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2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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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身上发现的。德·夏吕斯先生性格上的缺点与贵族的习性相重迭，至今他对我仍是个谜。盖尔芒特公爵尽管从整体上说也很粗俗（从前，我外祖母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遇见他时，对他的粗俗举止甚为反感），但他身上仍有不少旧贵族的特点。对于这一点，我去他家吃晚饭的那一天，也就是我和圣卢共进晚餐的第二天就有所感觉。
　　我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第一次见到公爵和公爵夫人时，我并没有发现他们有旧贵族的特点，正如我第一次观看贝玛演出没有发现她和她的同事们有什么差别一样，况且在贝玛身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比在上流社会人士身上显示的特征要明显得多，因为她的特征随着观众注意的目标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容易理解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是，尽管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以致当一个象圣伯夫①那样诚实的作家想把德·乔夫兰夫人、雷加米埃和德·布瓦厄夫人的沙龙细腻入微地一一描绘出来时，我们感到这些沙龙几乎如出一辙，毫无二致，我们从作者的研究中可以得出沙龙生活毫无意义的结论，这是作者始料未及的），然而，根据我对贝玛改变看法的原理，既然盖尔芒特一家现在对我已变得无足轻重，他们独特的风格已不再被我的想象力化成雾珠蒸发掉，我就可以把雾珠收集起来，尽管它们轻得没有份量。
　　
　　①圣伯夫（1804—1869），法国文学批评家，作家。早期拥护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倾向，在文艺批评方向上强调研究作家生平经历和心理状态。主要文艺批评著作有《文学家画像》、《当代人物画像》等。
　　那天，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晚会上，公爵夫人没有同我谈起她的丈夫，再说，他们离婚的消息已传得满城风雨，因此我不知道公爵会不会出席他妻子的晚宴。但我很快就清楚了，因为我看见德·盖尔芒特先生溜到候见厅，混入伫立在那里的仆人中间，窥视我的到来，准备到门口迎接我，亲自帮我脱大衣。仆人看到公爵对我的态度和从前大不一样，很可能感到纳闷，因为他们一直几乎把我当作细木匠的孩子看待，换句话说，他们对我的态度比起他们的主人来可能要好一些，但绝不会相信我能在公爵家里受到接待。
　　“德·盖尔芒特夫人一定会感到非常荣幸，”公爵用一种颇有说服力的口吻对我说，“请允许我把您的外套脱掉（他认为讲老百姓语言既显出他脾气随和，也能显得他幽默风趣）。我妻子怕您变卦，尽管您说好今天要来。从早晨起，我们就开始念叨：‘您瞧着吧，他不会来的。’我应该对您说，德·盖尔芒特夫人比我看问题准。您不是一个轻易就能结交的人，我还以为您会失约呢。”
　　据说公爵是一个非常糟糕，甚至是非常粗暴的丈夫，因此，当他用“德·盖尔芒特夫人”称呼他妻子时，人们会感激他，就象感激坏人难得的仁慈一样，因为这个称呼使人感到，他好象向公爵夫人张开了保护的翅膀，同她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盖尔芒特公爵亲热地抓住我的手，准备领我到客厅去。有些日常用语，出自农民之口，会使人耳目一新，只要它们反映出某种地方传统的残余，或某个历史事件的痕迹，即使说话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传统和事件；同样，德·盖尔芒特先生那种彬彬有礼的神态——整个晚上都对我这样——就象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风俗习惯，尤其象十七世纪遗留下来的习俗，使我着迷。旧时代的人离我们似乎十分遥远。我们总认为他们表达的思想都是表面的，不敢认为他们有深邃的思想；当我们发现荷马史诗中的一个英雄和我们有相近的感情，发现汉尼拔在卡纳埃战役中巧用佯攻战术，引诱敌人攻击侧翼，然后突然包围敌人时，我们会大吃一惊；我们似乎把这位诗人和这位将军想象成动物园中的动物，同我们有天壤之别。甚至在路易十四宫廷中的某些显贵身上，我们也会有意外的发现：当我们阅读他们给一个地位比他们卑微、对他们毫无用处的人写的信时，发现他们用词非常谦恭，我们会不胜惊讶，因为这些词骤然向我们泄露了这些达官显贵内心的一套信仰，他们从不公开说出他们的信仰，但却受其支配，他们尤其相信，出于礼貌，他们必须装出动感情的样子，一丝不苟地发挥礼貌的作用。
