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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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从哪儿来？”我对他的行动充满了好奇。
　　　　“既然是想去自由天地，当然是早有经济上的准备。我在衣缝里藏了一些钱，以备急
用。”他说，“当时我不敢在茶淀小站上车，而是到了远离这方水土的地方，登上火车的。
好在当时队长并没能及时发现我的逃跑，因而我得以很快到了广州。”
　　　　在我所接触的同类中，除了以死来抗议五七年反右的沈林澄（见《走向混沌》）和清华
来的学生陆浩清（后边将提及此君）之外，敢于以行动去寻找自由的，张志华是第一个。他
到了广州后，没有钱住旅馆，也不敢去住旅馆，便在火车站、正在兴建的空房或管道中夜
宿。在流浪者中间，他认识了一些从新疆来南方作生意的小贩，小贩们告诉他从广州往新疆
贩运打火机的火石，能赚些钱来维持生活——一个知识分子，由于受到过道德教育，是很难
变成“三只手”，以偷窃为生的。他按照维吾尔族兄弟们的提示，从此开始了贩运火石的勾
当。可以想象，这是一桩十分艰辛的工作，他第一次买了火石之后，身上已经没钱买车票
了，只好与那些新疆来的小贩们，靠扒火车去往新疆。从中国的东南边唾，到中国的大西
北，要斜穿整个的中国版图，其中之甘苦可想而知。
　　　　“好在我是从地狱中逃出来的魔鬼，什么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了，因而并没有大多的感伤
和刺激。但我的那些同行，都是合法的公民，只有我是个“黑五类”中的老五——并且是逃
出劳改农场的逃犯，一旦被发现，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张志华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我
们正在凤河河堤上栽种果树，同挖一个树坑，同栽一棵桃树。除了昔日乾隆皇帝留下的亭台
以外，我的其他同类们，都距离我们至少5米，因而没有人能听到我和他在说些什么，“还
算幸运，我历经了有半个多月的行程，终于到达了大沙漠中的喀什。一块小小的火石，不过
一毫米长，在广州二三分钱，到了那块地方，能卖到八九分钱。那玩艺体积又小，因而我头
一次贩运，就赚了好几百块。第二次……第三次……我就成了个富翁。其间，我给福建老
家，买过两块名牌手表，从广州寄了回去，剩下的钱，我想就在大西北安身立命了。”
　　　　张君这番谈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听天书般的神奇。我内心虽然十分敬佩他的勇
敢，并从他的无畏之中，窥视到了我的懦弱；但是在当时，我仍然不能深刻地认知他这种叛
离的思想意义。张君还告诉我，后来，因为在大饥饿中，从全国各地逃往新疆谋生的人大
多，新疆开始清查外来人口，他觉得生存中有了某种不安，不得不重新开始流浪生活。在他
开始浪迹生涯的前夕，发生了一件使我对张君肃然起敬，并永生难以忘怀的美丽故事——这
故事我一直铭记至今。现在我把志华那一段话，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伊犁的一个小旅馆里，想着我将来的出路时，有人轻轻叩门。我
打开屋门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低着头走了进来。
　　　　“‘你找我？’
　　　　“小姑娘欲言又止。
　　　　“‘我不认识你呀！’张志华说。
　　　　“那小姑娘把头低得挨近了胸脯，终于说明了她的来意：‘我……我是……来卖身
的。’
　　　　“我听出她的口音来了，她是个四川妹子。一场大饥饿，使得天府之国的不少女娃到这
儿来谋生。我在伊犁街头，已经见到过不少，但是不知道她们是以卖身求生的。维熙，我当
时是个独身男人，又从未尝过女人的滋味，在最初的那一霎间，我当真动了男人的情欲。可
是当我用手托起她的下巴时，我的心颤抖了——她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而且那沾满污垢的
小脸上，还残留着没有洗净的泪痕。我是个人，不是个两条腿的畜生，我这个落难者，怎么
能欺负一个落难到这儿的小女娃呢！
　　　　“她看我又坐回到炕沿上，便说：‘大哥，我求求你了。我啥子都晓得，我是第一次不
顾脸面，走到你这儿来的，你就帮帮我，破了我的身吧！你不干我，早早晚晚我也得走这条
路。，说着，这个小姑娘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把她搀扶了起来，给她拍拍身上的土，对这个小姑娘说道：‘我帮你，你可得听我
的。’
