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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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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进口的仪器,毒气的浓度可以十分准确地显示在小小屏幕上。我的话刚刚落音,他便朝
我大声喊道:“崇洋媚外,‘文化大革命’应该把你给抓起来!”
    对于犯人的歇斯底里,我有所理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在“文革”中当了倒霉鬼
的。拿我发发他们的怨气,我只有听着的份儿。这样大喊大叫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
那些不出声,想以瓦斯自杀的犯人。所以每每遇到因瓦斯必须停产的煤巷,犯人中的班组
长,都坐在巷道的人口处,以防有人借着瓦斯的毒威自尽。因为在监狱里自杀并非易事,监
房里不许有任何利器;即便是在夜间入睡,也有人值班,而且电灯整夜不熄。所以用毒气自
戕,是自杀中最为方便的手段。
    只有因瓦斯停产的时候,我才与那些犯人形影不离——这并非我的自愿,而是工作之
需。但是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能听到一点他们的心声。前文已然说过,对那些亡命之
徒,我一向是避而远之,但是那些老实巴交的犯人,还是有聊天的机缘的。我曾接触到这样
的一个“文革”中的冤枉鬼,他身上的阿拉伯数字代号,我虽早已忘记,但是在柳条帽下的
那张脸,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脸腮上有一块被煤石击伤留下的伤疤,里边藏满了洗不净的煤
尘,因而在矿灯的光束下,如同长了一块大大的黑痣。他原是山西晋南农村的一个党支部书
记,被判刑的原因,可以被视为案中之奇:“文革”开始之后,他下令把村里的那块苜蓿
地,煞费苦心地种成了“毛主席万岁”的字形,以表示一个贫农对他老人家的忠心。当田野
问的苜蓿用紫色的花朵,织成美丽的“毛主席万岁”图案时,不仅惊动了整个地区,他还立
刻被树为“活学活用毛著”的标兵。报社记者前来采访,“文革”造反派组织给他披红戴
花。
    可是苜蓿这种牧草的繁茂,是要靠不断更新换茬的——就像韭菜需要割茬换代一样。可
是当这位支部书记带领着村里的群众手持镰刀,去割苜蓿的时候,他的厄运来了——昔日他
苦心营造的忠心一笔勾销不说,还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他越是解释他的初衷,招来的
批斗会越多——最后,他被送到监狱里来了。当他对我悄声讲起他因尽忠而犯罪的时候,语
音颤抖得几乎不能出声……我默默地听着这曲时代的颤音,既对此无以解答,更无法对他加
以宽慰。他告诉我,他心里更为难过的是还有一个生产队长,听了他的光荣事迹后,也如法
炮制。这位队长种的是麦田,种麦地是要施肥的——当那位队长往织成的“毛主席万岁”字
样的麦田里倒屎倒尿的时候,也落了个与他相同的下场。
    这是我难忘的悲哀。
    第二个犯人的事,则没有第一个犯人那么令人深思。那是我在煤巷巷口,亲眼目睹的一
件事情:两个犯人从左右两侧,各自架着一个犯人的一只胳膊,向巷道口走来。那个犯人拼
命地向后挣扎,抗拒着两个犯人的抬架——那两个犯人十分聪明,忽然把他按倒在矿车的轨
道上,借着铁轨的光滑,把他拖到了巷口。那犯人显然是长期拒绝出工,而遭到此种待遇
的。在矿灯的灯光下,我见他已然满脸皱纹,属于犯人中年纪比较大的一个;此人面色蜡
黄,精神恍惚,有精神分裂症是毫无疑问的。果不其然,他一见到头戴塑壳安全帽的我,误
认为我是一个劳改干部,便一头扑到我的面前说:
    “队长,我有冤情——”他不容我解释,就收不住他的闸门了,“我是在全国解放前
夕,驾机起义归来中的一个,我不热爱共产党,我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飞回到祖国怀抱
中来?‘文革’开始后,红卫兵硬说我是特务。我冤!我冤!”那嘶哑的呼叫声,在巷道里
引起沙沙回响。他还想对我多说些什么,我忙站起身来走开,躲开他那乞求我帮助的凄楚目
光——我是什么?我不过是个“二劳改”;即使我是一个劳改干部,对他的诉说我也无能为
力。“文革”风暴排山倒海而来,连彭大将军彭德怀,都成了阶下之囚,谁还能有他那样一
副阳刚铁汉的肩膀,能抵制毛泽东被神化之后的威力呢?!
