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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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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从哪儿来?”我对他的行动充满了好奇。
    “既然是想去自由天地,当然是早有经济上的准备。我在衣缝里藏了一些钱,以备急
用。”他说,“当时我不敢在茶淀小站上车,而是到了远离这方水土的地方,登上火车的。
好在当时队长并没能及时发现我的逃跑,因而我得以很快到了广州。”
    在我所接触的同类中,除了以死来抗议五七年反右的沈林澄(见《走向混沌》)和清华
来的学生陆浩清(后边将提及此君)之外,敢于以行动去寻找自由的,张志华是第一个。他
到了广州后,没有钱住旅馆,也不敢去住旅馆,便在火车站、正在兴建的空房或管道中夜
宿。在流浪者中间,他认识了一些从新疆来南方作生意的小贩,小贩们告诉他从广州往新疆
贩运打火机的火石,能赚些钱来维持生活——一个知识分子,由于受到过道德教育,是很难
变成“三只手”,以偷窃为生的。他按照维吾尔族兄弟们的提示,从此开始了贩运火石的勾
当。可以想象,这是一桩十分艰辛的工作,他第一次买了火石之后,身上已经没钱买车票
了,只好与那些新疆来的小贩们,靠扒火车去往新疆。从中国的东南边唾,到中国的大西
北,要斜穿整个的中国版图,其中之甘苦可想而知。
    “好在我是从地狱中逃出来的魔鬼,什么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了,因而并没有大多的感伤
和刺激。但我的那些同行,都是合法的公民,只有我是个“黑五类”中的老五——并且是逃
出劳改农场的逃犯,一旦被发现,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张志华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我
们正在凤河河堤上栽种果树,同挖一个树坑,同栽一棵桃树。除了昔日乾隆皇帝留下的亭台
以外,我的其他同类们,都距离我们至少5米,因而没有人能听到我和他在说些什么,“还
算幸运,我历经了有半个多月的行程,终于到达了大沙漠中的喀什。一块小小的火石,不过
一毫米长,在广州二三分钱,到了那块地方,能卖到八九分钱。那玩艺体积又小,因而我头
一次贩运,就赚了好几百块。第二次……第三次……我就成了个富翁。其间,我给福建老
家,买过两块名牌手表,从广州寄了回去,剩下的钱,我想就在大西北安身立命了。”
    张君这番谈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听天书般的神奇。我内心虽然十分敬佩他的勇
敢,并从他的无畏之中,窥视到了我的懦弱;但是在当时,我仍然不能深刻地认知他这种叛
离的思想意义。张君还告诉我,后来,因为在大饥饿中,从全国各地逃往新疆谋生的人大
多,新疆开始清查外来人口,他觉得生存中有了某种不安,不得不重新开始流浪生活。在他
开始浪迹生涯的前夕,发生了一件使我对张君肃然起敬,并永生难以忘怀的美丽故事——这
故事我一直铭记至今。现在我把志华那一段话,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伊犁的一个小旅馆里,想着我将来的出路时,有人轻轻叩门。我
打开屋门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低着头走了进来。
    “‘你找我?’
    “小姑娘欲言又止。
    “‘我不认识你呀!’张志华说。
    “那小姑娘把头低得挨近了胸脯,终于说明了她的来意:‘我……我是……来卖身
的。’
    “我听出她的口音来了,她是个四川妹子。一场大饥饿,使得天府之国的不少女娃到这
儿来谋生。我在伊犁街头,已经见到过不少,但是不知道她们是以卖身求生的。维熙,我当
时是个独身男人,又从未尝过女人的滋味,在最初的那一霎间,我当真动了男人的情欲。可
是当我用手托起她的下巴时,我的心颤抖了——她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而且那沾满污垢的
小脸上,还残留着没有洗净的泪痕。我是个人,不是个两条腿的畜生,我这个落难者,怎么
能欺负一个落难到这儿的小女娃呢!
