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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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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吮人血为生的小东西,成了劳改队的大患,令劳改成员们叫苦不迭。
    有一天,我无意之间打开我装书的纸箱,不同型号的大小臭虫,纷争着向箱外逃去,那
可怕的场景让人心麻。其实,这个问题狱医早就向队长反映过,但是干部家属区,在壕沟铁
丝网之外。可能是他们那儿没有臭虫之故,一直对此充耳不闻。直到后来不长眼的臭虫,蔓
延到了他们的家时,消灭臭虫的战役才打响。全队抽出一天的时间,用喷农药的喷枪,把被
褥以及一切杂什,喷了个如同淋水——曝晒两天之后,淋湿了的东西才晒干了。
    臭虫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大自然的酷热,在无树的西荒地,是永远的一种无法挣脱的
灾难。记得在那年的盛夏8月,由于稻田要用水洗碱,我们奉命去加深加宽一条排水沟。早
上大喇叭广播说,那天是39℃的高温,经过了半天的日晒,到了下午真可谓天下火,地冒
焰;不要说挥动铁锹,就是往那儿一站,立刻汗流如雨。何况挖沟要下到沟底,那儿一点儿
也不通风,若同站在蒸锅里一般。
    我一开始,头上顶着一个破草帽,身上只穿着一条短短的裤衩,没过几分钟,那条裤衩
已经湿淋淋地贴在了我的胯上,裆上的阳具,被裤缝磨得红肿生疼,加上汗水一胳,就像受
了宫刑一般。
    “喂!穷酸,脱下那块遮羞布吧!”姓刘的组长对我喊着,“不然该把龟头磨烂了!”
    我抬头一看沟底的“同窗”,不知何时都脱得一丝不挂,赤裸着全身在挥舞铁锹。尽管
这儿是男儿国,我也属于男儿国中的一个;但是我还是迅速地低下了头,躲开了视线中男人
都有的那件东西。始自1957年到1969年的12年劳动记录中,劳改部门里的千奇百怪的事
儿,我看到了不少;但是像那天的裸体大战,我还是第一次经历。
    “喂!臭老九,别摆你的清高了!”
    “不脱就叫他自作自受吧!”
    “秀才,光着屁股干活是小事,要是磨损了那个玩艺,可是一辈子传宗接代的大事!”
    “脱吧!”
    “不脱,给他开瓜(扒光)!”
    “是你自己动手?还是让我们帮忙?”
    嘻笑声与拍击牛忙(一种喝人血的飞虫,大如苍蝇)的声响,一块儿传入耳朵。与其说
是受同类们的启示,还不如说是我自己要解脱磨裆之苦更为确切——又历经了片刻的犹豫,
我终于拿出“跳河一闭眼”的勇气,脱下了裆间那块湿淋淋的布片。我算什么?我在这个混
沌年代不过是个“吃屎分子”之一,日日夜夜与小偷。流氓同吃一个大锅里的饭,同睡在一
条大炕上——人家刑事犯,还属于“内部矛盾”;我虽然摘去了头上的帽子,仍然是“敌我
矛盾”。在劳改队的位置,我比那些光着身子挖沟的“内矛”还要低下,还有什么必要让那
裤缝磨裆?达尔文早有名言喻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出污泥而不染”,在这块被
炎热烧焦了的大盐碱滩上,还有什么实际价值?!
    脱去了那块磨裆的布片,我当真感到免去宫刑之苦了。虽然这一切并非我的自愿,但是
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活正在驱使我这么表演。
    “怎么样?痛快点儿了吧!”姓刘的头人对我说,“记住,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囚
笼里多一份清高,就多受一份罪。”
    “瞧!秀才的屁股比咱们的白,像白粉团!”
    “白和黑卖一个价。”
    “要是个妞儿的屁股就好了,可惜他也是带棒儿的!”
    ……
    同组的成员,嬉笑了一阵,便不再闹了。因为拿我开心,也只能有片刻的精神转移。当
他们浑身上下成了汗人以后,便骂起天上那轮火球来了。
    由于气候反常,“头人”规定轮流跳上沟渠,喘几口气以防中暑。轮到我上沟休息时,
我索性赤裸到底——这儿没有女人,没有可以忌讳的目光。大家轮流休息的地方,是世人难
以想象的地方。几十年前,这片只长茂密芦苇的荒芜土地,因为靠近大海,原本是海盗出没
和藏身的地方。有一个同类,在离我们挖沟不远的斜坡上,发现一口昔日埋过死人的空棺
材,死人早已被野狗或野狸子叼走,那口空空的棺木,又埋在不见阳光的阴坡,于是我们便
分头到里边去躲避炎阳。好在里边已经打扫干净,我用滴水的短裤擦了擦全身的汗,毫不犹
豫地钻了进去。
    我是人?
