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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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儿女们。
我自知看护张沪的时间不会太长，一旦返回一担石沟就再没有笔耕时间，所以我在家里
拼命地写，然后到医院去打盹。大约有个把月的工夫，写满了3个大本本，估算一下约有
26万字的样子。其中，每张纸页上都有汗水浸湿的水圈斑痕。张沪病愈出院时，我的小说
已接近了收尾，我和张沪一起去向第六医院的孙院长致谢。哪知，迎面给泼来的是一盆冷
水，我们的心顿时结了冰。她板着面孔说：“说实话吧，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分
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
我俩呆呆地站在院长办公室，直到她下了逐客令。至今我还记得那令人尴尬的场景，我
俩进退维谷，完全不知所措。后来，我们从护士嘴里打听到孙院长是个老处女，只当她是性
格怪癖所致，依然写了一封感谢第六医院的信，掷进了信筒。
张沪因身体虚弱，继续留在报社劳动，我则乘坐公共汽车到门头沟，爬山过岭回到群峦
环抱的一担石沟。当时已是初秋时节，树叶在秋风中缓缓飘落，我的心也像树叶一样，坠落
在大山之谷。因为我归队后说了一句：“张沪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仅仅次于我死。”便说我
丧失立场，同情张沪自绝于人民的行为。那位“头人”组织老右开我的批判会。我在会上据
理力争，并把没有虚掷时间写了开垦北大荒长篇小说一事提了出来，我真是执愚到了极点，
殊不知右派分子没有笔耕的权利。那位“头人”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写出百万字的大部
头来，威胁党组织给你摘帽子！告诉你、那是白日做梦！”如果仅仅是口诛笔伐，那倒也无
所谓，只要给他两只耳朵就够了。但这位“头人”在后来，编写我们的“罪行材料”时，把
我写《第一片黑土）堂而皇之地写到了掷我进“大墙”的结论之中……
批判会开过不久，《北京日报》、北京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分社的右派就接到了开拔令。
我们离开了大山沟里的人造宫殿，离开了那矗立的大山和山涧中跳蹦着的潺潺溪水（历史到
了80年代，我和当年在此地付出血汗的同类王志诚、白祖成、钟鸿、李滨声、张敦礼、梁
湘汉……重访“一担石沟”，昔日挑水上山、背粪上山种下的桃树，都枯死了——“宫殿”
早已失色，溪水早已断流，它成了北京日报存纸的纸库）。当时，大跃进的谎祸之灾已绽露
端倪。鉴于情况严峻，我们这些劳动力被抽调回来，开垦一块农副业基地，以便编辑、记者
们的食堂少一点代食品，多一点口粮。
新的生活驿站名儿很怪——叫“四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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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门第走向混沌
第5节 “四路通”通向了“大墙”
这是一个村不村、镇不镇的地方，紧靠着永定门外的铁道，每日可见绿色钢铁长龙，吐
着团团白烟风驰而过。每次列车隆隆驶过，我都意识到自己是个在列车拐弯时被甩出车厢的
乘客。好在这儿离家近了，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过剩的忧愁，始终像影子一样追踪着我。使我心灵震撼最大的是梁沙军之死。记得
张沪躺在病榻上时，他曾去探望过她，并笑嘻嘻地对我说了好多宽心的话。张沪过了死亡的
三八线，他却叩打死神之门了。
他生性乐天，一不会去像王守清那样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会像张沪那样去服用过
量的安眠药。他追求生——但是他偏偏第一个离开了右派群体，不知是不是命运使然，他的
尸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恋过的八宝山人民公墓。
对于刚刚返城的我们来说，这无异于一颗炸弹。当时，正值1959年底，右派集中于报
社大楼，作年终改造总结，梁沙军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话题。之所以如此，还与沙军
的死因有关，因为他是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非命。我和张沪以及骆新民、赵筠秋等都心如
