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落子无悔-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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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所谓的公共厕所，也就是一个土砖盖成的简易房子，里面是一个粪池，像游泳池那样的坑，上面横放着一些木板条，出恭就蹲在两条木条之间完成。那环境实在不是很好，特别在夏天，苍蝇纷飞，奇臭无比。我们刚到时就很不习惯。记得一次我解手时，突然注意到底下粪池里的积留物似乎在蠕动着，再仔细一看，天哪，那全部是蛆呀！真是恶心死了。
叶家村的公共厕所离水井才二十几米远，而且又是在坡上。小匡分析说，粪池里的积留物会随着地下水渗到井中去，而农村又习惯于直接从井里舀凉水喝，极不卫生。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把厕所挪到远一些的地方。大伙都觉得言之有理，也同意这么做，可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行动。
后来，我们上海知青都搬去了麾石村。再后来，我一次路过叶家村，看到厕所还在原来位置，水井还在继续使用，但村子也还是人丁兴旺。是啊，咱祖祖辈辈不就是生活在这土地上，不就那么地生息繁衍吗？生命本来就是来去匆匆，何必大惊小怪！
那一年，西塘大队把我们尚在那里的十三个上海知青都集中到了麾石村。那时在政治上是宣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实际中的下乡知青却经历了一些极其悲惨的事。据说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汇报时，都为之动容、震怒。后来国务院就下了专门文件，要落实知识青年的政策，也就有了大队领导把上海知青迁到麾石村的决定。
大队的谢书记是个干瘦的小老头，留着络腮胡子，又驼着背，文化程度不高，说话带一口浓重的地方土音。他在群众中的口碑很好，对我们上海知青也挺关心的。这次他也亲自过问，为我们落实住房和生活问题。
麾石村原只是有三五户人家的小村，却有七十多亩水田，人少田多，历来要从外村抽调劳动力过去。大队在那里办过企业队，推行集体养猪，制作油面、米粉等地方特产，现又把这个村子办成了知青队。
村里的一栋土砖房，原是生产队的仓库，临时就改为上海知青的住房。里面隔出了四个房间，我和小谢、小陈住一间，小毛、小宦、小沈住一间，另外两个大间就留给了七个女知青。
一下子，这个偏僻小村就汇集了这么些上海人，竟成了半个小上海，也就热闹了起来。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什么是导致我们不同人生道路的根本因素？是的，我们可以把一切归咎于命运的无常，用造物主的旨意来解释人生的波澜起伏。但是，那种说法除了使我们感叹人生外，还是感叹。那种情怀并不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而且它没有点到主宰命运的穴。
那一次在上海与出租车司机的偶遇，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也激发了我的无限感慨。
是啊，我俩是同代人，当年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同样地经历了艰辛困苦。可在三十年后，彼此的处境却又如此不同，可谓天壤之别。那一刻，我们都百感交集，那种心情是无法以语言来表达、也是没有那个时代经历的人所难以体会的。
我开始思考了：什么是导致我们不同人生道路的根本因素？是的，我们可以把一切归咎于命运的无常，用造物主的旨意来解释人生的波澜起伏。但是，那种说法除了使我们感叹人生外，还是感叹。那种情怀并不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而且它没有点到主宰命运的穴。
我认为运气、天份、家境等客观因素都无法完全解释我俩人生的落差，因为我在这些方面也都很普通，我俩没有根本区别。
我在人生中经历过很多次的坎坷、挫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曾想到过要放弃。假如我那时果真激流勇退了，那今天又会处于何种境地呢？我是否就要把不幸归咎于命运呢？
那么，我为什么能够改变命运呢？那位出租车司机说，是因为我努力。
这话对，但也不对。说他对，因为我的确很努力；说他不对，因为中国还有无数很努力的人，他本人就是其中一个——他之所以能够载到我这个长途乘客，是因为他凌晨六点多就在金茂酒店前等待。尽管大堂服务生拿不到他回扣，也只能把这趟车派给他，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他比他的同行更努力。可是，为什么他和其他很努力的人们没有从逆境中崛起呢？
显而易见，在我们的人生中，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在对我们的命运产生着影响。在这一思考中，我得到了人生的感悟。