    我是鬼?
    还是非人非鬼?
    当时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活下去。灵肉之裸,也是源于这个生活理
念。

第10节 生命档案中的“马拉松”之役
        在与牛为伍的日子里买下的那辆破飞鸽牌自行车,在1969年对我起了磨练意志的非凡
作用。下地劳动时骑着它,节约路耗只是它微不足道的作用之一;之二,我把积存起来的公
休日,一次性地用作回京探家。我舍弃坐火车而用自行车进行长途远征。当时,文革的血腥
气氛,已经稍稍淡化了一些。家居北京的“二劳改”,经过批准可以回家探视了。本来坐火
车回京的车票,我还买得起,但是生活昭示我,未来的驿路还看不见尽头——为了正视现
实,我觉得需要强化自己的意志,因而决定以自行车轮子代替火车轮子。
    从茶淀到北京的路程,大约有二百多华里。夏日炎阳似火,坐在树荫下还要冒汗,何况
是这么遥远的行程,其苦累是可想而知的。昔日与我在桃园一起劳动过的赵鹏飞,与我在北
京的住家离得不算大远。因此,他在那年的夏秋两季,成了与我一起进行“马拉松”长征的
伙伴。我们穿过西区荒芜的大芦苇荡,越过波涛滚滚的金钟河小桥,就算是进入了自由世
界。
    那是一番别有滋味的长征。自行车先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在田间穿来穿去。要骑上
几十里土路,才能从杨村拐上洋灰马路。由于汗流不止,我们索性把上衣脱下来,夹在自行
车的后座上。反正在公路上骑车,谁也不认识谁,身份已然是等外公民了,知识分子的面子
便也不复存在。在地图上,茶淀与北京的距离,不过有小虫子那么长;可是自行车一圈一圈
地转起来时,不知要转上几十万圈,才能到达北京。
    为了止渴,还要一路买西瓜吃。好在沿着公路摆瓜摊的不少,借着吃西瓜的时候,在树
荫下喘喘气。记得第一次我骑车回北京时,早上5点天刚微亮,就骑车上路了,直到晚上9
点——北京街头已然一片灯火时,才骑到了吉祥胡同口。由于腿部的超常运动,膝关节神经
失灵,我到了家门口下车时,一下子摔倒在院子门口。好在门口没有人,我独自拍了拍裤子
上的土,在门口喘了好一会儿,才搬着自行车走进大杂院。
    为了这件事,我母亲曾经流过眼泪。她听我说是骑着车回来的,已然在感情上承受不
了,因为她坐着火车去茶淀探视过我,那火车轮子还要转上半天呢,我拿一辆破自行车与火
车竞赛,不是找死吗?!特别是她见到我的膝盖摔得血迹斑斑后,眼泪立刻顺着面颊淌了下
来:
    “你可再不能骑车回来了?你答应我!”
    “行,我听妈的话。”
    她看出我在应付她,便加重了语气对我说道:“再穷,咱们可以卖桌子椅子,你也给我
坐火车回来。”
    儿子蹲在地上,给我往膝盖上涂抹着红药水,也对我说:“爸,奶奶的话说得对,看您
这膝盖摔成了这个样儿,要是摔坏了骨头,可是一辈子的事。”
    儿子当年12岁,已懂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了。我与他母亲划右时,他还不足1岁——
12个年头过去了,他的父亲依然是个劳改队里的虫儿。他在给我涂药时,两只眼睛凝望着
我,我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因为他的目光中多了忧郁,少了幼年时的童真。我的膝盖当真
跌得不轻,但是当我在院子里走路的时候,我仍然装出正常人的架式。我不愿意让同院的人
(这个院子里的人与原来的院子的邻居,有着很多不同),觉察出来我有腿伤;我更不愿意
我母亲和儿子,觉得我必须坐火车回去。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讨苦吃的“马拉松”。但是经受过第一次磨练,就不怕第二次长途
远征了。记得,到了深秋的时候,我再一次骑车回京。本来,我没有顺路到天津转个弯子的
设想。当自行车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突然对同行的赵鹏飞说:
    “你先走吧。我想到天津去看一个人。”
    他说:“你算了吧,从天津再到北京,能把你累死。”
    “累死一个,少一个阶级敌人,我必须去。”
    “看谁?”