吞铅般的沉重。首先对沙军之死愤愤不平的是骆新民。他是留在报社内部劳动的，最了解他
死于非命的详情。他悲恸地告诉我们：沙军是被一辆小卧车撞死的。9月9日他下班从东单
骑自行车回家，当自行车运行到灯市东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见绿灯向左拐时，
迎面一辆小卧车闯过红灯急驶而来，梁沙军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出几米远，他的头沉重
地摔在了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阶上。
在我看来，梁沙军和王复羊在右派群体中，品质属于最纯的两个。在反右派斗争中，我
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这种品质上的霉斑绝对和他俩无缘。批判别人时他俩或缄默元
言，或称“不知其详难以发言”，决不讲什么违背天良的话以求自保。此时，这两个人一个
去了边塞，一个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简直难以言表。我妻子张沪尤为动容，她为粱沙军
的妻子晓英的处境而潸然泪落。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和赵筠秋、骆新民一块去梁家探望晓
英，沙军老母神情呆槁，银发散乱；而晓英嘴唇翕动，泣不成声。这个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
母和儿媳两人，本来晓英曾怀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儿因病流产，从此再没生养。望着这老母
和儿媳，我仰心碎；听晓英讲起梁沙军身亡后的善后处理，又使我们愤然不平。现将当时谈
话追记如下：
“沙军骑车违反了交通规则吗？”
“是汽车闯的红灯。”
“是什么单位的汽车？”
“说是公安局的。”
“怎么处理的？”
“一埋了事！”
“肇事司机呢？”
“没听说给什么处分。”
“难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
“说……是……说是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忿然说：“我去找报社领导！”
“你是什么人？”张沪说，“你和沙军身份一样。”
“难道右派就不是人？撞死一条狗也不能这么处理问题呀！”骆新民说，“这事情最好
由晓英本人出面，她是人民，有权利讲话。”
赵筠秋提议说：“草草一埋不行，要求按法律办事！”
“法律在哪儿？”张沪反问赵筠秋，“你犯了哪条法了？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难道不是吗？法律究竟在哪儿？我们泛泛地空议论一番，竟元一条良策献给晓英。最后
大家理智苏醒之后，觉得要求处理司机，等于白日说梦。因为惩处与不惩处司机，没有人通
知你，还是我记起来沙军在人民公墓观看墓碑时，曾开玩笑他说过，倘若他真的死了，要我
们为他集资修个石棺或水泥棺柩，让开车肇事撞死沙军的单位，给他弄个水泥棺柩，沙军在
九泉之下或许会安心些吧？我们把这一点告诉了晓英，晓英也认为可以带着这个最低要求，
去和报社商量。
我们等待着她的消息。我甚至认为肇事单位即使出于低标准的人道主义考虑，也会答应
下来的。因为这只要几袋水泥，几个工匠浇灌一下，并不需要多少成本。但是两天之后，晓
英慌慌张张地跑到老右的休息室，告诉我们说：“真糟！报社×××问我为什么早不提出这
个问题，偏偏现在才提出来。我……我……这个人不会讲话，说到听你们谈起沙军生前有这
个要求。×××顿时火了，说这是右派搬弄是非，还要找你们个别谈话哪！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几个顿时瞠目结舌。其中。尤其以骆新民最为惶恐，因为沙军死于非命的
详情是他对我们讲起的。第二天上午，×××出现在我们的总结会上，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
“川”字，脸板得如同一块石头，说：“在思想总结期间，还有那么几个反改造分子拨弄是
非。这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阶级感情问题，更是煽动梁沙军家属闹事的大问题。”
会场鸦雀元声，大家都被这种无限上纲而威慑住了。右派中的那位“头人”带头发言
说：“在我们这个改造集体中，确实有那么几个害群之马。这几个人不仅仅对梁沙军之死没
缝也要下蛆，对大跃进，对总路线……都有他们的反动看法，在这次年终总结会上，希望这