影响人生的主观因素

我与那位出租车司机，有着共同的起点和类似经历，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样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因为我们也有不同点。通过分析，我觉得以下三个因素对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1。　目标明确，志向远大——拥有好高骛远的境界当年我俩都不安于现状，强烈希望改变命运，但我更还有个明确目标。即使在最困难时我也没有放弃大学梦。那个理想，以我的处境，太不切实际：我身在偏僻落后的乡下，每个县才有几个推荐名额，录取又是政治决定，而我的政治条件也不过硬。我那是“心高命薄”。
2。　毅力、勇气、百折不挠的决心——以一意孤行的气概去追求我俩的另一个差别在毅力。他在一次推荐上大学受挫后，就灰心丧气，放弃了。可我在经受多次挫折后，仍不泄气，继续努力，始终不放弃。为了追求，可以承受任何代价，积极创造条件，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一直到目标实现。
3。　积极思维，进取心态——甚至要有盲目乐观精神我俩的人生态度也不同。他愤世嫉俗，态度消极；而我进取、乐观，积极思维。所以，在最困难时候，也能看到希望，看到机会，也就能坚持下去。
这三点对人生发展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我称其为改变命运的“三个必要条件”。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我的观点，所以我在下面的励志篇中进一步阐述、分析。我相信，你只要愿意读完，就会同意我的。


2。那生命没有价值的年代

那生命没有价值的年代

我们上海知青搬到麾石村后，生活就比较有着落了。但这么多青年人在一起，彼此间也难免就产生出了矛盾。
小谢是68届高中生，年龄大一些，是知青班的班长。但有些知青并不服他，认为他没有多大本事，只知道与上级搞好关系——回想起来，其实小谢人还是不错的，但年龄比我们大，更多些社会阅历，所以比较世故些。平时，小毛和小宦常向他挑衅，故意刁难，但小谢表现得很委曲求全。
那是因为他怕他俩。那时的小毛，矮矮个子，长得粗壮，一脸的横肉，很凶猛的样子；而小宦则中高个儿，黑亮的肤色，再配上粗浓的眉毛、厚嘴唇上的小胡子，看起来就很粗犷。他们的形象，以我们当年的说法，“很野”。
起初我觉得他们流里流气的，印象不好。但熟悉了，就觉得他们只是“吃象”（样子）难看，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但我看不惯他们对小谢的霸道样，嘴上没说，心里却觉得他们蛮不讲理。小谢是我们的班长，是义务性的服务，我们不应苛求责备，要支持他的工作。
一天下午，生产队保管员吴生和给我们分发口粮，小谢主动去帮忙。在过程中小毛和小宦又凶起了小谢，怪他没有让秤杆翘得更高一些，使他们得到的稻谷少了。
我觉得是那保管员在主秤，小谢只是帮忙，他们这么闹，实在没有道理。实在忍不住，也就多了几句嘴，意思是说他们的不对。我只不过想说句公道话，但或许态度也不很好，结果反而是我与他俩争吵了起来。
我与小毛吵得特别凶。我平时不太作声，似乎很老实，他们也许就没把我放在眼里，而实际上的我，却也是脾气急躁的。在激烈争吵之中，就发生肢体冲撞了。小毛又转身找出两把菜刀，威胁要与我单挑，一人一把刀进行决斗。我也不是吃素的，怒气冲天地冲上去。但是，其他劝架的知青硬是把我俩拉开了。
自那次吵架后，我们虽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彼此都不说话。

