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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背叛 作者:吴言-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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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对人的“印象”好恶是不以某种意志、某种常理而转移的。这种好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种“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好,两个人便开始恋爱;第一印象不好,两个人见一面便“拜拜”。陶小北之所以像一根线,始终紧挽在我心头,不能说与我的“玻管第一天”她给我递小本(她是多么地善解人意啊!)没有关系。从那天开始,她那个小本便变作一根金线,一头拴在我心上,一头扯在她手中。从此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她在何方,都会牵得我心痛!
       老板将这份材料在第六天呈报上去,目的就是为了给郑向洋市长留下那种“恰到好处”的良好印象。虽然老板也明白,郑市长永远不会对他“印象”好到哪里去,但只要勤勉一点,谨慎一点,总不至于“坏”到哪里去。好比一个学习很差的学生,明知考不上大学,可还是想去碰碰运气。郑市长若是“考场”,马方向就是那个忐忑不安的考生。
       对郑市长来讲,在任何一天拿到这份材料,都不会有第六天拿到心情好。若是第二天拿给他,他皱皱眉头,随手扔到案头一大堆材料上面,转身便跟着像鱼在河一样工于心计的梅如水秘书长到哪儿剪彩去了。待他一周后想到这份材料时,这份材料上面早又摞上了许多份材料。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份材料,翻了两下便生气了:这个马方向,工作一点也没方向,随便拿一份材料来搪塞我!
       如果再晚一点,到第十天才报上去。郑市长看也不看就扔废纸篓里了——因为省上的招商引资会议已经开过了。
       只有在第六天拿给郑市长,他才会笑眯眯地端起茶杯喝口茶,认真地翻着材料看起来。
       对我来讲,这份材料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我打开郑市长心头那把锁的一把金钥匙!
       材料组架子一搭起来,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我的过人之处。我总是那么清醒,从未犯过糊涂,这对一个有志青年是多么重要!陶小北曾对我说,我这个人吸引她的是这一点,令她气恼和失望的也是这一点。这话别人也许听不懂,我能听懂。可我听懂也不向她解释,因为我不能解释,也无法解释!我已义无反顾地掉头东去,她却在夕阳西下的地方等着我,我俩怎能重逢?她期待着我解释,期待着我幡然悔悟,像当年那些掉队的士兵一样,追赶她至夕阳西下的地方,然后在灿烂的晚霞中和她忘情地拥吻。可这怎么可能!她欲用她的
       人生观改造我,就像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改造那些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一样。我当然不能接受她的“改造”,若我接受,那我不成“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了吗?可我不是!我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政秘科科长——一颗必将在紫雪政坛冉冉升起并大放异彩的新星!
       在我们这个材料组,捉刀的将是我,我说的至关重要就是指这一点。郑向洋市长派秘书参与材料组,只是为说明他对这份材料是多么重视。毛主席当年赴重庆谈判,周总理寸步不离跟着;毛主席返回延安,张治中又亲自送回去。谈判的是毛主席,他们跟着干什么?就像写材料的是我,组织一个“材料组”干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以示重视!
       毛主席、周总理、张治中当年水乳交融般“融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崇高的政治利益,缔结了“利益共同体”(张治中当时已“身在曹营心在汉”)。而张学良犯傻就在这一点,西安事变后执意要送委座回南京。结果怎么样?如果我们这个材料组是去紫东县写一份揭发郑向洋市长的材料,郑市长会不会派秘书前来参与?即使前来参与,会不会带来几个公安局的同志?就像蒋委员长当年那样,一下飞机就将张学良囚禁起来。
       可以这样想,若郑市长第六天翻看材料时,突然有一种惊喜甚至惊奇之感:这份材料写得多么扎实!比梅秘书长的笔法都老辣,比田副秘书长(市政府专门负责起草市长材料的副秘书长)的高度还要高,比水副秘书长的文笔都要精练!若郑市长有了这样的感慨,会不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念头,这份材料是谁写的?正像我们在夏日大街上的人流中走,突然迎面走过一个步态袅娜、身段妖娆的小媳妇。忍不住回头张望:谁家这么个妖娆的小媳妇?向前走两步忍不住再次回头张望:怎么长得有点像戴娆?于是干脆转身追上去,并给别人说:戴娆来了!咱们看看去!