　　　　“‘我听。’
　　　　“‘按年岁讲，我可以当你的爸爸了。那桩事儿，你万万不能做！你要是真走这条路，
是自跳万丈深渊。将来大饥饿过去，你还怎么见人？这块地方，不是你的久留之地，怎么说
也得回你们四川，你要是真听我的话，我给你路费，你坐火车回家去，说不定你爸妈这个时
候，正眼巴巴地等着你回家呢！’
　　　　“小姑娘哭得像个泪人一般。这时她才说出她们一群女娃，是一块儿跑出来的。四川本
来是个大米粮川，但是在这饥年，饿死了不少的乡亲。于是她们听说新疆生活比哪儿都好，
就偷偷地扒上火车，到这大沙漠中来了——当她们感到中国在哪儿都不易谋生时，就想到邪
路上来了。
　　　　“维熙，我无力对那一群女娃有所帮助，但对这个与我有苦难缘分的小姑娘，还是不失
良知地把她送到火车站，给她打好了车票，并目送她离开新疆。临上车时，她哭着叫了我一
声‘干爸’，然后又说要跟我一块儿去受罪——哪怕是地狱也好。她说的都是孩子话，她连
老右是什么货色都不知道，她是一朵刚开花，就碰上了这倒霉的饥饿年代——她需要的是母
爱父爱，她需要的是学校，她需要的是书本。”
　　　　团河农场虽非天堂，但是我听到的却是一首天堂的安魂曲。张志华身为逃号，能够在极
度困顿的生活中，自控人性中之恶，张扬人性中之美，以地狱魔鬼的身份，演出一幕天堂里
的美神舞蹈，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后，他因没有一张合法的身份证明，不敢在新疆久留，便
开始了流浪生活。当他浪迹到上海时，曾去看望了林昭；后又浪迹到了杭州，在西子湖畔久
久踯躅。本来这只自由鸟，是不会折断翅膀的——当时吃饭需要粮票，而张志华的粮票，是
藏在用气门芯串成的裤腰带里（即把粮票卷成小纸卷，塞在气门芯的空间中）；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在当时粮票十分珍贵，它可以换取一切东西，而这种私下交易，又属于非法行
径。有一次张志华在以粮票兑换钱的时候，遇到一个便衣警察——于是他的厄运便开始了：
几经审查，他不得不交代他是一个逃号，茶淀农场派干部把他押回农场，又马上把张君转移
到老右集中的团河三畲庄来。这就是张志华飞出乌笼，又重返鸟笼的全部经过。
　　　　当时凤河的水已经结冰，但张君的这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使我心中的冰砣在春水
中解冻。我没有叛逆生活的勇气，但我非常崇敬知识分子中的这种类型——在我的认知中，
这种类型的同类，远比在垃圾堆上觅食的同类，魂魄里多了一种自我珍视的不屈精神。不知
是不是因为张君也钟情于文学，他曾流露出对才女林昭的倾心，上海当时是个管理非常严格
的城市，他居然敢溜进大上海，偷偷与自谋生活出路的才女林昭见了一面。我在听他向我陈
述他与林昭会面的心绪时，感受到他对她的真心倾慕。他说：他站在她的面前，感到自愧不
安。因为林昭对五七年反右以及大跃进连着的大饥饿，有着十分坚定的立场——他只是以流
浪达到苟且偷安的所谓自由；而林昭则在上海不断上书中央，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
前途的忧虑。事实证明了张君对林昭的洞察之深——到了“文革”年代，她因不断反对“文
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狱——这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优秀知识分子，最后咬破手指在囚
衣上写了个大大的红色“冤”字，被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拉到刑场执行了枪决。无畏的
英灵去了之后，残暴成性的刽子手，还去她家收取子弹费（80年代初，林昭冤案得以平反
后，在1980年12月11日，她昔日的北大同学以及一些社会贤达，在北京曾为她开了一个
别开生面的追悼会。会场上除了悬挂着许多挽联和寄自全国各地的悼文、唁函之外，特别引
人深思的有两件东西：一是林昭在狱中写的血诗；二是悬于她遗像之旁的一幅无字的对联。
其诗因太长在这里略去，但是那一幅无字对联，却使人无法忘却。其上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
大的惊叹号［！］，下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此对联真是无言胜有言，将永
远启迪后人去思索，去评说）。
　　　　当我还在北京日报当文艺组的编辑时，只是听说过林昭的名字，张志华在对我回叙他当
逃号生活的凤河河堤上，我的心中刻上了她的名字。她是早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其
对中国命运的执著关注，可以与“文革”中的张志新相提并论。当她己然是个无畏斗士的时
