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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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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资格哩!真断了气儿该埋在哪儿?”麻雀战后的不几天,他从鲁谷到下庄来,非
要我们陪他去看看公墓不可。由于我们三个人经常在那儿干活,早已丧失了新鲜感,表示不
愿意去。但他执意要我们陪他去散散心,我们只好舍命陪君子。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麻阴天气,由于太阳被云彩遮住,一座座土坟、石棺都笼罩在灰色
当中。倒也不错,比暴晒的蒸烤要凉快一些。我们背着手,悠闲地在墓地中穿行着,那神气
不像巡视死亡之国,倒像浏览两旁地摊上的商品。梁沙军情绪要比我们兴奋,他不时停下脚
步看看墓碑上的姓名,以及石碑中镶嵌进去的死者照片。当他走到一座石棺面前,突然向我
们招手:
    “喂!过来看哪!”
    不用走过去看,我们也知道使他感到好奇的是一座合葬墓。那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批去苏
联留学学生的石棺,正值豆蔻年华的一男一女,在国内就是一对情侣。一天,他和她在列宁
格勒涅瓦河上划船,被风浪卷入河底。留学生们为了表示对他和她深切的怀念,尸骨运回祖
国后,集资立碑,把他们合葬在这座石棺之内。我们初到下庄时,就仔细地观看过这个石
碑,上面除了这两个留学生的姓名和死亡缘由之外,把他们的照片也肩挨肩地镶在石碑中
间。因怕风吹雨淋,死者的灵魂不得安宁,这儿石碑上镶嵌着的照片,一律用透明的玻璃纸
蒙着。这两个死在遥远异国的中国之魂,此时正从发黄的玻璃纸背后,向我们微微而笑哩!
    “走吧!”我们催促他。
    “这一对留学生长得很漂亮。”梁沙军目不转睛。
    “自古红颜多薄命!”我说,“他俩到天国去结婚了!”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间活着。”骆新民说,“当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对儿都
戴上右帽!倒也是死得其所。”
    “诸位老弟,要是我有那么一天,我请你们也给我弄一个石头棺材。不,砌个水泥的也
行。”梁沙军一副乐天派的架势,打着哈哈说,“不过,当你们路过这儿的时候,千万别忘
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跃进中的新鲜玩意——诸如小土炉的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啦!什么‘对
右派进行大赦一律摘了右帽了’等等,及时向我汇报。我日他娘的,我这个党员听了会从棺
材里蹦出来,高兴得起死回生的!”
    他笑了。我们也笑了。
    谁也没有想到,他久久在公墓中徘徊穿梭,竟是一只受了伤的鸟儿在为自己寻觅永久性
的安息巢穴哩。
    一年后的1959年冬天,我手中无有鲜花,却带着无限悲伤,到这儿来哭沙军——这是
后话。
    当然,在苦涩的精神沙漠中,也并非没有诗情。在1958年的改造日历上,留给我印象
最深的是王复羊的结婚。借着回城休假的一天,我们为他和她的结合举行了简单的欢庆仪
式。
    婚宴是在裱背胡同口内一个四川担担面馆举行的。两间铺面房里有四五张餐桌,我们七
八个人占了一张圆桌。几碟酒菜,一瓶烧酒,主食是碗里放了不少辣椒面的细面条。之所以
弄得这么简单,主要是怕声张出去,说右派分子们借王复羊结婚在搞集会。梁沙军则从另一
面解释这个问题,他端着酒杯说:“咱们都划定到资产阶级圈儿里来了,这回办个无产阶级
的结婚仪式,说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自己的思想改造。”
    “担担面很长,象征你们能够白头到老!”赵老夫子——赵筠秋说。
    我说:“里边有辣子,祝愿你们的未来有滋有味!”