       我说的至关重要是指:我就是那个戴娆,市长有可能追上来看我!
       因此,为了让郑市长有“惊艳”之感,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写好这份材料!
       重任扛在肩,机会在眼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那天早晨,我们这个材料组奔赴紫东县时,一上车我就开始思考材料的切入点和角度。别人则在轻松地观赏景色。当年唐僧师徒一行四人赴西天取经,真正对那些经文虔诚到顶礼膜拜程度的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跟着晃悠晃悠去玩的。有趣的是,我们这个材料组一行也是“师徒四人”:老板、鱼在河、李小南、小虎。雷秘书临行前给老板打电话,他有事晚来几天,让我们先把材料“弄出个模样来”。仿佛我们是结伴去紫东县生一个孩子——只有孩子一生出来才有“模样”,材料什么“模样”?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老板和李小南坐后边。老板那天心情特别好,我虽然看不到老板的面庞,但我能感觉到,老板的好心情早已化作了一缕春风,向左就轻轻吹拂到李小南脸上,向前又吹拂在我的后脑勺上。
       老板开始跟我说话。这样我就无法再去思考那份材料的切入点,只能思考和老板说话的角度。我和老板配合十分默契。老板若是一条小狗,不停地冲我汪汪叫;我就是那个带狗的孩子,耐心地捋着他光滑的毛。老板总是站得很高,由高处往下说;而我则总是站得很低,由低处往上说。老板若是一股强有力的水,从屋檐上飞溅而下,我就是一个拎着水桶的孩子,一边擦着脸上的水花,一边让那股水准确无误地注入我拎着的水桶里。那股从屋檐上流下来的水,既不是黄果树瀑布,也不是壶口瀑布,但我却对老板说,我看到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观景象。为证明所言不谬,我一直仰着脑袋,用这种“形体语言”告诉老板,我真的已“疑是银河落九天”。
       我全神贯注凝望着水势的大小强弱。若那股水像小孩子刚解开裤带一样,较着劲儿刷地射出来,我便赶忙将小水桶向远处挪一挪;若那股水像那些患有前列腺炎症的老年人撒尿一样,我就赶忙将水桶向近处移一移。我的职责就是让尿水准确无误地落在水桶里,而不是溅到外边的青石板上。接完一桶赶紧倒掉再接一桶。
       我这样仰着脑袋,脖子当然会发酸。但发酸我就能低下脑袋吗?为了配合老板讲话,我时不时得将脑袋像电风扇那样转过去,冲老板笑着、点着头,及时地认可他的某个观点,并表现出深有所悟的样子。有时甚至觉得醍醐灌顶——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有时我还得进行一番深思熟虑,然后表现出似有所悟的样子,可又吃不准,不知自己揣摩得对不对?离真理还有多远?或者干脆就是谬误。于是再将“电风扇”转过去,像小学生向老师请教一般,将这种疑惑向老板提出来。老板当然会耐心地露出那种“智者的微笑”,向我传道授业,释疑解惑。
       “电风扇”转得久了,就像那个小孩子脖子仰得久了,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可不舒服就能不转吗?不仰吗?小虎开了多少年车,总是跑那些跑过多少次的路,他心里就很舒服吗?不舒服他就能不跑吗?恰恰相反,小虎总是跑得那么稳当、欢实。他将双手握在方向盘上,双目专注地凝视前方,车开得快捷而平稳。坐小虎的车,就像搂着心爱的女人睡觉一样,那种感觉简直妙不可言。而坐小牛的车,感觉则完全不同。这小子将车开得忽快忽慢,有时又突然来个急刹车。就像搂着一个河东狮吼般的悍妇,不是这儿踹你一脚,就是那儿踹你一脚,转过身去时还会抵你一屁股。
       局里这几个驾驶员,我最看重的是小虎。不多说话,善于察言观色。脑子好使,是个人精。几个驾驶员中,只有他是个“可造之才”。