　　这种想象出来的、过去距我们十分遥远的看法，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作家，甚至是大作家，会在莪相①那样平庸而故弄玄虚的诗人的作品中发现非凡的美。如果说我们在看到古代抒情诗人具有现代思想时，会大吃一惊的话，那么，当我们在一篇被认为是古老的盖耳语②的诗歌中，发现有一个我们认为只有当代人才有的巧妙思想时，就会赞不绝口了。一个有才华的翻译家翻译一位古代诗人的作品时，只要加进几段当代的一位作家在什么地方发表过的诗，虽然不很忠实原著，但却趣味盎然，这就能使这位诗人立刻具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魅力，因而能流传百世。这本书如果作为译者的原著发表，那只能算是一部平庸之作；如果作为译作发表，也许就能成为一部杰作。过去不会转瞬即逝，而会留在原地。一场战争开始几个月后，从容地通过的法律条文仍能对它起作用，一个罪行不清不楚十五年后，法官仍能找到澄清罪行的材料；同样，几个世纪后，一个研究某遥远地区的地名和居民习俗的学者，仍然能发现一个早在基督教前就存在的希罗多德③时代的传说，这个传说已变得难以理解，甚至已被人遗忘，但它作为一种更浓密、更古远、更稳定的气味，存在于现在，存在于一块岩石的名称或一种宗教仪式中。在德·盖尔芒特先生的举止言谈中，也存在着一种传说，没有上面提到的传说悠久，是宫廷生活散发的气味。过一会儿，当我在客厅里（因为我没有马上去）又遇见他时，我将再一次闻到这个传说的气味，就象闻到一种古老的气味一样。
　　
　　①莪相是苏格兰传说中的诗人，相传生活在三世纪，他的诗是口头传下来的，受到后人的模仿和崇拜。
　　②盖耳语是苏格兰北部居民的语言。莪相的史诗是从盖耳语翻译成英语的。
　　③希罗多德（约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在西方史学中有历史之父之称。所著《历史》以记载希波战争为主，也叙述了希腊、波斯、埃及与西亚各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习惯。
　　在离开前厅时，我对德·盖尔芒特先生说，我很想看看他收藏的埃尔斯蒂尔的画。“愿意为您效劳。这么说，埃尔斯蒂尔先生是您的朋友罗？我感到很抱歉，一直不知道您对他这样感兴趣。因为我同他有点认识，他很讨人喜欢，用我们父辈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老实人。我不知道您喜欢他，否则我可以请他赏光来这里吃晚饭了。今晚有您作伴，他肯定会很高兴的。”当他象这样竭力想发扬旧制度①的传统时，他身上反而很少有旧制度的气息，但当他没有这个愿望时，他又成了旧制度的化身。他问我要不要他陪我去看那些画，说完就给我带路了，每经过一道门，他就彬彬有礼地给我让路，当他为了给我带路而不得不走在我前头时，他就说声“对不起”：这出戏，在我们能大饱眼福之前，大概早已被盖尔芒特家族的许多人为其他来宾演出过（自圣西门讲述盖尔芒特家族的一个祖先为履行无谓的绅士职责，一丝不苟地向他大尽地主之谊以来）。我对公爵说，如果我能一个人在埃尔斯蒂尔的画前呆一会儿，我将感到很高兴，于是，他识趣地退下了，走时对我说，我只要到客厅去找他就行。
　　
　　①旧制度指法国1789年大革命前的王朝时代。