    我妻子张沪说:“让我敬天下的头号贤女子一杯!现在时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
头各自飞’。可这位崔振国,不但没有终结和王复羊的恋爱关系,反而提出和这个每月十八
大元的右派结婚。这样的女人天下难寻。”
    崔振国(现在为北京画院国画家)脸红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是的,在这方寸大小的担担面馆,崔振国的形象实在是够崇高的。首先,她是惟一的人
民,而这个惟一的人民,却死心塌地要嫁给右派,王复羊曾委婉地请求她另作抉择,以免耽
误了她的一生,而崔振国对此九死而不悔。她的所在单位,用另一种方式提醒过她,如果她
与王划不清界限(包括与王结婚),她将被调离到远离北京的边城去工作。可是崔的抉择
是:宁舍北京,不弃复羊。因此,我们为他俩操办的简单婚宴,具有两重意义:一、欢庆有
情人终成眷属;二、喜剧在人生中永远是短暂的,婚宴也是送别的宴会——崔振国为此情愿
去大西北,王复羊将随她一块去边塞改造。
    碰杯声中,不知谁吟了一句古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复羊淡淡他说:“北京对我已陌生了。”
    梁沙军则用另两句古诗驱走愁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王复羊微微一笑:“对!都知道右派分子是反动派!”
    苦笑声哄然而起,接着是一片沉寂。
    离别的依依之情,盖过了婚宴的欢快之情,给这个小小的担担面馆,蒙上了一层不可名
状的忧郁之色。在这种气氛中,我哽咽在喉,似有千言万语要对他们倾吐,但是一句话也说
不出,这酒实在太苦了。
    梁沙军却依然在开着令人心碎的玩笑:“……离开北京不要紧,等你们生了娃子,把娃
子装在信封里邮来,我养活着,给他上北京户口。”
    “你有什么权力?”骆新民问。
    “我是老警察呀!”
    “你自己能不能长期在北京落脚,还是个未知数呢!××不是讲过了吗,把北京变成透
明的‘水晶’城?”
    “好。那就等于我刚才的话没说。”梁沙军嘻嘻地笑逍,“诸位,我请求你们别在这喜
庆的日子,个个像林黛玉一样愁锁眉梢了,把杯中的残酒干了它!”
    “干!”
    这一天,我过得非常充实。因为我在冷寂的沙漠中发现了诗情。它像一株大漠中的骆驼
草,在干裂的、没有水分的劣质土壤上萌生,在那人情淡如水,爱情若同卫生纸一样廉价的
年代,振国对复羊君的感情,可谓无价。它久久地震撼着我的灵魂,并如一座诗的丰碑矗立
在心。
    不久,奔赴大西北的列车,终于把一对在苦难中结合的恋人,载往了关山万里的青海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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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门第走向混沌
第4节 在高山之谷修筑“宫殿”
        一鸟离巢,百鸟迁窝。
    崔振国和王复羊于8月初离京,我们这些在京都改造的右派,于该月下旬卷起铺盖“打
道回府”。当然,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市区绝非久留之地。在9月17日,重新把行
李装运到卡车上。向西——再向西——沿着环山的石子儿公路,扎进了大山环抱的潭柘寺。
在寺庙内住了一个多月,当了开山筑路的壮工。公路修完,卡车又拉着我们向西——再向西
——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峒。这儿离北京虽然只有百十里路,由于山峦重叠,进了一山
又一山,两山形成漫长峡谷,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占领北京之后,他们的足迹也没有到过这
大山沟沟。我们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卡车抛锚——我
们又到了一个改造驿站。
    别看这儿荒漠寂寥,梯田边上却支着几片棉布帐篷。疙疙瘩瘩的山路两旁,还堆放着砖
瓦沙石以及雕梁画柱等杂物。第二天,我们才听人说,这儿要修筑一座市委疗养院,我们这
些筑路工要改行变成基建工人。路旁那些漆皮斑驳的梁木,是扩展天安门广场时拆下的民房
旧料。
    《北京日报》社。新华社北京分社以及北京出版社的老右,在农村改造时化整为零了。
此时,又在这儿重新汇合。除了那些在“状元府”就熟悉了的伙伴之外,又多了从中共北京
市委、团市委以及市工会、市妇联来的右派。他们中间有“老革命右派”王志诚、叶向忠,
还有市委各部门“新革命右派”白祖成、李建华、粱湘汉、薛德顺、钟鸿、张敦礼;市工会
系统的安福顺、蒋济南、王一成;妇联系统的李琦,以及团市委系统的黄慕尧、张永经。王
蒙。右派的人数骤增,足足可编成一个连队了。
    乍见王蒙时,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来就像竹竿般的身子,变得更为颀长。他
被划为右派,翻了几次烙饼:划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几个回合的反复,精
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间,我和他惟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批判刘绍棠的会上,当时他还在
扮演着正面人物的角色,不过好景不长,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怎么样,老弟!”我想不到在这大山沟里和他相遇。
    “和你一样。”他说,“不然咱们怎么能到这儿聚会来呢?”