为何被陌生知青殴打（1）

一个多月后，就是农历七月十五，也是马家村赶集的日子。那里离我们村十五里路，是地方上一年中最大的集市，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民都会去赶集。那天，我们上海知青也都去了，因为我与小沈、小陈比较好，我们三个就相邀着赶早出发了。
马家村是一个有两百多户人家的村镇。我们到达时，集市上已是人流熙攘，热闹非凡。当地的习俗，到了赶集那天，附近的农民都会聚来，或是来卖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或是来买一些生产或生活必需品，或是像我们这样地来逛街。
我们兴致勃勃地走在人群里，观看着周围的环境。那是村里一条主要的街，街的两侧开设着杂货店、供销社、面馆等好几家店铺。街道两边已经摆满了摊位和各种有待出售的农副产品，有水果、蔬菜、鸡蛋、鸡鸭、箩筐、扁担等。街上人群拥挤，大家你推我搡的。
我们在逛街时，还遇上了其他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个叫老葛的，长得很壮大，曾有过一面之交，又都是来自上海虹口区的，就更觉得近了一层。大家聊了起来，在面店里叫了小馄饨汤吃，后又新结识一些上海知青。
然后我们又去逛街了。走着走着，我与他们其他几个人走散了。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侧头一看，一个高个的陌生人，开口就是上海口音，也是上海知青。“你跟我来一下。”
我已感觉到有些不对头，但还是跟着他走了。
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追问了一句：“你是西塘大队的吧？”
“是啊！”
我们已到一个偏僻空旷的街口，他停了下来。旁边的三四个陌生人围了上来。“你为什么要欺负他？”高个子上海知青随手指着其中一人问我。
“什么？我都不认识他。”
“哟，你还嘴硬！”一拳就过来了。我挡开了他的手臂，回手也是当胸一拳。他摇晃了一下。
“好哇，还敢还手啊！”一下子就扑上来了，我朝他的下巴，狠狠一拳，他仰天倒下去了。其他几个人就都扑上来了，我也拉开了架式与他们干起来了。我出手也很重，他们在后退了。
“这些人也真是不怎么样。”我心中想到。
就在此时，后脑勺感觉到一个沉重的打击力，我站立不稳，向前扑倒在地，翻身起来，看到那个高个家伙抡起一条崭新的扁担，又向我劈了下来——他是从旁边一个卖扁担的农民那里抢来了这根扁担当武器的。我一个箭步跳上去接住扁担，侧身抬腿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扁担就在我手里了。我也抡起扁担乱劈。
我已是处于上风，胜利在望了。但一个家伙从后面猛然冲了上来，抱着我的后腰，我就施展不开手脚了。其他人一涌而上，大家挣扎在一起，那时我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也不知是打到了什么时候，直到另外一帮上海知青上来劝架，那个带头的就是老葛，他与他们那一伙似乎也认识。他边说“算啦，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了”，边把他们强拉开了。最后那伙上海人扬长而去了，而我也才注意到周围是一大群围观的群众。
小陈和小沈也找到了我，关心地询问着。我极其愤怒，一股难以压抑住的杀气，根本不想就此了结。但我实在是疲惫不堪了。
小陈心地很好，硬是拉着我就走，他连街也不逛了，陪着我先回家。在路上，我才注意到穿在咔矶布外衣里的背心已是稀烂了。我鼻青眼肿，身上好几个部位都在隐隐作痛，浑身疲软无力。可是我心中却是怒火万丈，一门心思地想着要如何复仇。
在回家的路上，我步履沉重，只能慢慢地走着，中间还歇了好几次——后来听说那伙人还不肯就此罢休，特别是那个带头的高个儿，他掉了一颗门牙。他们又纠集了一帮人，沿着往西塘大队的方向，一路追杀过来了好几里地。侥幸的是我没有碰上他们。
不久，老乡们都知道了此事，大家都沸沸扬扬，说：“这些上海人是不要命的，我们再不要惹他们了。”但谢书记是一个好人，他特地过来看我，还招呼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过来，要替我治伤。
那些农民朋友很关心我，我的朋友小夏，下放在另一大队的知青，也捎话过来问候，但我没有多说。别人看我不吭声，以为我把此事忍下了。
事实上我是咽不下这口气的，我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我暗暗发了狠：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报仇雪恨。但我懂得发狠不能在嘴上，也不能打草惊蛇。
我逐步地了解到大致情况。这群打我的上海知青下放在临近的高安县。这些人与我素昧平生，无仇无怨，显然就是受人指使来打我的。我又获知那伙人是上海知青小孙的朋友。这个小孙住在八里路外周家村，我也认识，因为他与小毛和小宦比较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