　　当我一个人和埃尔斯蒂尔的画促膝对语时，竟完全忘却了开晚饭的时间；就和在巴尔贝克海滩时一样，在我面前又一次展现了有着无与伦比色彩的世界，这个世界仅仅是这位大画家特有看法的投影，而同他说的话毫无关系。墙上挂画的那几个地方，彼此十分协调，犹如幻灯投射出来的灿烂图像，在目前情况下，幻灯好比是画家的脑袋，当我们只是刚认识画家，对他还很不了解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我们刚能看见幻灯头，彩色玻璃还没有装上的时候，我们就想象不出幻灯的奇妙。有几幅画在上流社会人士看来也许是十分可笑的，但在我看来却比其他几张更有意思，因为它们能使我们再次产生幻视，向我们证明，如果不用推理方法，就不可能识别上面画的是什么。我们乘车时，不知多少次发现前面几米远处有一条光亮的长街，其实不过是一堵照得很亮的墙，它使我们产生了长街的幻觉！既然如此，用在瞬间幻觉中看到的完全不同于平时面貌的形象来表现一个物体——不是用象征主义手法，而是真心诚意地回到第一印象上——这不很符合逻辑吗？其实，物体的外表和大小同我们认出这些物体时所回忆起来的它们的名称是不相关的。埃尔斯蒂尔竭力想从感性认识中得到理性认识，常常想把我们叫做“幻视”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印象分析出个头绪来。
　　有些上流社会人士对这些“丑恶作品”很是反感，当他们看到埃尔斯蒂尔也象他们那样钦佩夏尔丹①、贝罗诺②等画家时，甚感吃惊。殊不知埃尔斯蒂尔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象夏尔丹和贝罗诺那样，在真实面前作过努力（当然，他对某些研究显示了特别的兴趣），因此，当他停止为自己创作时，他很欣赏他们有和他相同的企图，他作品的某些细节似乎被他们提前画出来了。但是，上流社会人士绝不会通过想象，把这种能使他们喜爱夏尔丹的画，至少能使他们对他的画看得顺眼的时间观念加到埃尔斯蒂尔的作品中。然而，那些上了年岁的人可能会对自己说，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接近人生的尽头，他们已经看到，在他们认为是安格尔③的一幅杰作和一幅永无出头之日的劣作（例如马奈④的《奥林匹亚》）之间存在着的不可逾越的距离已经缩小了，在他们看来，那两幅画现在好似一对孪生姐妹。但是，我们不会利用这些教训，因为我们不善于把特殊推广到一般，总认为自己面临的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经历。
　　
　　①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擅长风俗画和静物画。
　　②贝罗诺（1715—1783），法国画家，擅长肖像画。
　　③安格尔（1780—1867），法国画家，尤其擅长肖像画。古典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
　　④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在欧洲绘画传统的基础上革新技法，从而引起学院派的歧视。《奥林匹亚》是他的代表作。
　　有两张画，画的是同一个男士，比其他几张更现实主义，采用了一种旧的手法，我看了心中怦然而动。在一张画上，他穿着燕尾服，呆在自家的客厅里，另一张展现了在河边举行的民间狂欢，他穿着短上衣，戴着礼帽，显然是狂欢会上的多余者。这后一幅画说明他不仅是埃尔斯蒂尔常用的模特儿，而且是他的一个朋友，也可能是他的赞助人，埃尔斯蒂尔喜欢让他出现在他的画中，正如从前卡帕契奥①喜欢把威尼斯某些彼此都很相象的显贵画进他的画中，以及贝多芬喜欢在他心爱的作品扉页写上他心爱的罗道尔夫大公的名字一样。这幅河边狂欢图有一种令人心醉的魅力。小河、妇女的裙子、船帆，以及裙子和船帆在水中映出的无数反光，这些都鳞次栉比地展现在埃尔斯蒂尔从一个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的下午裁切下来的这一方画面上。在一个跳舞跳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而停下来小憩片刻的妇女的裙子中能感受的绚丽多采、引人入胜的韵味，同样能在一只停泊在河中的小船风帆上，在码头的水面上，在木船上，在树叶丛中和天空中感受到。我在巴尔贝克看到过一幅画，蔚蓝天空下的医院简直可以和教堂争艳比美，我仿佛听见医院在歌唱（这时的埃尔斯蒂尔要比迷恋中世纪艺术的风雅的埃尔斯蒂尔和理论家埃尔斯蒂尔的胆子更大）：“不存在哥特风格，也不存在杰作，平淡无奇的医院和光辉灿烂的教堂正门具有同等的价值”；而现在，我似乎也听见这幅《水边狂欢》在歌唱：“这个妇女平平淡淡，普普通通，业余画家散步走到这里，也许对她不屑一顾，想把她从大自然在他面前展现的充满诗意的画面上清除出去，这个妇女也很漂亮，她的裙子和船帆沐浴着同样的光辉，不能说一些事物不如另一些宝贵，普通的裙子和美丽的船帆是有着同样反光的两面镜子。事物的全部价值存在于画家的眼光中。”然而，画家善于把流逝的时光永远定在这光辉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