    我开心他说:“一个老情人。”
    他无可奈何地独自走了。我掉转车头,奔了天津。我之所以突然萌发了去天津一趟的念
头,全然是被秋天萧萧的落叶所诱发。在前文提到,我在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梦幻时分,
曾给我的文学导师孙犁写过一封无地址的信,在骑车回京的路上看见漫天飞舞的落叶,我忽
然又想起了孙犁。岁月逝水东流,也不知这位文学前辈身体怎么样了?何不借此时机,绕道
天津去看望一下这位老人呢?!此意念一旦盘桓于心,就立刻抹不掉了,我就是这么直奔天
津而去的。说实在话,我在当时没有任何求助于长者孙犁的念头——中国都到了这个份上,
怕是连他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丝毫没有自我方面的考虑,一言以蔽之,只是为
了看看我敬重的文学前辈。
    可是当我到了天津之后,才想起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住在《天津日报》的宿舍楼内,自己
全凭着一时的孟浪,便有了骑车闯天津之举。我本想到报社去问问孙犁的住址,车子己然骑
到报社门口了,内心却打起鼓来——悬挂在门口的“文革”大标语,使我望而却步。人家要
问我的工作单位,我该如何回答?茶淀是个出了名的大劳改农场,天津人几乎无人不知,我
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我恋恋不舍地围着孙犁住的宅院转了几圈,最后的结果是掉转车把奔向北京。一来一回
等于多绕出去五六十里路程,到北京时已然是深夜11点多钟了。受到母亲和儿子的盘诘,
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我从没后悔过这次徒劳的远行,因为此行至少证明我的梦幻虽
然早已破灭;但是严酷的生活,却还没能杀死我燃烧于内心的激情。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或
许是最珍贵的。如果一个人完全死了感情的火焰,只留下一个人的外壳,那就无异于行尸走
肉了,不是吗?!
    记得,时间到了1988年的冬天,我陪老作家康濯同志去看望孙犁同志时,我曾向长者
孙犁提及这一段往事。孙犁同志听罢大笑不止,他说:“你应该勇敢地走进来,那时候我也
是被冲击的对象。我不但不会嫌弃你,还要与你一块喝稀粥吃烧饼——就像今天吃的一
样。”
    但是当时我确实没勇气进孙犁同志的家,出于政治道德和对长者的爱戴,我还是割舍了
对这位前辈的思念之情——这是我“马拉松”档案中一次特殊的记录。我很看重这份记录,
因为我是个人,不是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我敬重真正的作家,我鄙薄在作家的桂冠之下“光
着屁股的皇帝”。
    公元1969年,是我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不仅仅留下了裸体干活的历史,也有
了磨练自己的意志的“马拉松记录”。劳改的路还看不见尽头,要活下去我必须坚强。

第11节 “一号战备令”与一个猪圈
        绕道天津回京探亲,是我在茶淀劳改农场期间,与母亲和儿子的最后一次团聚。不久,
林彪的“一号战备令”下达,我们这些不安定因素,虽然已远离皇城,但还嫌距离京城太
近,便又一次大迁移。反正我们的身价轻如蒲公英,任形势的季候风吹来吹去,飞到哪儿,
哪儿便是新窝。
    农场开始了大清理,大疏散,大转移。昔日曾相聚于团河的同类们,开始了各式各样的
移位。就在我最后一次骑车回京的10月,我同类中的许多人,已开始各奔各巢。有乡的还
乡,无乡可归的回原籍所在的劳改单位。一时之间,大有树未倒,猴狲也散的趋势。其间,
我在前文提到的友人——逃号张志华、陈邦昭等十几个人,被移交到福建劳改单位;“地理
仙”曹克强、画家朱为民、教师陈端昭等二十几个同类,去了河北沙河劳改农场;杨路、李
泰伦、水绍寒……去了贵州和四川(为了节约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对于一些无地收容的右派,除了极少数茶淀急需的人才,不更改身份留场使用(如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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