    这是在我担任瓦斯员期间,留下的两幅难忘的犯人肖像——其他影像则都随着时间的流
逝,而变成了模糊的碎片。今天回忆起来,这一段在井下独来独往的日子,对我的一生是很
有意义的。我真正地了解了煤的性格——它是以毁灭自己来照亮别人的特殊物质。而要做到
这一点并非易事,这要经过从地上到地下,历经多少煎熬的痛苦,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
    这一点,也正是人类自身所匮乏的。

第12节 再见了,乌金山
        为双劳改建成的监舍,在犯人区的西侧——那就是李建源君当年葬身的地方。他走了不
要紧,在井上有用不完的劳动力。他们继往开来,于1973年的春天,我们终于离开了南坪
村,到了我们应该来的地方。
    那天,王铁匠一家人像送别亲人一样,为我俩搬行李、提网袋,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
老王让家里的人回去,他同我们一起来到新建成的窑洞。两个专政对象与地道的无产阶级,
在近两年的相处中亲若一家,有悖于当时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纲常,我和张沪都十分珍重这种
超越当时风尚的感情。
    走在半路上,老工对我说:“你们两口子,都是好人。这年头好人遭罪的多,忍着过
吧,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我俩知道,这是王大哥对我们的鼓励。”我说。
    “俺说的是心里话,说句文明词儿,叫啥‘否极泰来,。白天的日头落下去是晚上,晚
上的月亮落下去,又是白天。天上的理,就是地上的理——俺信。”
    我说:“天上没有人,地上有人斗人……”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斗到头上,每人一身血的时候,就该往回走了。”
    张沪扯我衣袖一下,抢先回答说:“感谢您这一年多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有时来运转的
时候,忘不了您。”
    他说:“那妮子,在你们刚来乍到的时候,对你们……”
    “后来不是相处得挺亲热的!”张沪说,“有一件事,还得求王大哥帮忙,那只灰猫在
搬家时不知到哪儿去了。”
    “来年再抱一只,俺家的老猫一年一窝。”
    “不,我们还是想要那只灰猫,这猫有灵性,与我们也混熟了。”张沪从小就爱猫,在
搬离老屋的同时,她找了它半天,不知它到哪儿去神游了。
    到了铁丝网前,老王只好与我们分手。
    窑洞从外观上看,是全新的两层小楼。因为是在山坡上打的洞穴,有着冬暖夏凉的优
点。尽管如此,我和她还是眷恋老王家的那间老屋。不知为什么,来到这间约有15平米大
的窑洞,我和她都有一种空旷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么,我们一时之间,还说不清楚。
包括那只灰猫,都能勾起我们忧伤的心绪。待我和她把行李打开,双双坐在炕沿上之后,她
说:“想不到王铁匠,还懂得《易经》中的天人合一。”
    我笑她把老王太理想化了。
    “你别笑,我觉得他虽然不一定看过《易经》,但是这个人很有头脑。”
    “你同意他的看法?你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是啊!但是我也相信物极必反的轮回哲学。”她说,“停工停产闹革命,发展到全民
大武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只有劳改单位中的死猫死老鼠,在这儿钻井打洞,国
民经济谁抓?林彪都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上面乱了方寸了,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厄运走到
头了。总会有人出来力挽狂澜于既倒。”
    我心里虽然认同她对中国命运的分析——如在1972年初中美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公
报),1972年底中日建交,——但是离阳光普照大地的日子,还相当遥远。那天,可能是
由于搬家的刺激,我们第一次争辩起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在我们每天疲于奔命的劳动中,
是极为少见的事例。按说知识分子,是极其关注国事的;但是很久以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
交谈——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我和她只不过是顺水而下的泥沙,谁还有心绪去关注矿山之外
的事情呢?我关心的是瓦斯。她关注的是宣传。因为她的宣传工作,涉及到了政治,有时她
把报纸带回到老屋,我才知道一点儿有关中国的事;否则,我连中日、中美之间发生的历史
性变化,也一无所知。
    搬到铁丝网内的窑洞以后,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仍然每天下到地壳深处,与那些真犯