些人竹筒倒豆子，把这些都抖落出来，加以认识批判。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大家都沉默着。“头人”又没有明确地点名，没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对号入座。可是，坐
在长桌对面的骆新民，第一个红头涨脸地站起来说：“组织上及时地提醒我们，是对我们的
关怀。我在这里表示，一定深挖自己的思想，借年终总结的机会清洗自己的灵魂！”
老实说，我当时对骆新民的举动，并不感到意外，道理有二：一、在两年改造的生涯
中，骆新民每次学习会上都是抢先表态，但是一到会下，又是他第一个显示他的目光尖锐，
对社会现实生活评头品足。二、骆新民因向我们传达了沙军之死的经过，首当其冲地感到压
力，为此，他主动表态也是合乎常情的。在这里，暴露了我对知识分子弱点的完全无知，没
有全面地。历史地剖析人的习惯和水平。以骆新民来说，在反右斗争初期，他揭发过同一个
美术组的李滨声和王复羊；后来，又参与了对老实的美术编辑郑熹的批判斗争。当时能乘人
之危以自保的人，在压力面前就不能故伎重演吗？
昔日，我们一起在下庄大队改造时，王复羊曾对我谈起过骆新民的人品缺陷。但是，在
一起改造的日子，他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怪话”，总是比我们先说，并且语言
非常犀利。久而久之，王复羊和我都把他的人品劣迹给淡忘了。在年终总结会上，骆新民首
先“揭竿起义”，他写的关于沙军之死的检查中，拉上几个垫底的：王复羊、张沪、赵筠秋
和我皆在其中。
这个戏剧性的突变，是我（包括张沪和赵筠秋）的命运转折点。我们都作了长长的自我
检查并彼此“互相帮助”。从对反右斗争的“错误认识”谈起，一直深挖到对大跃进、总路
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反动观点”。还要从马、恩、列、斯的书中——更多的是从毛
泽东的著作中摘取词句，进行自我鞭挞。
张沪的思想检查，比我还要多一部分内容。即：批判妄图自绝于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自杀行为。她检查之后，右派中的那位“头人”点名要我首先批判，因为我是她的丈夫。
用语稍稍温和一些，就是“同情花岗岩”，就是“和张沪住在同一反革命营垒”。古典戏剧
中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发的典故。在那段思想总结的日子里，实比当年的伍子胥
过关，步履还要艰难。因为伍子胥只要闯过剑戟之林，骑马落荒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知
识分子整起知识分子来，那种不扒掉你一层皮不松手的劲儿，实在超过拦截伍子胥闯关的那
些蛮勇之夫。比如：那个右派“头人”，他明明是个投机分子，却总是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
卫道神色。以他的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何以会看不出大跃进中的种种反科学的盲动行为，但
他在总结中颂歌高唱。而管理我们右派改造工作的×××，十分爱听这种颂歌。另一方面，
这位“头人”却把对生活提出真诚看法的老右，在会上严加讨伐，用我们一个个被整倒的横
尸，垒成他一块块的垫脚石。他以此取宠取信于领导，而领导也有着爱听颂歌的时代病，所
以，我们那位“头人”获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实惠——从右派分子变成摘帽右派——所谓
的“人民”。
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头人”对同类手段是十分严酷的。斗争李滨声的凶相，前文已有
所披露。到了四路通农副业生产点之后，因其已是“鸡群之鹤”，身份上高于这些老右，因
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时，生产点养着刚从内蒙古弄回来的一匹劣马，由一名叫老温的退
伍海军干部饲养着。这匹马野性难驯、经常踢人，连昼夜给它喂草喂料的老温，也对这头牲
口畏惧三分。有一次，老温回家休假去了，这位“头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马，任务是套上
大平板车，去永定门附近的一个城豁口，拉拆下来的城墙砖。“生产点要砌猪圈，用这些砖
头垒猪圈墙。你要多装快跑！”他说。
“我摆弄不了这头牲口！”我老实地解释。
“知识分子就是要工农化。”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要从严从难要求自己。”
“赶马车是需要技术的，万一出点问题……”
“办事不能瞻前顾后的，叫你去你就该去。”
“我只是讲明理由。”我争辩着。
“这儿都是没摆弄过马车的人，你说该派谁去？�
