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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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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3万元而奋斗”。把他犯肠
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着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
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
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
绍棠的负罪之感。
    当时,尽管我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但尚未涡灭人的良知。读报道后,我立刻给这位记
者写了一封抗议信,指出该文扭曲了我发言中涉及的事实。可以想象,这种“抗议”的声音
还不如一只蚊虫哀鸣,不但不被理睬,反而在后来批判我的会上,被指责为“这是兔死狐悲
的没落阶级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行为”。奈何?事后,我将那份报纸保留
了很长时间,我从字里行间,嗅出八个大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这篇刊登在
《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要地位的文章,不仅漫画化了刘绍棠,更为荒诞的是,把几个素昧生
平,和我毫无接触的人,都囊入一个右派反党小集团之中。邓友梅身在北京,我们只是在会
上见过面,会下无任何来往,纳入以“刘、从”为核心的集团首犯,已属不实;至于天津的
鲍昌,浙江的郑秉谦和洪禹平诸公,我们既无书信往来,又无一面之识的缘份,怎么会成了
一个反党小集团呢?!
    形而上学的猖撅,并不是始于“文革”。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已见端倪。1957年
反右派斗争形而上学成风。谁的调门最高,谁就是反右积极分子。“四人帮”骨干姚文元就
是靠反右起家,从“形而上学”的“文棍”一跃而跨过龙门的。因而,就其实质来说,反右
派斗争给极左的无限膨胀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预演,是“文革”法西斯暴
行的序幕。当时,被批斗的右派也没有被戴上纸帽子游街示众,但究其运动本质,是1966
年“文革”的起步。
    譬如:我在《北京文艺》上的论文,充其量不过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
学术讨论,指出其不够完备,不够确切而已。但是自从刘绍棠定性为右派分子之后,一位老
作家在著文批判这篇文章时,完全抹煞了其学术性质,而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我在《长
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
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
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
动农民造反。”(我非常敬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
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另册公民”。本来,无需对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那个批判会再费
笔墨,批判我也像批判其他右派一样不外都是“低头”。“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
从严”一类的声音。但是,我还是要写下会上的一段小小插曲,因为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与反
右运动气氛相悖的不谐和音:我记得那天中午,天开始淅沥淅沥地下开了秋雨。莫非是天为
我哭?为那些承受命运严酷打击的知识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着血,但眼中无一滴泪。
但是,当我在会上,却被闪光的良知催下了泪水……
    “房树民,你是从维熙的朋友!你们一块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现
在,我们希望你能和他划清界限,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发!”会议热烈了好一
阵之后,主持人点了房树民的名。
    这时,我才发现他瑟缩在会场的一角。
    他为人极忠厚老实,和我同是师承孙犁“荷花淀派”的青年文友。我真希望他能够淋漓
尽致地把我揭发批判一顿,因为此时的我,已成为一面万人争捶的破鼓,无论他怎么“上纲
上线”都已对我无损,相反倒能为他自己增加安全系数。
    我期待着。会场也期待着。
    他平日是个沉默无言的人,但此时被点名将军,等于断了退路,只有以重炮轰我才能为
他打开一条出路。但他迟迟没有站起来,以致惹恼了会场:
    “房树民!你耳朵聋了?”
    “你到底说不说!”
    “现在是你和从维熙划清界限的最后时机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说几句。”矮矮的房树民终于站了起来,红头涨脸他说道:“依我个人和他接触来
看,他只是文艺思想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刘绍棠像个右派,他当真不像右派——”
    话还没容他讲完,会场就炸了窝。
    “这是在包庇右派分子从维熙!”
    “这是向党进攻!”
    “让他也老实交代他的言行!”
    还好,掌握会场的人,怕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宣布让房树民退场——他被“驱逐出境”
了。
    望着他颓然而去的矮矮的身影,我哭了。树民过去与我友谊甚笃,记得,当我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出版后,他曾给我来过一封长信,赞扬小说泥土气息之余,指出书中
有少许错别字。他例举鲁迅先生的严谨学风,以此来批评我的疏忽。我深受感动,觉得人世
间有这样的一二知已足矣!
    此时,他居然敢在这个场合直抒己见,更是难得。这不禁使我想起从这座楼中一跃而下
的戚学毅,不要看一场风暴来临时,大树低头,小草弯腰,落叶飘飞,冰河封冻,但在冰封
雪盖的古老河床中,春水仍在冰层下静静地流淌……
    我一直为树民担忧,但不知是哪个神灵的保护,他幸运地躲过了反右派斗争,一天晚上
他无声无息地推门而至,邀请我过几天去便宜坊吃烤鸭。
    我没有推辞,也没有理由推辞。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谁知道有多少家庭夫妻离异?有
多少友谊之巢被焚?又有多少人对落井者投石?或借倒下的人的鲜血染红头上盔冠的红缨?
因此,树民对我之情可谓珍贵至极。主人有训:困顿时方知知己。在1957年的风暴中,我
认识了树民。
    几天后的又一个晚上,我和他在前门外便宜坊的餐桌上见面了。他说:“约你出来散散
心。”
    “既来之,则安之。”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神色,“听天由命吧!”
    “不能自暴自弃,只当是去体察社会,体验生活好了。”
    “如果在近处改造还好,要是我俩都离开北京,家里留下一老一小,我不放心。”我连
杯地喝着苦酒。
    “我常去看看大妈好了!”