候，我们还是在笼子里等待着报晓的公鸡。

第6节　我的书与梦
　　　　　　　　张志华的归来，无疑是我们痴情梦幻的助燃剂。一个逃号全须全尾的回来，表明当时政
治上的宽松。偏偏在他归来不久，有一天，指导员董维森把我叫到队部办公室，通知我去场
部领取一件东西。我十分迷惑，因为劳改队成员的所有信件，都是寄到三畲庄——右派中队
里来，董维森何以要我到场部去取？
　　　　董说：“你过去写过书？”
　　　　我答：“是的。”
　　　　他说：“本来场部内勤是应当把那件东西送到中队来的，是一个大麻袋，里边都是
书。”
　　　　我认真地想了想，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给我邮寄书籍，而且又有一麻袋之多，一定
是张冠李戴弄错了。我当即向董指导员说明了我的想法。董说：“场部叫我去检查过了，就
是你的书。里边还有你一部什么……《黑土》的手稿，是北京日报派车送到农场的。我例行
的是检查的任务。”
　　　　我顿时明白了——在把我和张沪送进东城公安分局之后，《北京日报》保卫处曾对我的
家宅进行过大搜查，连一些与友人的往来信件，也全部被拿走审查。这是过去我母亲去茶淀
探视我时，对我讲起过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已然是身外之物，时隔两年多了，为什
么又把它退还给我；而且不退到我的家里，却送到这里来呢？
　　　　董看我神情发呆，对我说道：“我来劳改单位工作时间不算短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情况。我让你去看一下的目的，不是让你把书拿到这儿来；你过目一下，打个收条就行了。
至于那些书籍怎么处理，三畲庄也没有地方存放，我们的意见是先放在场部仓库里，你有什
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身子都掉进了井里，还要耳朵有什么用？我想了想，对董指导员
说：“我不用去看了，我在这儿打一张收条就行了。您看……”
　　　　董维森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取出纸笔。可是当我要签字时，他又制止了我。他说我所
在的原来单位，究竟在当时取走了我多少东西，他们并不清楚，他的意见还是我去过目一下
为好。我说：“不用去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押送走我们之后，他们才取走的；不要
说我不清楚，连我的母亲也不清楚——她是个来自农村、不识几个字的妇女。”
　　　　他点点头。
　　　　我签了字。
　　　　待我要折身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叫住了我，并指指一只木椅，叫我坐下。来劳改队之
后，我还没有与劳改干部平起平坐的历史。初进收容所时，我们沿墙根蹲着；在茶淀时我们
站着，即使是坐着，我们也是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但这次我还是很坦然地坐在了木椅上—
—人世间的许许多多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按着阶级划分，董是专政的一方，
而我则是被专政的另一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但我始终对他没有畏惧之感（包括对队长
高元松），从他的第一次讲话中，我就发现在他的语言深处，潜藏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善良。
果然，他首先询及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他说他已经从我的材料中得知了我原来是一个
青年作家，也知道我是夫妻双双折进大墙中来的——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双双被送劳改之
后，家里的一老一小是怎么生活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董与我谈话时的一个细节——在他听我叙述我的家庭情况时，竟然忘
我地递给了我一支烟，并扔给了我他用的火柴。起始，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当我说到最
动情的地方（比如：老母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去土城收容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