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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原本大学微言-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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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真宋也曾经在他病危的时候问过他,假如你过世了,谁做宰相最好,他就毫不迟疑地说寇准最好,除此以外,“臣所不知也”。读《宋史》,必须先要了解宋初真宗的这一段事实的大关键处,就可知道两宋三百年来的赵家天下,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历史第二个“南北朝”的由来了。清人王仲瞿有题《汉武帝茂陵》的诗中说:
    和议终非中国计,穷兵才是帝王才
    守文弱主书生见,难与英雄靖九垓
    王仲瞿这四句话,虽然言重一点,过于偏激,但对于治国当家者,实在是值得警惕的名言啊!孔子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非是必要发动战争才能解决问题啊!
  我们为了说明传统文化中儒家经学在历史上的衍变,以及宋初文运的昌盛,乃至形成宋儒理学家的因由,因此,花了不少时间介绍赵宋开国的重文轻武政策,恰为宋儒理学成长的助缘。由此而使《大学》、《中庸》在儒学“十三经”中的突出,和《论语》、《孟子》共称为“四书”的经学,主导中国文化教育,配合元、明、清考试取士、读书做官的政策,千年以来,牢笼天下的才智之士,都陷于功名泥淖之中,难得自拔。但不要因为我的这一说法,便误解了儒家“四书”害了中国文明,或耽误了中国文明的发展。其实,儒家的“四书”,并没有妨碍了中国,只是南宋以后的有些学者,过于迂曲误解了“四书”,反而妨害了传统儒学对民族文明发展的重要。
    如果从人类学的观点来说,对比东西文化的演变,而且以中国文化史的立场来讲,就像太阳运行东西两半球的一昼夜之间,西欧和东亚的中国,明暗代谢,几乎似有类同,而又有大不相同的差别情况。我只是首先提出大家的注意,希望青年后生,可以做多方的研究探讨。
    例如西方的欧洲文化,自第五世纪罗马帝国瓦解到第十世纪,战争相寻不息,新国互有兴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文化低落,正是欧洲文化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这时犹如日出东方,西方正处于长夜漫漫之中。但在中国,恰是由南北朝经唐朝、五代,到宋朝开国初期的阶段。虽如旭日东升,朝阳艳丽,有时也是阴云密布,阳光黯然失色。西方文化从公元第九世纪开始,由黑暗时代进入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时期,长达六个世纪之久,到十五世纪,才渐渐有了转变。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西方文明和文化,才换了一个崭新的面目。
    所谓“经院哲学”,就是专门研究基督教的神学,它在研究怎样认识神与实在存在的关系。思辨精密,论证迂回,烦琐曲折万分。所以后世学者,又有称它是“烦琐哲学”的。但非常巧合的,中国在第十世纪开始,便是宋朝建国,到十一世纪中间,宋儒的理学、道学也开始兴盛,二程(程颢、程颐)一系传承的朱子(朱熹)学派建立权威。“四书”的朱著章句之学,也迂曲了周公、孔子以来的儒家“经义”之学,长达八个世纪之久,到二十世纪的初期,遗风渐息。在这样一个长期的黯淡状况中,犹如在东方的日丽中天过后,阴霾四合,完全是一片“万木无声知雨来”的现象,所以才有二十世纪中苦难的中国,不得不重新革命,重新建立中华。
    我们必须先要了解了前面所讲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然后回转来探讨儒家学说的演变,就可启发大家的反思,运用“正思维”来寻求答案,然后再来重估传统儒学对人类的“人道”文明的价值了。

    文运鼎盛的前因