    (后来,树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直到“文革”年代,在亲朋好友皆远而避之的时
候,树民常和他的妻子去看望我的母亲和孩子。1985年之后,他在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辑
一职其间,常常退掉文坛权贵的不及格的书稿,这种刚直不阿,是他青年时代精神的延伸。
在中国作协,他被认为是最正直的人)。
    “也许我的命运还没走到头呢!”
    “为什么?”
    “报社近二十个右派,我是第十三个被揪出来的。‘十三’这个字眼很不吉利。”酒喝
多了,我毫无遮掩地说。
    “别胡思乱想了。”他夺下我手中的酒杯。
    记忆本身就带有筛选的功能,那些淡而无味的平庸东西,都从时间的筛孔里漏掉了;而
留下来的都是十分珍贵的,使你终生难忘。当然,我提及“十三”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宣泄
内心的愤懑之情,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正是我和妻子命运的预
卜……

第3节 从“状元府”走向“墓地”
        报社的右派分子被组织起来劳动。会同大楼中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张辛城、卜昭文、
丁宝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陈德贵、马知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
多。其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
    王守清,是从部队转业到出版社当人事干部的。此人14岁就在晋东南沁县参加了八路
军。因打日本作战有功,在1946年时,就当了碑上留名的战斗英雄。他身材魁梧,满口山
西腔,他在陕北时是中央警卫师的小鬼头,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称得起是为了缔造新中国出
生入死的钢铁战士。而反右派斗争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决斗,但他也被卷
了进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王守清身上带有战争留给他的弹痕。这次,他又被反击右派的
子弹击中了。
    和王守清个头差不多,但没有魁梧身材的李滨声,不也是一个屈死鬼吗!盛夏时节,党
中央的理论权威刊物《红旗》,用卧车把他接走,在请他吃饭的席间,拿出许多剪报资料,
请他根据资料为刊物画一幅漫画,《没嘴的人》(副题《老实干部奖获得者》)就是这么出
笼的。脱稿后李将稿放在桌子上,被报社文艺部负责人看见了。说服了李滨声,先在《北京
日报》刊登了;后来,《北京日报》首先向李滨声发难——他成了“阳谋”中的第一个牺牲
品。。
    批判会上,李滨声曾据理力争:“我并不是为报社画的,是你们要我在报上刊发的。”
    对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让人民锄之!”
    不能说不巧。1957年秋冬我们从事劳动的工地,是满清最后一个状元的家宅。《北京
日报》说服了状元的孙女,把这宅院的地皮买了下来,拆旧宅,盖报社的职工宿舍。这地方
名叫“状元府”,此时这些落难的“文武状元”干着刨地基、挖房槽、砸钉子、运砖瓦、挑
灰浆一类的活儿。
    195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街道上的树叶还没落光,秋天还没完全脱掉它的黄褐色衣
裳,外蒙古卷过的寒潮就报到了。之所以能有这个记忆,是画家王复羊的劳动模样留给我
的:十月末,他没有御寒的劳动服装可穿,穿着一件八成新的呢面大衣,还在皮领上围了一
块白色垫肩。于是“右派贵族”的雅号从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举目四望,昔日那些摇笔杆、拿画笔的“秀才”,肖像都十分狼狈。嘴里总爱哼哼着约
翰·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乐曲干活的陈德贵,来工地不久就折断了眼镜的一条腿,折腿
的那边,他套上一根线绳,被冠之以斯维尔德洛夫的绰号。看着自己,我也不禁哑然失笑。
我身穿一件破大衣(这是我母亲怕我冷,毁了一条狗皮褥子缝制而成的),上边溅满了泥点
和灰浆,俨然像一个专职“泥水匠”。至于那些女右派,则一律敛起昔日红装,头上顶着蓝
黑色带有耳扇的帽子,简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壮工一个模样。
    女右派干的是把弯钉子砸直的原始简易劳动。分派活儿的人,确实是出于照顾妇女。但
是在严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儿干这种轻活儿,还不如干费力气的活儿好。她们不断跺脚,
用嘴哈气暖手;那边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绒衣穿了单衫。“状元府”名不虚传,修建这
旧宅院时,地面搅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冻,丁字镐刨下去,只留下一个小小土窝。再看
看各自的手掌,几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医务所彭大夫不知是出于对这些人的同情,还是施
行“革命的人造主义”,对于施舍胶布从不吝啬,因而每人手上都贴上了横七竖八的胶布条
条,像是戴上两只污浊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个严冬下午,我赶上和王守清一块刨槽。这家伙干活也像打仗那样,抡起
丁字镐来虎虎生风。“噗”的一声,一个硬土块溅到了他的眼镜片上,一只镜片顿时像太阳
光的辐射线似的,在上边结网。我劝他去配一副新眼镜,他用浓重的鼻音回答我说:“配甚
眼镜?这双眼睛长在我脸上都是多余的,我恨自己这双眼睛,当年没被炮弹皮炸瞎了呢!瞎
了就甚东西都看不见了,落个心里干净!”
    我不能对他的话作出反应。他根红苗正,虽说他也被划为右派,似乎还有某种发牢骚的
资本;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身份应比王守清更为卑贱,不具备讲怪话的任何条件。可是,脑
袋毕竟长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说,心里不一定不想。王守清这段悲愤的自白,当即让
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个意大利的电影剧本《他们出卖眼睛》。编剧以极其含蓄的手法,
用出卖自己的眼球的剧中人,象征并鞭挞那些对社会时弊视而不见,在生活中出卖良心的人
们。王守清讲的这段“反动怪话”,当然缺少电影剧本的艺术曲线,但和那个电影剧本不是
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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