人与假犯人一起采煤;她每天去她的宣传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回忆起来,我惟一
的安慰就是,在我的瓦斯管区,没有发生过事故。不管那些犯人是真是假,他们都是宇宙的
生灵;即便是死刑犯,没有到执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权利。但是我则死去了很多很多的东
西,首先我没有了激情,我好像也变成了一块煤,但是没有光热,没有燃烧自己的力量。按
着劳动有益于人的健康来说,我也适得其反——从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开始,我生理上患
了阳萎症——在矿山尽管比那儿宽松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复原。这是既难以出口,又难以医
治的精神疾症(直到90年代初,我已年近60,生理之疾才不医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丝快慰的事是,那时候我少年。青年时代的文友刘绍棠,不断给我来
信,信中预言中国命运一旦有了转机,我的生活占有将在同时代作家中是个富翁。他的论点
是:苦难出真知。同时代的文人遭厄运的不止一人,但没有一个人像我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这些来信,多少给我麻木的神经,注入了一点儿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谈到了北京文化
人的现状:女作家杨沫刚过五十,上边就劝她退休;来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
帮厨;对萧军的批判虽然结束,但他仍在东直门从事挖地道的工作……我与上述的几位作家
相比,是贱民中的贱民,何以会存有再从事文学写作念头?劳改期间,我曾有过梦幻,也曾
有过对梦幻的尝试,但是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夭折了(见《走向混沌)第二部“折梦
‘桃花源’”)。
    当然,我与刘的通信,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他在五七年是与我一起划右的,此
后,他在通县运河滩上放牛,我来晋东南的煤矿挖煤,虽然时代的风暴潮,并没有割断我们
的灵犀相通;但我们毕竟是被五七年的历史,钉在同一个十字架上的羔羊,因而我们之间的
书信往来,有着诡密的相约。我给他写信,从不注明写信人的地址;他给我写信,在信尾不
具姓名。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举,专政机构要是有意追查写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儿——
当年,我们之所以如此,实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二劳改”身份,处境比
他还坏,怕牵连到他,我还要他接到我的信后,不必保留,当即烧毁。所以当1979年,我
的问题得到平反后,绍棠没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相反,他写给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
了下来。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抑或是对昨天的历史,都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也可以说
是反窥70年代受难知识分子负重心绪的一面镜子。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曾多次请求去挖煤,放下那具小小的瓦斯检查器,以减少一些我心
灵上的负荷,但都未能成功。因而我在晋普山煤矿的后期,一直是与犯人为伍,与黑色煤巷
相伴的——也许是我的命该如此,因为我也是社会上的一个黑色幽灵。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
1973年春,又一道调令下来:长治近郊的大辛庄劳改农场,要筹建一座阻燃的化学原料四
氯化碳化工厂,我们要调往那儿去支援新厂,于是我们又像天上的流星一般,离开了原来所
在的星座,流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临行前,我的心情陷入矛盾之中。虽然我不喜欢“劳改”二字,但是我喜欢煤,更敬重
煤的性格。我想在告别乌金山前,留下一点儿当煤黑子的小小的纪念,我向主管我们的劳改
干部,提出带走我戴了三年的矿工帽——我真是痴愚至极,我询问什么,只要往行囊中一装
就是了。我询及的结果,是不许带走,只能把皮带留给自己,其他的东西一律上缴。因而,
我在矿山开矿的记忆,就是一条磨得已然没有了皮色的皮带——我很珍惜这条皮带,80年
代我曾不顾有失大雅地系着它穿行欧洲。作为一个在底层生活了多年的知识分子,我十分怀
念那一段挖煤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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