    “还写吗?”
    “不干那行当了。划右以后,我打报告要求自谋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卖糖葫芦什么
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认为他是讲笑话,便笑了。他没笑。
    “职业病很难治,我还有创作冲动。”我说。
    “算了吧!别自作多情了。我是没这份心思了!只想当好地球修理工!”
    说实在的,我当时虽不认为王蒙的回答是诚恳的,但是我理解这种回答。反右斗争之后
许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种奇异的保护色。就像狡免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黄,知了的皮和褐色
树皮同色一样。我也不例外,在向报社交上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时,我写了满纸的对大跃进的
阿谀之词,真实的我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而把影子——甚至连影子都不如的东西,拿给
管理我们的人看。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王蒙比我包裹得更严一些,好像他不苟言笑,真
是到这大山里来大彻大悟,立地成佛似的。只有到晚上,他才流露出一点人的真情。我和他
地铺曾一度相挨,当他钻进冰冷的被窝时,常常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递到我的手里,悄声
他说:
    “喂!来一口驱驱寒吧!”
    我有时客气地推辞,有时却也毫不客气地接过酒瓶,对着瓶子嘴,咕咕两口。他似乎也
顾不得卫生不卫生了,用手抹两下瓶子嘴,一口气把扁瓶的酒喝光,来而不往非礼也,有时
我也买一瓶酒,如此这般地借酒御寒,借酒浇愁。
    记得那是大山沟飘落头场大雪的夜晚,我拿出一大瓶沪州二曲,往肚子里灌了个饱。热
酒壮肚之后,我说:
    “鲁迅先生有几句诗,你还记得吗?”
    “湿(诗)都变成干了,也许还能记起。”
    我背诵着:“……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他没有接上我的话茬,打诨他说:“我也需要告诉你两句,老弟:树林子大,这儿什么
鸟儿都有!”哑谜般的话语结束之后,他扭过头睡去了。
    这就是王蒙划右后的一幅精神肖像。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貌似
在合眼睡觉,其实在睁眼看着四周,与其说他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说他对这个冷酷
的世界有着相当的警觉。他话中的弦外之音,似在告诫我认识客观环境。说不定,他在当时
已然发现了我潜藏着某种悲剧性的前兆呢?!
    (40年过去之后,王蒙告诉我,在(走向混沌》出版后的一个年节,他的儿子王山曾
问及他:“爸爸,当年你是不是像‘混沌’中所写的那样?”王蒙一家当时正吃年夜饭,他
一边喝酒,一边回答儿子说:“是,就像维熙写的那样。”儿子还想询及他什么,见他潸然
泪下,便不敢再求索下去了)。
    这儿不单单有几十号右派,还有轮番来劳动的市委各系统的机关干部。无数双眼睛都在
审视我们。
    “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超英美心不甘!”
    山石上张贴着这样醒目的标语。
    大喇叭还不时唱出十分动听而又绝对浪漫的歌:
      点灯不用油
      耕地不用牛
      走路不小心
      苹果撞肿头
    在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之下,这偏僻的山洼经常若同闹市。开山的打钎声,油锤的破石
声,隆隆的爆破声,每日不绝于耳。盖房的石料向大山索取,勾缝儿的石灰自己烧,背石上
山用的背篓儿自己编。除去修筑山中官殿的基建任务之外,右派和那些轮换着来劳动的干部
们,还担负着把周围梯田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组,夜战干的活儿,是和梁湘汉(80年代的
中共北京市纪委委员)从沟底拾捡河卵石,并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盖房的地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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