    “她看我又坐回到炕沿上,便说:‘大哥,我求求你了。我啥子都晓得,我是第一次不
顾脸面,走到你这儿来的,你就帮帮我,破了我的身吧!你不干我,早早晚晚我也得走这条
路。,说着,这个小姑娘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把她搀扶了起来,给她拍拍身上的土,对这个小姑娘说道:‘我帮你,你可得听我
的。’
    “‘我听。’
    “‘按年岁讲,我可以当你的爸爸了。那桩事儿,你万万不能做!你要是真走这条路,
是自跳万丈深渊。将来大饥饿过去,你还怎么见人?这块地方,不是你的久留之地,怎么说
也得回你们四川,你要是真听我的话,我给你路费,你坐火车回家去,说不定你爸妈这个时
候,正眼巴巴地等着你回家呢!’
    “小姑娘哭得像个泪人一般。这时她才说出她们一群女娃,是一块儿跑出来的。四川本
来是个大米粮川,但是在这饥年,饿死了不少的乡亲。于是她们听说新疆生活比哪儿都好,
就偷偷地扒上火车,到这大沙漠中来了——当她们感到中国在哪儿都不易谋生时,就想到邪
路上来了。
    “维熙,我无力对那一群女娃有所帮助,但对这个与我有苦难缘分的小姑娘,还是不失
良知地把她送到火车站,给她打好了车票,并目送她离开新疆。临上车时,她哭着叫了我一
声‘干爸’,然后又说要跟我一块儿去受罪——哪怕是地狱也好。她说的都是孩子话,她连
老右是什么货色都不知道,她是一朵刚开花,就碰上了这倒霉的饥饿年代——她需要的是母
爱父爱,她需要的是学校,她需要的是书本。”
    团河农场虽非天堂,但是我听到的却是一首天堂的安魂曲。张志华身为逃号,能够在极
度困顿的生活中,自控人性中之恶,张扬人性中之美,以地狱魔鬼的身份,演出一幕天堂里
的美神舞蹈,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后,他因没有一张合法的身份证明,不敢在新疆久留,便
开始了流浪生活。当他浪迹到上海时,曾去看望了林昭;后又浪迹到了杭州,在西子湖畔久
久踯躅。本来这只自由鸟,是不会折断翅膀的——当时吃饭需要粮票,而张志华的粮票,是
藏在用气门芯串成的裤腰带里(即把粮票卷成小纸卷,塞在气门芯的空间中);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在当时粮票十分珍贵,它可以换取一切东西,而这种私下交易,又属于非法行
径。有一次张志华在以粮票兑换钱的时候,遇到一个便衣警察——于是他的厄运便开始了:
几经审查,他不得不交代他是一个逃号,茶淀农场派干部把他押回农场,又马上把张君转移
到老右集中的团河三畲庄来。这就是张志华飞出乌笼,又重返鸟笼的全部经过。
    当时凤河的水已经结冰,但张君的这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使我心中的冰砣在春水
中解冻。我没有叛逆生活的勇气,但我非常崇敬知识分子中的这种类型——在我的认知中,
这种类型的同类,远比在垃圾堆上觅食的同类,魂魄里多了一种自我珍视的不屈精神。不知
是不是因为张君也钟情于文学,他曾流露出对才女林昭的倾心,上海当时是个管理非常严格
的城市,他居然敢溜进大上海,偷偷与自谋生活出路的才女林昭见了一面。我在听他向我陈
述他与林昭会面的心绪时,感受到他对她的真心倾慕。他说:他站在她的面前,感到自愧不
安。因为林昭对五七年反右以及大跃进连着的大饥饿,有着十分坚定的立场——他只是以流
浪达到苟且偷安的所谓自由;而林昭则在上海不断上书中央,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
前途的忧虑。事实证明了张君对林昭的洞察之深——到了“文革”年代,她因不断反对“文
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狱——这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优秀知识分子,最后咬破手指在囚
衣上写了个大大的红色“冤”字,被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拉到刑场执行了枪决。无畏的
英灵去了之后,残暴成性的刽子手,还去她家收取子弹费(80年代初,林昭冤案得以平反
后,在1980年12月11日,她昔日的北大同学以及一些社会贤达,在北京曾为她开了一个
别开生面的追悼会。会场上除了悬挂着许多挽联和寄自全国各地的悼文、唁函之外,特别引
人深思的有两件东西:一是林昭在狱中写的血诗;二是悬于她遗像之旁的一幅无字的对联。
其诗因太长在这里略去,但是那一幅无字对联,却使人无法忘却。其上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
大的惊叹号[!],下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此对联真是无言胜有言,将永
远启迪后人去思索,去评说)。
    当我还在北京日报当文艺组的编辑时,只是听说过林昭的名字,张志华在对我回叙他当