       人的社会地位常常与其职业相关联。不同的年代,职业的位置高低反差挺大。七十年代,像小虎小马小牛小唐这样的驾驶员,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是很高的。当时有一句话: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不干。到九十年代,律师这个职业牛逼起来,据说可与县长媲美。紫雪市有一对双胞胎,因生得漂亮,人称姊妹花,追求者众。后姐姐嫁给县长,妹妹嫁给律师。妹妹常到姐姐家玩。某日,县长就像酒醉后签发文件签错那样,不小心弄错与妹妹做了爱。妹妹自此去姐姐家更勤了。后来失口对一闺中密友说:还说律师顶个县长!县长做爱都像在台上讲话一样,站在那里挺得笔直,连“讲”几个小时都不累,底气足,后劲大,节奏掌握得多好!可律师伏在身上,没讲几句就被法官“驳回”了。律师对妻子红杏出墙有所耳闻,常在家中喝闷酒。一日,一记者朋友来访,见他情绪低落,问他缘何烦恼?律师叹曰:虽然我妻子的所有权属于我,可使用权却属于县长!记者为律师朋友抱不平,心想:这姐儿俩又不是国有资产,他县长怎能想占有谁就占有谁。回家后仍不能释怀,和妻子说起此事,最后忿忿地挥挥手说:如果我是律师,我就和她离婚!《三国演义》里刘备对关羽讲,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既然是衣服,想脱就脱,有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只是一个地市报的小记者,所在部门又是最无油水的副刊部,而妻子却在电力局,一月的收入是记者的五倍还要多一点,对记者向来像美国对其他国家那样,指手画脚,颐指气使。记者则像那些须臾离不开美国经援的弱小国家一样,在妻子面前惯小伏底,曲意逢迎。妻子听他这么说,勃然作色,将纤细的手指像一支圆珠笔一样指过来,怒曰:你给我再说一次!记者忙赔笑说:你别急嘛!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是说女人是裤子,怎么能随便脱呢!
       那天在车上,我将县长——律师——记者这一串故事讲给老板听,老板抚掌大笑,乐得合不拢嘴。老板平时一上车便垂下脑袋打瞌睡,可那天却说了一路话,就像运动员偷偷注射了兴奋剂一样,跑起来比平日快得多!他谈了很多个话题。展望了我们玻管事业未来的美好前景,回顾了玻管事业伴随共和国脚步发展壮大的历史,兼及了那位后任省长的老局长的若干个人趣事。同时还掐指算出省长是我们玻管局第五任局长,他是第十三任。老局长(指省长)特别幽默,尤其善于抓住要害化解矛盾。五六十年代,我们玻管系统有大量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仅清华毕业的就有三个。有从北京来的,有从上海来的,有从省城来的,还有从广州、杭州和大连等地来的。有一个上海来的女大学生与一个北京来的男大学生闹开了意见。闹意见的原因现在听起来当然有点儿匪夷所思:当时一玻正在建设一条新的生产线,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局机关的很多人都报名参加了,这两个大学生自然也不例外。正是冬天,寒风凛冽。这天,建设工地出了点问题,必须有人像铁人王进喜那样跳进冰冷的水池子里去。见已有几个人跳了进去,女大学生纵身一跃,却没有跳进去。为什么?男大学生将她后襟扯住了。女大学生甩开男大学生,再次纵身一跃,还是没能跳进去。为什么?男大学生又将她扯住了。女大学生十分生气,质问男大学生为什么三番五次扯她衣襟。男大学生红着脸小声说:“你不是昨天刚来那个吗?”女大学生这下不依了,一边哭一边扯着男大学生来见局长。一进局长门又哇地哭起来,说男大学生向她耍流氓。老局长搞清原委,问男大学生怎么知道女大学生“那个”来了?“莫非她‘那个’来了还像洪水来了政府在高音喇叭上喊话通知群众撤离一样通知你?”老局长当时严肃地对男大学生这样说。男大学生急得抓耳辩白,说昨天他们一块儿在食堂排队打饭,他在她身后,她和另一个女伴耳语时,他无意中听到的。老局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偷听女孩子的私房话!”女大学生见局长批评男大学生,已破啼为笑。可此时老局长却又板着脸对男大学生说:“检查就不用写了,不过你必须完成我交给你的一项任务!”老局长以手指着女大学生对男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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