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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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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五七年的反右就开始了。我和张沪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
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7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
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木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颈
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我只好安慰她说:“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
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里,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
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
    我继续宽慰着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的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
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当我和妈妈囫囵个儿歪在床上之前,我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
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从母亲的颈上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
上——母亲这才上了木床。
    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
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
    “总不会送我回乡吧?”妈说,“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
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么!”
    “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满腹愁肠他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队。”
    “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
    我说:“在茶淀有带着儿子,女儿进来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
这么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
    直到凌晨3点,我和母亲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小儿子的去向问题。
其间,我母亲还不断地打开手电筒,看着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的四
邻。大概是到了4点钟左右,母亲催我立刻回场。昨天夜里回家时,我没敢把自行车推进院
门,为了不把自行车丢了,我颇费了一番脑筋。沿胡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夜里也
开着小窗口的药店——只好跳河一闭眼,把自行车放在了那家药店的门口。昔日我回家时,
母亲早晨要给我做饭;此时此刻,再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像一个离开黑店的贼,失魂落魄
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车的那个药店。老天还算有眼,没有让我坐车返场——那是会迟
到的。我骑上自行车,离开了东四北大街。
    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
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式,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
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当然那被打的老太
大,此时若同一只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
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大概是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
    “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大,但是却比那
些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她们中间里的一个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
大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地,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
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资本家!”
    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那
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许已经死了,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皮带、链条就是不能
让她松开手掌呢?当然也不排除那个老太太是个“葛朗台”般的有产者,宁舍命也不舍那张
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不管是不是属于“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应去的
“天堂”是无疑的了;可是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这一手段呢?!按年
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
—那么她所以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是不是历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潜藏在人类自身中的
善与恶,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十分出格的行为的。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记
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但是,希特勒这个恶魔掀起
了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自身中恶的潜能,