逃号生活的凤河河堤上,我的心中刻上了她的名字。她是早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其
对中国命运的执著关注,可以与“文革”中的张志新相提并论。当她己然是个无畏斗士的时
候,我们还是在笼子里等待着报晓的公鸡。

第6节 我的书与梦
        张志华的归来,无疑是我们痴情梦幻的助燃剂。一个逃号全须全尾的回来,表明当时政
治上的宽松。偏偏在他归来不久,有一天,指导员董维森把我叫到队部办公室,通知我去场
部领取一件东西。我十分迷惑,因为劳改队成员的所有信件,都是寄到三畲庄——右派中队
里来,董维森何以要我到场部去取?
    董说:“你过去写过书?”
    我答:“是的。”
    他说:“本来场部内勤是应当把那件东西送到中队来的,是一个大麻袋,里边都是
书。”
    我认真地想了想,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给我邮寄书籍,而且又有一麻袋之多,一定
是张冠李戴弄错了。我当即向董指导员说明了我的想法。董说:“场部叫我去检查过了,就
是你的书。里边还有你一部什么……《黑土》的手稿,是北京日报派车送到农场的。我例行
的是检查的任务。”
    我顿时明白了——在把我和张沪送进东城公安分局之后,《北京日报》保卫处曾对我的
家宅进行过大搜查,连一些与友人的往来信件,也全部被拿走审查。这是过去我母亲去茶淀
探视我时,对我讲起过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已然是身外之物,时隔两年多了,为什
么又把它退还给我;而且不退到我的家里,却送到这里来呢?
    董看我神情发呆,对我说道:“我来劳改单位工作时间不算短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情况。我让你去看一下的目的,不是让你把书拿到这儿来;你过目一下,打个收条就行了。
至于那些书籍怎么处理,三畲庄也没有地方存放,我们的意见是先放在场部仓库里,你有什
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身子都掉进了井里,还要耳朵有什么用?我想了想,对董指导员
说:“我不用去看了,我在这儿打一张收条就行了。您看……”
    董维森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取出纸笔。可是当我要签字时,他又制止了我。他说我所
在的原来单位,究竟在当时取走了我多少东西,他们并不清楚,他的意见还是我去过目一下
为好。我说:“不用去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押送走我们之后,他们才取走的;不要
说我不清楚,连我的母亲也不清楚——她是个来自农村、不识几个字的妇女。”
    他点点头。
    我签了字。
    待我要折身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叫住了我,并指指一只木椅,叫我坐下。来劳改队之
后,我还没有与劳改干部平起平坐的历史。初进收容所时,我们沿墙根蹲着;在茶淀时我们
站着,即使是坐着,我们也是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但这次我还是很坦然地坐在了木椅上—
—人世间的许许多多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按着阶级划分,董是专政的一方,
而我则是被专政的另一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但我始终对他没有畏惧之感(包括对队长
高元松),从他的第一次讲话中,我就发现在他的语言深处,潜藏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善良。
果然,他首先询及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他说他已经从我的材料中得知了我原来是一个
青年作家,也知道我是夫妻双双折进大墙中来的——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双双被送劳改之
后,家里的一老一小是怎么生活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董与我谈话时的一个细节——在他听我叙述我的家庭情况时,竟然忘
我地递给了我一支烟,并扔给了我他用的火柴。起始,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当我说到最
动情的地方(比如:老母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去土城收容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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