新建构“男性”的起源。
俄狄浦斯的过渡时期标志着弗洛伊德成熟的性心理分析的里程碑，在《三篇论文》中并非举足轻重。那部著作写成时，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只具雏形。因此，尽管弗洛伊德后来依据续后的发现修正了《三篇论文》中提出的论点，但是，关于性征不具有内在客体、男性和女性性征具有同等功能等观点已经让位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男性和男性性征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男孩子的优越性在于他们的阳物是可见的，作为性刺激的源头而更容易被找到。对于男孩子如对于女孩子一样，性发展是件可怕的事：阳物由于是可见的；因而也是易受伤害的；男孩子与父？的争风吃醋是一种极为矛盾的混合情感，既标志着失败又标志着自身的独立。而就较深刻的意义上说，小女孩是被剥夺了，她那明显的缺乏是其生存所固有的。她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因为她生来就“被阉割”了；她只能以一种二极方式获得异性性征，她知道由于没有阳物，所以她永远不能占有母？。通往女性的直接途径并不存在。
就其阳物妒嫉观念的重要性而言，弗洛伊德的著作似乎不能指望成为女性主义作家的灵感源泉。事实上，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相遇已经证明为心理学和社会理论做出了重要和创新的贡献。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和最佳讨论，见特瑞莎·布勒南：《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之间》，卢特莱支出版社，1989。然而，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露丝·伊瑞格蕾等深受雅克·拉康和后结构主义哲学影响的作者与楠茜·肖多罗、多罗茜·迪奈斯坦或卡洛尔·吉利甘等受客观关系学派左右的作者之间已经产生了重要分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点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些差异却又可能是夸大其词。这个不太重要的因素恰恰是表面看来最重要的因素：即后结构主义的影响。
我希望不熟悉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的人将原谅我在下两个段落中使用相当难解的词汇。据后结构主义思想，事物没有本质；一切事物都是由流动嬉戏的能指构造的。正如女性主义与弗洛伊德的争论及其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利用所折射的，这种观点表现为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如果总是从反面界定意义，依据相反的方面界定意义，那么，“性身份”或更普遍的“性认同”就是用词不当。这种观点在拉康论证的“分裂”现象中找到了进一步的支持：主体只通过误认显示自身。
在我看来，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无论如何都是以一种被错置的语言理论为基础的。安东尼·吉登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生产》，载吉登斯与乔纳生·特纳：《当代社会理论》，政体出版社，剑桥，1987。意义不是通过无休止的能指嬉戏，而是在实用的场合中，通过差异界定的，这毫无疑问。在逻辑的层面上，语言的语境从属性质绝对没有理由消解连续的认同。“本质主义”是不伦不类的问题，除非从经验上说明自我认同在多大程度上是模糊的或破碎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从类的性质上把男人与女人区别开来。
更为重要的是拉康提出的命题，即妇女被明确排除在象征界和语言之外，这至少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所利用。比如，对伊瑞格蕾来说，不管她对拉康的其他批评如何，对女性来说都不存在指意的经济：女性都是双重意义上的一个“洞”。然而，这一立场是拉康在象征与“父？的律法”之间建立关联的结果。我们似乎没有充分理由接受这一观点。肖多罗提出了比较合理的见解，即“男性语言”，如果存在的话，往往比女性语言更具工具性和理论性——但在某些关键方面，“男性语言”既表示剥夺也表示统治。因此，在这里的讨论中，我将依据客观关系方法，而非拉康的方法。然而，拉康式的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重点还需要牢记在心——尤其是对性认同的破碎性和矛盾性的坚持。一旦丢掉后结构主义的透镜，那就没有理由不把这些重点保留在客观关系的语境之中。
社会心理发展与男性性征
依据肖多罗，人们可以证实的是，在生命的最初年月里——尤其是、也许仅仅是在当代社会里——母？的影响胜过了父？和其他照顾者的影响。楠茜·肖多罗：《母性的再生产》，加州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78。儿童对母？的最初感受实际上恰与阉割和无能之人的形象相反；尤其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小男孩、女孩都把母？视作无上的权威。因此，早年的自我认同和一种潜在的？密关系首先是通过与一位无比重要的女性人物的认同发展而来的。要获得牢固的独立感，所有儿童都必须在某个阶段摆脱母？的影响，并因此解除母爱。不言而喻，这是通往男性之路，而非向女性的迂回。男性自我认同的根源与深切的不安全感密切相关，这是此后一直萦绕个人无意识记忆的一种丧失感。基本信任是本体安全的根源，在本质上是妥协的，因为男孩恰恰是被他所爱戴信任的那个成年人抛向男人世界的。