便被发挥到了极至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现,能不能从二战
的德国历史中,找到一点启迪呢!
    不知为什么,一路上在我的头脑中,总是盘旋着那位女红卫兵的影子。她有母亲,她将
来也要做母亲——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车上,她很可能给那位老太太让
座,或者顺口叫一声奶奶——此时此刻,她心灵中的善良完全披邪恶占有,原始的野蛮便不
唤自至;而她的这种精神错位,既是人性的,又是历史的——一个本来很伟大、但是后来被
神化了的人物,在这个特定年代,诱发出来的民族狂热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风唤雨,点豆成
兵了。这位姑娘的霎间表演,可谓是人妖嬗变的一个典型。真的,从见到这一幕开始,我再
不仅仅为我自己的母亲悲哀——而是为全中国的母亲们感到悲哀了。
    回到农场,我浑身大汗淋漓。空着肚子到桃园上班,承受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
陆丰年君匆匆过来找我,他说:“恐怕杨家要受我的牵连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我自己的坟头都哭不过来,我们的家属怕是没有例外。”
    “这是什么世道!我感到有点对不住人家了。”
    “问题决定于杨春英,她的态度怎么样?”我自身虽然己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同类
的命运仍然本能地引起我的不安。
    “她挺爱我,不会发生什么变故。”陆丰年说,“可是她还上有父母哩,我总不能不考
虑人家的生存呀!”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拿不出一条好的生活方程式来。不仅我拿不出来,就是孙悟空在
世,他的分身术恐怕也会在这乱世中失灵。
    “前两大听人说,场里从大西北来了一些人,想动员我们到那儿去支边。你听说了没
有?”陆说,“据说,到了那儿,可以完全改变身份,成为真正的公民。”
    这事情我是早有耳闻了,但我根本没有动心。道理十分简单,我的家中一老一小和还留
在茶淀的张沪,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没有这些骨肉相连的因素在内,我可能愿意做
一朵四海云游的蒲公英——我与陆丰年的情况不同,想法自然不尽一样;我是宁可在北京当
“二劳改”,也不愿意到遥远的边疆去当什么合法公民。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那是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除去南区犯人和北区三畲
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之外,其他所有的“农工”,停产开会。那天早上起来,地处农工大队队
部的广场上,就响起了大喇叭的声响。这个有线的广播喇叭,过去每天广播的是有关文化大
革命的新闻,诸如,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等等;这天早
上,我们正在排队打饭的时候,大喇叭突然一反常态地播放开了《我们新疆好地方》这支
歌,这说明大西北来招募农工的工作,将于今天开始。
    那大的会议开得十分隆重。场里的头头们几乎都出现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除此之
外,有几个身着绿色军衣、但是不配戴红帽徽和红领章的陌生人,同时就座于场长身边。会
议开门见山,号召有志于开拓边疆的男儿,去支援边疆建设。其条件是在农场表现优秀的农
工,经过自愿申请和场部审查,合格者才有可能奔赴边疆。凡是被批准的农工,到了那儿一
律改变身份和政治待遇。上午开大会,下午开小会——各个班组分头开会讨论,递交报名名
单。
    在我的记忆中,当大会散会之前,就有了上台发言表态的积极分子,除了一两个解禁的
刑事罪犯之外,当场表态愿意去支边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对刑事犯中的表态者,我
不熟悉,但是老右之中表态的人,我则比较了解——他们几乎都是家在外地的同类。我想,
他们之所以自愿去支边,一是对祖国的热情,还没有被冷酷的现实冻结成冰;二是面对“文
化大革命”的混沌局面,想尽可能逃离得远一些;三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在北京皇城脚
下,无法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也许远走高飞是最好的选择。
    当天下午,在我们的班组会上,首先表态的是陆丰年君。他有着十分好的口才,洋洋洒
洒他说了许多革命的壮烈言词——但是能知他内心世界的非我莫属,他是急于改变自己的政
治处境,才有了这一番壮怀激烈的;他是因为十分珍惜他的蜜窝窝,并千方百计想保护好这
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风雨飘摇的爱巢,才有了并非他完全情愿的申请——用远离开爱巢来
表示一个人对爱巢之不舍,这真是时代悲怆的生活颤音。我当时就为我的这位朋友,而感到
了无限的忧伤。
    散会之后,我特意把他找到监舍后边的一个无人的角落,对他进行了一次规劝。我说:
“天下只有一个政策,那就是党的政策——在北京是一,到了边疆不可能改为一加一等于
二,或者一减一等于零的事情。你要三思而行。”
    “撞大运吧,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才对得起杨家的一片真情。”他说,“我这个牵连
因素不在了,红卫兵也许不会再找杨家的麻烦了。”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考虑过你走了以后,你和杨春英的感情问题……”
    “她不会变心。”
    “如果受形势所迫,非分手不可,你将怎么办?”
    “你不是听见我常常唱的那支歌吗,‘若有知心人,尽管嫁给他。’人的命运谁也无法
预测,但愿老天有眼,能够成全我和她。当然,我去了那儿以后,经济上要勒紧自己的腰
带,给她按月寄点钱来;一年总还要争取探亲一趟——那大西北来的人,不是说了么,到了
那儿各种待遇,都要比这儿强上一点!”
    我觉得丰年君去意已定,再说什么都属于多余。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谈心只好到此
为止。当天晚上,我记得还有班里的其他同类,也曾对他的这个决定,提出过疑虑,但是丰
年像当年吃“五毒”那么果敢——他递上了支边的申请书。由于一大批“二劳改”即将奔赴
边疆,那几天我们在桃园干活时闲谈,无一例外地围绕这个话题。到了8月17日的上午,
杨春英第一次在桃园露面——她是为陆丰年来送行的,下午4点各队去边疆的人,将在这里
集中登车,奔往北京火车站。支边的火车终点站,为新疆的吐鲁番。
    杨春英所以来到桃园,不外是找个幽静的地方与陆告别。本来陆是在监号里准备行囊
的,但是准备远行的人大多,与其在那儿告别,还不如到“桃花源”来话别。记忆中,那是
一个骄阳似火的天气,我们正在水泵旁边的冷水池中洗澡,不知道是谁先听见有女人说话的
声音,便一个个躲到水泵房的后边,忙着擦身穿衣。因为还没轮到我洗,我有机会看见陆和
杨来桃园时的形象:陆还是那一身农装,用不着多费笔墨,但是杨当天留在我头脑中的印象
极深。她虽然并非红卫兵,不知是否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她穿了一身当时流行的绿色衣
裤。与其时代保护色极不协调的是,她的胳膊弯里,挎着一个蓝花花的小包裹,当时墨镜也
被划入“四旧”之列,她不能再以墨镜遮眼,因而外露着她那只失明的眼睛。尽管如此,她
的身材之窈窕,肤色之白嫩,仍然让男儿国里的“亚当”们吃惊。
    陆君向准备收工去喂肚子的我们,介绍了杨以后,便对桃园看守武芳说道:
    “要借你这间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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