    现在要讲宋初的文运之先,必须要注意由盛唐到五代,帝王政权的兴替,与中国文化儒、佛、道三家之学的盛行,并无多大影响。甚至反使当时的聪明才智之士,厌恶乱世,逃避现实,去参禅学佛,或修炼神仙道学的,更为多数。宋朝初建,禅宗的“五家宗派”,正是盛极一时。道家和道教经过宋真宗的提倡,也是有声有色。例如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一○○四年,就有禅僧道原首先汇集禅宗公案的《景德传灯录》著作面世,而且有当时的名臣杨亿为它作序推荐,这是后世研究禅宗第一都重要的宝典,《五灯会元》等书,都是后来居上的续成之作。在道教方面,也有张京房召集道士所集《云笈七签》大部著作的完成,为后世编集《道藏》,开其先河。稍后,有张紫阳(伯端)《悟真篇》问世,融会禅佛儒行的精华,是开创道家“神仙丹诀”、“南宗”的宝典。
    但不要忘了,前面已经说过由五代唐明宗李嗣源时代开始的雕刻传统儒学“九经”出售,以及周世宗(柴荣)时代“九经”的刻版完成,和西蜀四川“九经”的流通,都是促使宋初读书士子学习儒学更加方便有利的条件,也是使儒学更为广泛传布的原因。因此,宋初文运的鼎盛,并非出于偶然,实在是有它的前因。同时,也需要了解,在唐宋的阶段,中国的学术文化的重镇,大多还在关中(陕西、山西)及河洛(洛阳、开封)等黄河流域等地为盛。唐宋的名儒学者,也是这个区域范围的人物占多数。过去所谓的“华夏文化”、“中原文化”,或“中原人物”大多也是这一区域的人。
    到了宋朝开始,由读书学儒而考取功名,渐至跃登为朝廷的政要,功显当时,名留千古的一大群人物,大多都由平民、贫民出身的寒士,正如古人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或如说,“一举名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等颂辞,便是从宋初开始,考试制度最为成功特出的现象。
    但是,同时还有一些读书学儒有成的学者,淡泊名利,志行高尚的人,始终不求功名,以耕读自娱,终身以学问为重,虽然名重当时,但又隐居不出的处士也不少。所谓“处士”的意义,就是善于自处,不求闻达于当时的清高代号。这在唐代的习惯上,称为
    “高士”,再早一点,便叫“隐士”,都是同一涵义的名称。这一类人,在中国历代的历史上,关系也很重要。甚至每使历代的帝王或朝廷,隐隐约约都在注意他们的言行举动,心存顾忌。那些帝王将相,生怕被他们看不起,便会觉得自己很不安心。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特色人物。如果比照西方文化,从西洋的政治学说上,勉强的比类,便是属于保留“不同意”的主张,或“不合作”的态度的人。不过,这种比方也很勉强,中国文化中的隐士、高士们,是属于道家一流的人物。他们绝对不肯只为自己而鸣高,有时为了国家天下人民的利益,也会婉转设法,提出很有影响力的主意,帮助社会的安定,然后即所谓“功成而弗居”、“没世而无闻”而已。
    宋初开国的第二十四年,也就是宋太宗赵光义即位的第十四年,年号“雍熙”开始,就召请当时在华山的隐土陈抟入朝,在名义上是皇帝向他请教道术。究竟他们所谈的真实内容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历史所载,都属于官府公告式的官话,就不必讨论了。陈抟当然不会久留朝廷,立即请辞还山归隐。但在这一年内,太宗就颁发诏令,要求民间提供遗书。所谓“遗书”,就是有些人的著作,还没有公开问世,被社会上所不知道的书稿。过了四年,改年号为“端拱”元年,就免了共同起事的布衣之交赵普的宰相职位,正式发布吕蒙正为“同平章事”(事实上,就是宋朝对宰相的官衔名称)。

    钱若水一番有骨气的话
    吕蒙正,我想大家大概都会知道,他是宋初最贫寒家庭出身的子弟。少年的时候。一边上山砍柴谋生,一边苦志读书,经常会在山上劳动中,碰上大雨,肚了饿了,就将斗笠中的雨水泡冷饭吃。他读书有成,功名得志,结果当了宋太宗的宰相。我们现在特别提出吕蒙正来,就是说明由他开始,宋初百年之间,造成文治的文人政府的朝廷中,大半都是由贫寒出身的儒学之士。尤其在吕蒙正以后三十年左右,便有从最贫苦出身的范仲淹出仕,古人歌颂他是出将入相,英雄而兼圣贤的人物,也是开创宋代文运最有贡献的大贤。我们只要翻开《宋史》,读了吕蒙正当宰相前后时期的“翰林学士”钱若水答宋太宗的对话,便可知道宋初开始形成文人政府的风格,实在大有不同于历代帝王政体的特点。史载:
    宋太宗谓侍臣曰:“学士之职,亲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他说自己也很想做翰林学士)。”又曰:“士之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纡朱拖紫(宋朝的官服形色),足以为荣矣。得不竭诚以报国乎!”若水对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位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如果只是为了做官就算光荣,因此便表示对你皇帝尽忠的,这都是那些中等以下的人所做的事,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钱若水的一番话,也代表了宋朝开始,由宋太宗到真宗、仁宗数十年间,如吕蒙正、王旦、吕端、王曾、寇准一辈儒者的正义和作风,实在足为有志从政者的针砭名言。