由此看来，对两种性别来说，阳物，作为对阴茎的想像性再现，是从女性统治的幻想衍生其意义的。珍尼·蔡斯古特…史摩格尔：《弗洛伊德与女性性征》，载《国际精神分析学杂志》；卷57，1976。它象征着分离，但也象征着叛逆和自由。在俄狄浦斯之前的阶段，阳性力量与其说来自纯粹的男性优越性，毋宁说来自母？和父？权威领域的分离。阳物表示摆脱了对母？的压倒一切的从属，也表示独立于母爱和照顾的能力，是儿童早期寻找独立的自我认同的关键象征。阳物妒嫉是一个真实现象；如杰西卡·本杰明所说；这种妒嫉表示男女儿童与父？相认同的愿望，父？是外部世界的原始代表。杰西卡·本杰明：《爱的纽带》，维拉哥出版社，伦敦，1990。俄狄浦斯阶段的到来证实了男孩与母？的分离，但作为交换，却给男孩以更大的自由——甚或更大的任性，这与自由决不是一回事。阳性因而充满了生气和抗争，而男孩的精力却掩盖着一种原始的丧失。
在习惯的层面上，？密关系越是变化，俄狄浦斯的过渡就越是趋于“和睦相处”：即父母和孩子们基于对对方权利和情感的理解建立起来的相互交往。“缺席的父？”的问题首先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来的，最近又由男性活动团体提出来，在此可以从肯定的而非否定的方面来看待。父？不是特别严厉的惩戒人物，因为早年的大多数惩戒都是由母？执行的，用汉斯·列奥瓦尔德的话说，父？（或理想的父？人物）比母？“慷慨”。汉斯·列奥瓦尔德：《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载《精神分析学论文集》，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在此，我们看到进入男性心理发展的一种耻辱感，尽管与女孩子相比，内疚占据突出的位置。最最重要的并不完全是与明显的惩戒人物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养育的防御性拒绝。
因此，男性的自我认同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哺育的；其中，趋于自足性的动力与具有潜在危害的情感缺陷并驾齐驱。一种自我认同的叙事已经势在必行，以便写出被剥夺童年母爱的痛苦。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因素多多少少都具有普遍性，但在当下语境中，重要的是男性性征在母爱——如果真的有过母爱的话——极为重要同时又已失去的环境中所造成的特别矛盾的结果。不错，阴茎就是阳物，但是，今天，阳物仍然保持的权力越来越聚焦于阴茎，甚或说把性交作为其主要表达。
以这种方式理解现代社会中的阳性有助于说明典型的男性性冲动。许多男人都通过对女性的审慎观察被迫寻找自身缺乏的东西——而这种缺乏可以在公开的愤怒和暴力中显示出来。在治疗文献中，说男人“不能表达情感”或无法交流情感已是习以为常的了。但这太过于粗鲁。我们应该说，许多男人都不能建构一种自我叙事，这种自我叙事能使他们与逐渐民主化的和重建的个人生活领域达成一致。
男性性征、冲动、色情文学
在现代社会环境中，男性性征的脆弱性在当代疗法的个案研究中均有文献记载。西德尔·弗尔马尼说，“不管阳性是什么，它对男人都是非常有害的。”她讨论的个案研究资料为这一观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西德尔·弗尔马尼：《男人，更加黑暗的大陆》，第13页，曼达林出版社，伦敦，1991。与女人相比，更多的男人易于产生性急躁；然而，他们也把性活动与生活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能够找到稳定和一致的方向。
当女人确定出她们与男性隐蔽的情感从属性的共谋并加以拒绝时，趋于偶发性欲的那种驱策力便会具有更大的冲动性质。如我试图表明的，罗曼蒂克式的爱总是携带着对这种共谋的抗议，尽管在某些方面这种爱也帮助支持了这种共谋。妇女越是追求融汇之爱的伦理，男性情感从属就越难以维持；但是，对许多男人来说也就越难以对付这种伦理所意味的赤裸的道德。仅就阳物实际上变成了阴茎这一点而言，男性性征便易于在包括使用暴力在内的武断的性主导与有关性能力的持续焦虑之间被撕得粉碎（这些焦虑最常见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关系当中，在这种关系中，性行为已经无法与各种情感区别开来）。参见迈克尔·罗斯：《已婚的同性恋男人》，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83。
男性性焦虑大多是隐而不见的，只要上述起保护作用的各种社会条件仍然存在的话。如果妇女表达性的能力和需要直到20世纪还仍然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的话，那么，同时发生的男性心理创伤也同样被隐蔽起来了。莱斯利·霍尔分析了许多男人写给玛丽·斯托普斯的信，阐明了这种性质的性骚动和绝望——决不是那种无所顾忌的淫欲或鲁莽放荡不羁的性欲。莱斯利·霍尔：《隐蔽的焦虑，男性性征，1900～1950》，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阳痿、梦遗、早泄、对阴茎大小和功用的担忧——这些以及其他焦虑在信中反复提及。与斯托普斯通讯的许多男人谨慎地指出，他们不是弱小男人，而是“高大健壮”，“体格超过一般”，“结实，强壮，身体非常健康”，等等。
由于缺乏性知识而引起的焦虑是一个恒定主题，正如长期的自卑和困惑情感一样。不能引起对方的性反馈是常见的一种抱怨，但男人缺乏快感也同样如此。一个人曾这样说：“我们两人从来没有感到最紧密拥抱时的那种满足，本能和理性告诉我情况应该如此。”莱斯利·霍尔：《隐蔽的焦虑，男性性征，1900～1950》，第121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斯托普斯的大多数信访者所产生的性忧虑或是集中在性交失败上，或是集中在不能正常性交的担忧上。缺乏“阳刚之气”威胁到男女之间的宝贵关系，而不是抽象问题。
尽管我不想详尽讨论这些问题，但前面的分析有助于说明大众色情文学的一些特征和男性性暴力的一些重要方面。色情文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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