    到了宋真宗时期,又征召终南山的隐士种放入朝,结果种放还是不来。又因澶州之役过后,极力提倡“神道设教”的政策,便赐封信州(江西)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为他建上清院及授箓院。这就是后世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起源。
    我们先要了解宋初的文运,有关儒、佛、道三教鼎足并茂的情形,然后再来了解宋初开国六十多年以后,到了宋仁宗赵祯在位的四十多年之间,公元一○二三至一○六三年,才出现一群名儒贤相,先后相继执政的鼎盛时期。也是宋儒的儒林和道学(理学)的开始。
    宋仁宗登位前十年,还由刘太后主政,仁宗只是备位而已。刘太后死后,也正是宋仁宗二十四岁的时候,才由他自己当家,才算是真有实权在手的赵家天子。但当他自己亲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止修造道观和佛寺,不用内侍(太监)罗祟勋。立即召范仲淹为“右谏议”,以备咨询。这也等于说明由宋仁宗开始的宋朝文运,好像演电视剧一样,首先就由范仲淹登场亮相,也并非是偶然的事。当宋仁宗庆历前后,即公元一○四一年间,宋儒理学家的兴起,大部分是受范仲淹的影响,或经他的培养推重而成名的。而且在仁宗庆历三年前后开始,名儒而兼名臣的,就有晏殊、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蔡襄等人。稍后,便有司马光、苏轼(东坡)三苏父子兄弟、王安石一辈人物。
    因范仲淹的关系,影响一代的大儒,如胡瑗(安定先生)、孙明复(泰山先生),以及后世称为“五大儒宗”的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邵雍(康节)等,直接或间接,都与范仲掩先后有关。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名文《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是他只为写作文字上的空言,而是他一生实践行履的守则。

    范仲淹是真正的儒宗悟行
    讲到范文正公范仲淹(希文),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为将来的后起之秀提起注意,所以再来简单介绍。范仲淹出生在苏州的吴县,两岁的时候,生父便死了,家境很贫寒,他的母亲实在没有办法撑持这样一个孤儿寡妇的家庭,就带着他改嫁了一个姓朱的人。他因此也被改了姓名。可是他从幼童开始,自己就很有主张、有志气。他明白了家庭关系和母亲的苦衷,就向他妈妈痛哭一场,不愿再留在朱家。他到了南京,依靠亲戚家的微少帮助,努力读书求学。因为太穷,有时煮了一锅粥,凉了分做三块,每餐吃一块充饥。这样昼夜不息地读书求学,到了冬天,穿的衣服破了不够保暖,感觉太疲劳了,就拿冷水浇面,勉强提起精神来苦读。
    有志竟成,他终于考取了进士,得到一个官位,为“广德军司理参军”,等于现在的一个军区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兼管军法。这样,他总算有了薪俸的待遇,就去接母亲回到本家,恢复本性。后来又调为“大理寺丞”,等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再后又调职务,管过粮食工作。因母亲死了,就回家守丧三年,一边教授学生,他可没有一点埋怨或不满母亲的心理,完全恪守“儒行”的孝道。三年过后,经由推荐,出任过“秘阁校理”,等于现在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跟着就出去做地方行政首长等职。
    宋仁宗久闻他的人品和学问,所以在皇太后一死,自己亲政的第一年,就召他担任了“右谏议”。仁宗并不是刘太后亲生的儿子,因此,很多人趁太后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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